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二十个兵团之一，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团方阵中建制存在时间最短的一个，才3个月，兵团部就奉命改建空军领导机关。更为特殊的是，这个兵团所属的3个军历经沧桑，竟都完整保留。可谓天上地下，各建奇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兵团前身为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后编为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分。

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对于野战军下辖兵团，给东北的次序是第12至17兵团。当时辽沈战役接近尾声，平津战役即将展开，东北野战军战事繁忙，无暇整编，当时仅有已编好的第1、2兵团（无建制隶属部队）在1948年12月改番号为第12、13兵团，其余兵团尚未编成。

1949年1月底平津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自2月起开始休整。此间除2月下旬萧劲光带12兵团部和第40军、43军等部奉命先遣南下外，其余各军仍布置在平、津地区休整。为之后南下作战需要和落实中央统一部队番号的规定，林彪、罗荣桓开始考虑四野的12个军（第38军至第49军）如何编组为4个兵团及各兵团领导班子配备。

1949年4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以东北军区所属热河整训司令部为基础组成第14兵团领导机构。刘亚楼任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委员，黄永胜任第一副司令员，刘震任第二副司令员，吴法宪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9、第41、第42军。4～5月，第42军在第13兵团指挥下参加安新战役后，1个师位于洛阳地区机动，3个师转至豫西和豫东南地区剿匪；兵团部率第39、第41军随野战军主力由平津地区南下进军中南，6月抵汉口地区。7月，第39军调归第13兵团指挥，参加宜沙战役。8月，奉中央军委命令，刘亚楼率兵团部2600余人赴北平（今北京），与中央军委航空局合并，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第39军转隶第13兵团建制，第41军转隶第12兵团建制，第42军直属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番号撤销。

1949年4月上旬，四野大军开始陆续南下进军。5月1日，各部南下途中，北平第四野战军命令（战字第34号）：“成立4个兵团部（原有12、13兵团部，新成立14、15兵团部），每个兵团辖3个军，兵团一级之主要干部配备予以公布。”

其中，第14兵团下辖第39、41、42军（6月21日，正式划入14兵团建制），任命刘亚楼为司令员，莫文骅为政治委员，黄永胜为第一副司令员，刘震为第二副司令员（兼39军军长），吴法宪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5月4日，又发布战字第39号命令：决以热河整训司令部为基础，组成14兵团指挥机构。

1949年3月时，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已解放，仅余豫北安阳（守敌1.4万人）和新乡（守敌2万人）。这两座城是平汉铁路必经之地，特别是安阳，还是豫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其守军城防比较坚固，火力组织甚为严密。

1949年3月27日，第14兵团42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刘兴元在北平参加四野前委会议，接受了中央军委命其攻打安阳，掩护主力部队南下的任务。四野首长强调，地头蛇、父子兵和惯匪最难打，部队一定要扎实做好攻坚准备。42军成军较晚，以前也参加过攻打鞍山、辽阳、营口等攻坚战斗，具有一定的攻坚作战经验。但在攻坚能力上与主力部队相比还有一些差距。

4月1日，42军部队从河北涿县出发，14日进至冀南磁县、成安一带待命，此地距安阳还有60公里。军长吴瑞林同4位师长研究确定了“大包围、小突击”的作战方案，决定采取远距离奔袭作战的战术，防敌突围，争取将安阳外围之敌歼灭一部或大部。4月16日15时，各师开始行动。125、126、155师都顺利完成了任务，形成了对安阳的合围，但124师负责的对安阳城西北面的包围中，371团攻打广益纱厂、高楼庄等处之敌时，因轻敌不讲战术侦察，盲目冒进，遭敌反击致使部队混乱，损失200余人。

4月18日起，42军以“四面攻击、各个歼敌、逐步压缩、逼近城墙”的作战方针，为攻城作战扫清障碍，控制有利阵地。124师未吸取教训，再次攻击广益纱厂、高楼庄仍未成功，又伤亡数百人，严重影响了作战进程，军首长大为恼火，令其暂时停止外围作战，深刻检讨。至4月22日，第42军官兵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猛烈攻击，快速推进，安阳外围据点基本被夺取，各师逼近城墙和四关。27日，42军再接再厉，向四关发起进攻，彻底肃清外围之敌。124师371团第三次攻打高楼庄，终于克敌。安阳城东、西、北关全部为我控制，围城部队全线逼近护城河。

从4月28日起，42军各师、团一方面对守敌发起政治攻势，一方面集中人力、工具，在有组织的火力掩护下，昼夜不停地进行较大规模的土工作业，并准备各种炮弹1.5万发，各种枪弹80万发，黄色炸药10吨，各种工具4万多件。

124师和125师各加强一个炮兵团，担任主攻，由城西面并肩突破；126师担任助攻，由北门附近突破；155师及友军部队布于东关至南关地区担任佯攻，伺机登城并堵击突围之敌。

