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演出经纪人是最早加入演出市场的人，但是却被称为“
穴头”，甚至是“
掮客”。他们在市场沉浮十几年，有了车子、房子、票子，就是没有一张演出经营许可证。随着市场的逐步发展，个体演出经纪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需要市场“准入证”。
潜在发展时期
早期发展
由于个体演出经纪人没有“合法地位”，没有规章制约，他们的致富过程也存在不少“违规操作”的问题，例如封闭的“暗箱操作”“漫天要价”，导致演出成本提高，票价高居不下。不少个体经纪人挂靠在剧场或演出公司的项目部，和剧场签约包场、和乐团签约演出，然后推票，赚了钱，剧场、乐团付税，而中间的逃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反正有剧场、乐团给兜着呢。一些地区的农村演出市场也由个体演出经纪人控制着，他们是当地的“戏霸”。演出台口不经过他们合同就签不成。他们实行“强权代理”，和当地的“村官”（或会首）们串通一气，克扣剧团。戏演完后，“村官”只和这些“戏霸”结账，由 “戏霸”付给剧团演出费。有些剧团甚至连这些所谓经纪人以本团的名义与村官所定的合同都见不到，剧团所得演出费有时不及合同金额的一半，但为了挣口饭吃，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些“掮客”们只认钱，谁给的钱多就给谁演，任意毁约，演东家、甩西家，或者用不正当的手段挤走已签约的团体取而代之，或者弃剧团不顾一走了之，甚至用金钱收买腐蚀演出市场管理人员。
市场混乱
一直以来，文化管理部门对个体演出经纪的管理处于空白和失控状态。这种空白一方面被利用来违规操作、扰乱市场；另一方面又限制了一些有能力推动市场的个体经纪人的进一步发展。
不少活跃的个体演出经纪人是从国有演出中介机构跳出来的，他们不愿意在旧体制下干活——那种庞大的行政体系让他们“窒息”，层层报批似乎限制了他们的手脚，尽管“跳”出来以后没有个正式的名份，但他们还是愿意选择自由。他们有的成立文化传播（推广）公司，但其实还是单枪匹马；没有正式的办公地点，在酒店里租个房间就成；他们或者通过关系从文化局弄个演出证，或者挂靠在某个“国”字头的演出公司名下，或者直接用剧团的演出证。
他们了解市场的需求，也有不少好创意，也经营过国外的大项目。可是首先面临的是“信任度”的问题。你一个人，要是跑了，找谁去？再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所以剧团、剧场对找上门来的个体演出经纪总是很小心，先付钱，有的连合同都不愿签。操作过程中，必须步步小心、处处留意，因为合作方在盯着你呢。一些好项目他们有能力也接不下来，就是因为没有合法地位。
由于个体演出经纪人没有演出证，不仅造成了市场上一些资金的无谓流失，也导致“卖批文”现象屡禁不绝，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国有演出公司靠“卖批文”每年也可挣不少，又何必自己做演出，又累又担风险。在刚刚结束的第七届全国演出经营管理理论研讨会上，个体演出经纪人的话题又一次被提起。随着演出市场的逐步发展，对演出经纪人的承认与认证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有的个体经纪人建议文化管理部门每年对个体演出经纪人的资质进行论证，通过经营业绩、考试等方式考核，合格者能持有演出经纪的上岗资格证，并像演出中介机构一样进行分类管理。上海演出家协会则建议成立演出经纪人事务所，这样在业务上可以与国有演出经营机构开展竞争，活跃演出市场；事务所的成立也有利于规范中介服务，并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WTO之后的中国文化市场，机制和格局都将焕然一新。中介机构将拥有无穷商机，但前提是国营、民营、个体中介机构必须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竞争对三方都是有效的激活，也是抓住机遇的办法。
合法化
新政策
2005年9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新修订的《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营业性演出经营主体的设立
第十条
以从事营业性演出为职业的个体演员（以下简称个体演员）和以从事营业性演出的居间、代理活动为职业的个体演出经纪人（以下简称个体演出经纪人），应当依法到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个体演员、个体演出经纪人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20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备案。
营业性演出规范
第十三条
文艺表演团体、个体演员可以自行举办营业性演出，也可以参加营业性组台演出。
营业性组台演出应当由
演出经纪机构举办；但是，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可以在本单位经营的场所内举办营业性组台演出。
演出经纪机构可以从事营业性演出的居间、代理、行纪活动；个体演出经纪人只能从事营业性演出的居间、代理活动。
代表人物
曹方振，一直关注研究经纪人职业，2005年9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新修订的《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在法律上认可了个体演出经纪人的存在并对他们给予法律上的保护和支持。
曹方振适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2005年9月创办了北京艺星方德文化发展中心，于2005年10月11日上午到北京朝阳区文化委员会审批窗口正式申请个体
演出经纪人注册备案，成为了国内众多非法律承认的个体演出经纪人中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承担起了一个演出经纪领域拓荒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