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从春秋晚期开始，中国东周墓葬进入了铁器时代。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开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这种变化在墓葬制度上也有所反映。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许多统治阶级的墓在地面上筑有坟丘。坟丘一般用夯土筑成，有的呈方锥状，有的形状欠明，现存最高的达十余米。河北省和河南省辉县，在墓室的地面上建“享堂”，则应看作是继承商代以来的旧制。

在战国时代，墓室仍然保持商、西周以来的形制，有的大墓甚至还保留着

腰坑。有些国君和大贵族的陵墓，如上述平山中山王墓、辉县魏王墓和邯郸赵国贵族墓，都在墓室的两面设墓道，与商、西周的中字形墓相似。有些国君的墓，如安徽省，则和许多贵族的墓相同，仅有一个墓道或没有墓道。湖北省随州，开凿在丘陵的岩石中，规模甚大，但没有墓道，而且墓室的形状不规整，是罕见的特例。诸侯、贵族的大墓，仍流行附设车马坑。中山王墓的附近除车马坑以外，还有船坑，坑内埋船。这时的大墓，往往在墓室内积石以加固，积炭以御湿。辉县的魏王墓，则在墓圹内大量屯沙以防盗。在南方的楚地，流行用一种白色或灰色的粘土填在棺椁的周围，以保尸体和随葬品不朽。棺椁仍然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诸侯、贵族的大墓，用多重棺椁。随州曾侯乙墓椁室庞大,分隔为4个部分，双重木棺都髹漆施彩绘，十分精致。

由于生产的发展，

好的保存，有可能是因为这一墓葬采取了独特的棺木葬法。这些棺木造型各异，加工讲究，部分棺表还有髹漆现象。它们多由完整的楠木对半剖开后剜成，下葬时用篾绳捆绑，之后裹以数层竹席，分三个小区分别埋葬。每个小区都有白膏泥封裹，白膏泥上有黄土层加固，黄土层经火烤，坚硬致密，防水防潮，十分少见。这也使棺木历经漫长的2500年，仍保持了一个有利于尸体保护的小环境。

手工业的发达，贵族墓内的随葬物，在种类、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达到空前的水平。当时漆器的制作已很精美，它们在随葬品中的比重显著增加。但是，礼器和乐器仍然被统治阶级看作是最重要的随葬品。例如：曾侯乙墓有编钟一架，共64件(东周)，编磬一架，共32件，显示了诸侯行礼作乐的大排场。青铜礼器中，有“升鼎”一组共9件；一组共8件,正符合墓主的国君身份。下层贵族和上层庶民，多在墓中用仿青铜礼器的陶“礼器”随葬。在各地发掘的大量战国小型墓里，随葬品甚少，却都有着一组仿铜的陶器，如鼎、豆、壶之类。只有渭河流域的秦墓是例外，墓中的陶器是鬲、盒、罐、瓮等日用品，而不是礼器，这可能是由于秦受礼制的影响少，有它自己的葬俗。 在关中和中原地区的战国晚期小型墓中，出现了横穴式的土洞墓室，也有用一种体积庞大的空心砖筑椁室以代替木椁的。这种横穴式墓和空心砖墓在当时还很不普遍，但它们的出现意味着商周以来的传统墓制发生了变化。人殉在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的一些大墓里仍然存在，但总的说来，在战国时代，确比商代、西周少见了。用木俑和陶俑随葬的风俗已盛，这可以看作是人殉的替代。从商、西周以来，墓主的尸体多是仰身直肢。到了战国时代,除了南方的楚国以外,黄河流域的秦、韩、魏、赵、燕等国都程度不同地流行屈肢葬。特别是西方的秦国，屈肢葬墓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墓中尸体侧身而卧,四肢蜷曲。这可能是受黄河上游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一种特殊葬俗的影响。

初步认为是由于棺木空间狭小，而且棺木的密闭性能好，阻止了腐败菌的繁殖，墓主的大脑组织才得以保存。另外，墓葬的地势较高，比较干燥，墓葬的密封性较好，也是墓主大脑组织保存下来的原因。

此次多位专家受国家文物局委派，将对靖安东周墓葬进行多方面的保护和研究。除现场保护外，将综合多学科的研究，对出土人骨进行性别和年龄的鉴定；同时，将通过对古代人骨的观察和测量，进行体质人类学分析，可确认这些墓主人群是土著还是移民等特点。专家还将对这些人骨开展人骨病理学研究，了解并分析其死因信息，确认这一墓葬群的性质。另外，专家还将提取这些骨骼中的微量元素和稳定同位素，分析这些人群的食谱，进而分析这一人群的古代经济生活方式。

专家介绍，还将通过目前世界考古最前沿领域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把从骨髓中的DNA提取出来分析，以解决这些棺木的死者在遗传学上有无联系，以及族群的属性，甚至还可以将这些DNA与其他古代居民的DNA进行比对，解决族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