爱新觉罗·世铎（1843—1914年），清朝宗室，满洲正红旗人，礼烈亲王爱新觉罗·代善九世孙，爱新觉罗·全龄第三子，清末后党重要成员。

世铎生于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一日出生，全龄第三子，代善九世孙，道光三十年（1850）袭爵，为第十二代礼亲王，同治间授内大臣、宗人府右宗正、宗令。

1875年，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慈禧选择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嗣位，吏部主事吴可读以死进谏给同治帝立嗣，慈禧命礼亲王世铎召集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世铎随后以“公议”名义递上一折，认为：“吴可读所陈豫定大统，此窒碍不可行。我朝家法，不建储贰，……总之，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世铎秉承慈禧意旨，领衔会奏，认为将来继承光绪帝大宝的“元良”，自动成为同治帝的嗣子，否定了吴可读意见，为慈禧继续掌权铺路。此时世铎执掌“宗人府”，他等于以宗室代表身份为慈禧背书。

光绪十年（1884）三月十二日，慈禧发下朱谕，罢免恭亲王奕訢等全班军机大臣，史称甲申易枢。第二天，慈禧任命了新的军机处，命礼亲王世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稍后明确为领班。礼亲王世铎是懦弱无能之人，在王爵中“辈行”最高，慈禧、奕譞看中的这正是这一点。世铎在军机处领班，只是担任上传下达的任务，不是让他拿主意。这一届军机处实际负责人是光绪帝本生父醇亲王奕譞。奕譞不便直接领班军机处，原因之一是皇帝本生父不能太高调，另一个技术性的原因是：军机大臣每天早朝，都要跪着奏事，但按照礼法，父不能跪子。世铎谨慎平庸，恰恰适合作为奕譞遥控军机处的代理人。

新的军机处组成后，排第五位的军机大臣孙毓汶为醇亲王奕譞亲信，实际权力反而凌驾于礼亲王世铎之上。很多章奏都由孙毓汶送到醇王府请示后再作处理，造成孙毓汶权力膨胀。1890年，诗人樊增祥入京办事，写密信给张之洞汇报京中贿赂公行情况，说：“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洨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了不过问矣，时人以为得法。然近来政府仍推相王为政，大圣则左右赞襄之，其余唯诺而已。”信中用了很多隐语，写入京引见的地方官行贿军机大臣的金额，给孙毓汶（用“孙大圣”典故）六百，礼亲王世铎三百，许庚身（用《说文解字》作者许慎曾任洨长典故）二百，张之万（住在北池子）一百，额勒和布（“腰系战裙”）则一分钱也没有，说明此人在军机处不掌握权力。世铎以亲王领军机（“相王”），身价只及资浅军机大臣孙毓汶的一半。

光绪帝大婚后，按惯例即行“亲政”，即太后必须“归政”给皇帝。1886年，世铎上奏折请求慈禧继续“训政”。这个领班军机大臣，在任无所表现，唯一考虑的是尽力讨好慈禧。光绪十九年正月，世铎领衔军机处递上奏折，皇太后六旬万寿，请将徽号从十四字增加到十六个字，由内阁撰拟。结果，慈禧徽号变成“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字样。世铎作为朝中“首相”，只能做这种门面功夫。与此同时，整个国家在中法战争后，时时处在危机之中，不见这位领班军机大臣建一策进一言，以改善国家治理、应对列强侵略。

世铎跟继任的领班军机大臣荣禄有亲家关系，荣禄长女嫁给了世铎世子诚厚。光绪十七年（1891），曾国藩侄子曾纪渠授职广东惠潮嘉道台，是通过荣禄走世铎的门路，这是李鸿章给他哥哥两广总督李瀚章密信中披露的内情。

在波谲云诡的晚清政坛，世铎处于权力中心而深知能力不足，经常采取请病假的办法来避免卷入漩涡，最终无惊无险。戊戌年二月初四日，“礼亲王世铎奏，假期届满病仍未痊，恳恩赏假并请派员署缺一折。礼亲王著赏假一个月安心调理。宗人府宗令著恭亲王署理，正黄旗满洲都统著奕劻署理”。宗人府府令，相当于爱新觉罗家族的“族长”，管理宗室内部事务，地位崇高。恭亲王被罢黜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在群臣呼吁下重回军机处，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去世。十四日，光绪帝上谕：“现在时事方殷，礼亲王世铎著俟病体稍痊即行销假，不必拘定假期。”光绪帝催世铎销假，是因为恭亲王去世后，军机处缺人领班。《翁同龢日记》对此评论道：“按恭邸既歾，礼可销假矣。”一语道破，世铎请病假纯粹为恭亲王让路。

