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毕业于北平
东北大学。1939年后历任重庆东北救亡总会《反攻》半月刊和《文学月报》编委,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对外文委亚非拉文化研究所非洲组副组长,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史论丛》主编、编审。
编译《苏联诗选》、《吉洪诺夫诗选》、《希克梅特诗选》、《马雅可夫斯基选集》(2卷)、《伊凡·弗兰科诗文选》、《托康巴耶夫诗集》、《
世界抒情诗选》、《苏联女诗人抒情诗选》、《苏联当代诗选》、《
普希金抒情诗选》、《
普希金抒情诗全集》(均合译),编辑《潮头诗草》、《“
一二·九”诗选》(合作)等。
1938年6月,丘琴到了武汉,向“
东北救亡总会”汇报随东北军第五十一军进行徐州大突围的情况。听取汇报的“东总”领导人中,除于毅夫、刘澜波外,还有
于炳然。
1939年9月,丘琴从晋东南战地归来,到了重庆,于毅夫就把丘琴留下了。丘琴的任务是编辑“东总”机关刊物《反攻》半月刊。那时,会址在通远门领事巷十四号,隔壁是英国大使馆。于炳然和丘琴都住在会内楼上,两室之间有门可通,室外的走廊又相连。
1940年7月,丘琴的妻子付彬在西安被捕,消息很快便传到了重庆。丘琴因毫无思想准备,受到这样大的刺激,突然病倒,每天只是昏睡。炳然把丘琴送到南温泉去疗养,并让丘琴的妹妹邓爽和她的同学刘玉佩,还有郭仁陪伴,护理。
1949年南京解放之初,丘琴夫妇正在那里,处境很困难;却不知道炳然恰在那里。丘琴和一些知识分子一同写了《庆祝南京解放宣言》,幸运的是正巧被炳然看到了。他立即派警卫员带着他的短信找到丘琴,让丘琴夫妇“见条速来”。见了面,不用丘琴详细叙述别后的经历,就让丘琴们换上了军装,在公安局工作。他说:“组织了解你们的情况,组织相信你们。”炳然代表组织讲的这句话,让丘琴夫妇感到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