5月5日18时，部队集中炮火开始轰击，城上城下硝烟弥漫、一片火海。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跨过护城河展开清除城外火力战斗，为工兵爆破、突击队登城扫清障碍。125师进攻非常有章法，至午夜将400公斤炸药装填进城墙根下构筑的药室。而124师此时又犯了麻痹轻敌的错误，该师因集中掌握了较多的火炮（60余门），以为靠火炮就可打开口子，不需要麻烦而危险的炸药爆破，于是就猛烈轰击城墙，发起强攻，遭敌猛烈反击，迟迟不能完成埋设炸药任务。

打开殷都大门的是126师，5月6日凌晨2时，该师就已运送了1250公斤炸药，因突击队距离城墙根太近，炸药量太大，恐伤及自己，于是42军又命该师撤回一些，在15名官兵搬运炸药时，一名战士不慎将炸药碰响。只听震天撼地一声巨响，随着冲天的滚滚浓烟，城墙被撕开一个上宽23米，下宽9米，斜坡为55度的大豁口。15名勇士的生命和鲜血，打开了殷都古城的大门，此时是5月6日5时15分。突击队376团2营4连闻爆炸声一跃而起，呐喊着向大豁口扑去。抢占突破口后，猛烈地向两翼发展，用冲锋枪、手榴弹等粉碎了守军的疯狂反扑，一举攻入城内。

吴瑞林见突破口已被炸开，立即发出了总攻的信号。霎时间，安阳城内、外炮声隆隆，火光闪闪，杀声震天。125师于5时45分经爆破突入城内，124师也于6时入城。安阳守军全面溃乱，解放军乘胜展开纵深战斗，经两个多小时激战，5月6日8时，全歼了城内守军。

安阳被攻破，震撼了新乡，守敌已无力孤军奋战，遂宣布投降并接受和平改编。从此，整个华北彻底解放，拔除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孤立据点，打通了平汉铁路，扫除了四野南下进军的两大障碍。

1949年4月中、下旬，41军和39军分从北平和大兴地区出发南下，一路红旗招展，歌声嘹亮，蜿蜒数十里，浩浩荡荡。此时，刘亚楼和莫文骅正在天津着手组建14兵团部。5月上旬，刘亚楼因处理原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些移交工作和为14兵团部“招兵买马”暂留北平，莫文骅和吴法宪带领兵团机关从天津出发，沿平汉铁路向南进军，追撵已进至豫南的39军和进至豫北的41军、42军。

6月初，42军过黄河后奉命留在河南，军部及125、126、155师进到豫西和豫东南地区剿匪，124师则因安阳战役损失较大，教训深刻，在洛阳整训。39军和41军均已到达汉水北岸之云梦、安陆、应山一带集结待命，莫文骅带兵团部也赶了上来。

7月初，四野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14兵团部带41军从汉口渡江进入武汉，41军向南继续前进，沿粤汉铁路追击敌人。39军向西追击，于7月底抵达沙市，前卫115师渡过长江，进至石门、澧县。8月5日，向南的41军进抵长沙以北的金井地区。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作出了“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判断，同时认为今后最大的军事行动就是解放台湾，而渡海作战的关键在于空军和海军。于是，在1949年1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成立人民空军提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

1949年3月，知人善任的毛泽东从将星闪耀的我军将领中筛选出了第四野战军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除了看中刘亚楼集指挥、谋略、行政于一身的全才外，毛泽东深知组建空军离不开苏联“老大哥”帮忙。而刘亚楼曾经留学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俄语说的不错，卫国战争时期还在苏军干到少校，而且，他还兼任过“东北老航校”的校长，对航空有所了解。

为加快组建空军的步伐，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周恩来即着手主持建立空军的各项实际工作。11日，他召见刚从苏联休养回来待命的刘亚楼，就建立空军问题进行交谈，并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和领率机关组成的建议。接到这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后，刘亚楼立即与军委航空局常乾坤、王弼等同志研究，迅速拟定了方案，建议空军领率机关由第四野战军14兵团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同时提出了一些领导干部人选的建议。

1949年7月26日，中央军委致电四野及华中局，提出：“决设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人选以刘亚楼任司令员最合适”，“空军司令部即调14兵团司令部（司政供卫）再加入空军人员组成”，“13、14兵团可合为一个兵团，黄永胜调任13兵团副司令员，即由该兵团指挥5个军进入广西作战”。8月1日，军委又电令催促：“请即令其开来北平待编。”遵照军委电示，四野于8月5日发布战字第75号命令：“着14兵团直属队全部机构调归军委，成立空军司令部。”随即，四野指定14兵团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何廷一、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王平水，带领兵团机关及直属队2515人于8月19日由武汉乘火车抵达北平南苑。10月下旬，14兵团部与军委航空局合署办公，兵团番号自然取消。

在14兵团部北上之前，刘亚楼奉命于8月1日启程赴莫斯科商谈苏联帮助新中国建立空军的问题，两个月后与苏方签订了援建空军协议书，包括购买飞机、油料、派遣专家等，10月16日返回北京。与此同时，国内各军区、各野战军也开始选调飞行学员、机械学员和军政干部，作为建立空军之骨干。此后，又从陆军抽调大批部队改建为空军各兵种部队。

1949年8月，兵团机关由刘亚楼率领，赴北平(今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第14兵团番号撤销，第39、第41军分别转隶第13、第12兵团建制，第42军直属第四野战军指挥。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政治委员。

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现已宣布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