义和团事起，军机处大权实际被端亲王载漪、大学士刚毅等人所掌握，世铎明白不管如何表态都有风险，缄默不语。1900年夏八军联军攻入北京前夕，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西狩”，世铎没有加入到逃难队伍中。稍后，上谕催促世铎等“迅赴行在”，世铎没有遵命。世铎估计是习惯了北京的舒适生活，不愿作艰苦长途跋涉。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初三日，上谕“礼亲王世铎著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仍补授御前大臣”。《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需要懂外事的军机大臣，军机处先后由荣禄、庆亲王奕劻领班，以便应付西方列强的需索，启动新政改革。世铎知识有限、不通外情，慈禧从此不再重用。

宣统三年（1911年），任皇族内阁弼德院顾问大臣。民国三年（1914年）去世，谥号恪。

沃丘仲子（费行简）言世铎“接人谦穆，终身无疾言厉色，对内侍尤恭谨。李莲英向之屈膝，亦屈膝报之，诸王以敌体待诸阉，前此所未有”。

野史记载，世铎对世界各国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某年，其子侄辈某游历欧洲归国，世铎问道：“洋鬼子国家亦下雪否？”子侄皆掩口而笑，答道：“中外同一天地，风霜雨雪一也。”这个游历欧洲的“子侄辈”，应是世铎外甥承伯纯。1887年，承伯纯以“吏部候补笔帖式”随状元洪钧出使欧洲，为驻德公使馆随员，1890年与外交官张德彝一起回国。适诗人黄遵宪赴欧，赠诗《送承伯纯吏部东归》。

据学者姜鸣的研究，世铎在戊戌政变中曾扮演关键角色。政变发生后，慈禧召荣禄入京，明旨命袁世凯“护理”直隶总督。直隶总督负责拱卫京师，手中握有指挥北洋各军大权，袁世凯必定是第一时间“告密”才能得到太后的高度信任。“护理”是清代制度，指下级官员暂时代理某项高级职务。袁世凯在谭嗣同来访后第一时间“告密”，对象是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戊戌年七月底，正在小站练兵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奉召晋京陛见。八月初一日凌晨光绪帝召见，退朝后即命袁世凯“开缺以侍郎候补”，开去的是直隶按察使的底缺。袁“午后谒礼邸不遇”，他第一个想谒见的是礼亲王世铎，只是未能见到。八月初三晚，康有为指示谭嗣同登门拜访，游说袁世凯带领所部兵力进京，包围颐和园，禁锢皇太后，此即“围园锢后”密谋。传统的说法，都认为袁世凯八月五日回到天津才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此说比较迂腐。康有为、谭嗣同的计划几近谋反，袁世凯若无心配合执行这一计划，应在最短时间内向京中高层紧急汇报，而不是回天津后再行动。

姜鸣注意到，盛宣怀档案中有一份《虎坊摭闻》，为京中消息灵通人士给盛宣怀提供的情报。情报称：“袁谢恩后，使密告礼王而行，故再得护理（直督）之命。”袁世凯谢恩在八月初二日，谭嗣同见袁世凯在八月初三日晚，袁世凯八月初五日早晨请训（陛见官员离京前请皇上训诲），请训后即乘坐火车离京赴天津，最合适的“告密”时间应在八月初三日深夜或八月初四日，对象是礼亲王世铎。

世铎既是领班军机大臣，又是荣禄儿女亲家，两人都依靠太后的权力飞黄腾达，袁世凯小站练兵，最主要的支持者正是荣禄。袁世凯在北京，要找能直接向太后汇报的高层，世铎是不二人选。作为铁帽子王，世铎有随时“叫起”的资格。所谓“叫起”是清朝宫廷术语，指亲王主动求见皇帝或太后，“叫起”不是召见，而是亲王求见，有“叫起”资格的只限于亲王。这才能合理解释，为何袁世凯到天津后，太后电召荣禄入京，会安排袁世凯护理直隶总督。

此前，学者猜测袁世凯的“告密”对象是庆郡王奕劻，这个可能性比较低。庆王奕劻实际上是荣禄的竞争对手。礼亲王世铎则不同，他与荣禄是儿女亲家，袁世凯选择向世铎“告密”，应该也是考虑到礼王与荣禄这层特殊关系。姜鸣认为，《虎坊摭闻》“揭开了告密的真实路径”。袁世凯起家主要依靠荣禄提携，荣禄死后才投靠奕劻。

《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六·列传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