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年间，宣汉县一武生因不满地方官吏不按政府规定任意加收税赋而上京告状，后康熙皇帝亲自批示：“许每两银子折合一千四百文，永著为令，立碑铭之”，并在东乡县衙门口将此批示铸铁碑让百姓监督地方官吏按此施行不得任意加征。但是，至清嘉庆年间为了镇压白莲教大起义而扩充军费，地方贪官污吏并在征收正税的同时任意巧立名目中饱私囊。百姓们又正值水旱灾害，民不聊生，饿殍遍地，怨声载道。

事件经过

1872年8月，袁廷蛟为众人出头同舅父李经良一起上京告状，然而误投到北京步军统领衙门，被押送成都训办。四川提督吴棠不问青红皂白竟给李、袁二人扣上“违例上控”的罪名，将李经良杖责一百大板，戴枷示众一月，袁廷蛟减一等，杖责九十，戴枷示众二十五天，交由地方官发落。

第一次告状失败，袁廷蛟受此侮辱非但斗志不减，反而更加坚定了决心，等待时机，定要为人民伸冤诉屈。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五月十九日，他率乡民七、八百人高举“粮清民安”大旗驻扎东乡县城河南岸观音岩向县令提出减粮税、算粮账。不数日附近乡民徐徐响应逐步增至二三千人，沸沸扬扬，声势浩大。

本来袁廷蛟为要求地方官员当众算清粮账，减免不按朝廷规定数额任意加征的部份，这个行动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并不是借机造反。然而县令孙定杨却火急禀告上司请兵说成是乡民聚众闹事。绥定知府易荫芝，于是亲自带兵来到东乡。

易荫芝到东乡见到民怨沸腾，群情激愤，恐操之过急，激起民变乃密谋用计诱捕袁廷蛟等农民领袖。于是派人与袁协商许愿明年（公元1876年）按袁的要求，以钱二千五百文完粮一两，然后叫民众派代表赴绥定府核算历年粮账。

经大家协商，袁廷蛟派邓洪熙等八名代表到绥定府对质算账。但到知府后代表遭扣押，官府以此要挟；袁廷蛟得此消息后带乡民数千人到知府衙门，要求释放八名代表。

知府易荫芝害怕民众激而生变，被迫暂时释放八名代表。袁廷蛟率领乡民继续驻扎观音岩不达算清粮税目的，绝不收兵；东乡知县孙定杨再次扩大事实上报东乡袁廷蛟聚众谋反，这样一来绥定知府易荫芝派兵到东乡，并上报到成都请兵，四川总督文恪以东乡为白莲教首义之区，称东乡是不服王代的“盗匪渊薮”，决定派兵镇压以避免“白莲教”式的农民起义又一次在东乡爆发，于是命提督李有恒带兵四千五百到东乡驻剿，起初总兵谢思友到东乡后尚能调查实情并未擅自剿杀，并将实际情况向李有恒反映，然而想用百姓鲜血染红其顶子的李有恒拒不采纳，于是比较廉正的谢思友和川北游击金德成各率所部离开东乡回归原处。

1876年三月初三，驻官渡场李部前营官兵，估取食物又逼奸赵姓妇人，捕去王英祥，杀死其岳父郭某，数百乡民会聚场后大梁子要求释放王英祥。下午，清军抄袭，人群逃散。当晚，清兵烧毁高磴子、王家坪、廖家山等处民房数十间。于是，乡民纷纷扎洞扎寨以图自保。李有恒、雷玉春以搜索袁廷蛟为名，率数千武装兵勇，在普光、黄金、厂溪、官渡、虾耙口、南坝场等乡数十洞寨，“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妇、老幼而尽杀之”，“举无数无辜之老弱妇孺而屠戮之”，至四月十七日，烧毁民房千余间，杀戮一千数百余名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孺，血流中河，染红一江清水，史称“东乡血案”。

清军开剿的当晚，袁廷蛟及其子袁能柏一同从清兵的天罗地网中舍命而逃，几经周折到达北京，在达县籍时任浙江、广东、广西监察御史的吴镇支持下，由吴镇向朝廷奏报“东乡血案”真象。

光绪帝降旨“令文恪一并查奏”，代理四川总督文恪却极力为李有恒辩护，奏称袁廷蛟煽动乡民叛逆朝廷与清兵对抗……文恪奏折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朝廷下旨将绥定知府易荫芝降职，将袁廷蛟从北京押回四川，总督李翰章（李鸿章之兄）和文恪共理此案。由于“东乡血案”震动全国影响极大，一些正直的京官，如：吴镇、李廷萧等接连上奏朝廷指出文恪的奏疏疑点甚多，矛盾百出。李廷萧等奏章逻辑严密，论证清晰，颇有说服力，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为之心动。

狡猾的文恪在奏疏中却把错杀东乡人民的责任推在原总督吴棠的身上，妄想以吴棠与慈禧之间的关系为提督李有恒开脱罪责。文恪惴知慈禧太后势必袒护吴棠，则自己亦必受护屡在奏章上持吴棠有“非示以兵威无以资震抚”之说，想以吴棠这个死人为自己代过。

事隔一年，即光绪2年（1876）秋，朝廷调湖广总督李翰章督川，尚未办好交接手续，光绪三年（1877）正月清廷忽又调李翰章回湖广任上，文恪调离四川任山东巡抚，原山东巡抚丁宝祯改调任四川总督。

原来是文恪重金贿赂太后身边亲信活动与丁宝祯对调以使双方都在新的任所为各自的原任的弊端进行互相回避。丁宝祯督川后对“东乡血案”基本上维持文恪观点而上报朝廷。慈禧以“此案重大，人命攸关，朕亦何敢专之，其下部议，仰六部九卿道员各公同审查，以昭平允，而成信谳。”

但各有关衙门官员大多数不敢赞同丁宝祯观点，不予在有关文字上画押，而且满朝文武对“东乡血案”议论纷纷，轰动朝野。于是，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李翰章女婿）等官员奏请再次复查，慈禧又命两江总督李宗羲前往东乡私查暗访。

李宗羲，开县人，素有清名，因阻慈禧不顾国力修造圆明园未获采纳而托病在家养病。因谏对“东乡血案”早有所闻，接旨后立即派次子悄悄入东乡暗访。次子在县城文昌宫与王道士结识，王将“东乡血案”真象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李宗羲次子回开县禀告了父亲。

光绪四年（1878）四月李宗羲带随从一名借到东乡黄金口省亲为名继续复查此案，掌握了确凿证据认定“东乡血案”确系全国特大冤案。但此案若揭露必得罪一批权势显赫的大员。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正直的清官--两江总督李宗羲终于下定决心不顾丢官杀头的危险，冒着炎炎烈日将调查到的实情秉笔直书奏达朝廷。

慈禧准奏以“丁宝祯轻纵案犯，降为四品顶子，仍署四川总督以观后效。”

然已经收监待罪的四川提督李有恒之母到北京，为李有恒喊冤，诬指李宗羲与袁廷蛟等有亲谊关系，其子收受袁党贿赂……等，妄图混淆视听。清廷又令四川将军恒训、四川总督丁宝祯复查据奏。

当此玄黄未定，密云不雨的时刻，慈禧又接四川学政张之洞奏称绥定府所属全体考生（秀才）在试卷上书诉“东乡血案”真象与李宗羲所奏冤情相符，奏请朝廷早日平反惩办元凶，经平民愤。五个月后，光绪五年（1879）十月初十，慈禧太后命刑部将此案平反昭雪，判决中，“袁廷蛟引贼劫掠，罪犯应斩；惟衅起闹粮仇斗，并非叛逆，众寨民自非叛党”；并将参与的大员发配苦役或充军边疆。

同时还对文恪、丁宝祯等大员均有惩罚。丁宝祯恐袁廷蛟翻供或拖延遭赦减等，遂于光绪五年十一月在成都狱中暗杀袁廷蛟并毒死其子袁能柏达到杀人灭口，挖根断苗的目的。

“东乡血案”历时数载，历经磨难，虽经平反，然而其农民领袖仍被斩杀。可见其封建统治阶级对袁廷蛟是多么可怕，他们怕东乡再出现“白莲教起义”，推翻他们的封建统治，提到“东乡”，清政府就心有余悸，所以对这位敢于为民出头的代表人物袁廷蛟下此毒手。袁廷蛟为大多数人民牺牲了，但是他们这种反抗封建统治的精神却在人民心中留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