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宗教》是2010年4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张爱玲。本书讲述了作者对于中国人的宗教观念的一系列观点。

张爱玲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她出身于阀阅门第，父亲为名门之后，与满清宫廷关系颇为密切；母亲是李鸿章的外孙女，一个颇具艺术天份和修养的音乐家。她家既有前朝的豪华，而其本人又很早接受了西洋文化，因此她曾受到非常完整的教育。在此，我们将其在艺术高峰时期创作的《天才梦》《更衣记》《烬余录》《银宫就学记》《中国的日夜》《谈女人》等经典全编散文结集出版。

文字

中国人是没有宗教可言的。中国智识阶级这许多年来一直是无神论者。佛教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又是一个问题，可是佛教在普通人的教育上似乎留下很少的痕迹。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在那之外，就小心地留下了空白——并非懵腾地骚动着神秘的可能性的白雾，而是一切思想悬崖勒马的绝对停止，有如中国画上部严厉的空白——不可少的空白，没有它，图画便失去了均衡。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当然，下等人在这种缺少兴趣的，稀薄的空气里是活不下去的。他们的宗教是许多不相联系的小小迷信组合而成的——星相，狐鬼，吃素。上等人与下等人所共有的观念似乎只有一个祖先崇拜，而这对于智识阶级不过是纯粹的感情作用，对亡人尽孝而已，没有任何宗教上的意义。

中国人的一厢情愿　但是仔细一研究，我们发现大家有一个共通的宗教背景。　读书人和愚民唯一的不同之点是：读书人有点相信而不大肯承认；愚民承认而不甚相信。这模糊的心理布景一大部分是佛教与道教，与道教后期的神怪混合在一起，在中国人的头脑里浸了若干年，结果与原来的佛教大不相同了。下层阶级的迷信是这广大的机构中取出的碎片——这机械的全貌很少有人检阅过，大约因为太熟悉了的缘故，下层阶级的迷信既然是有系统的宇宙观的一部分，就不是迷信。　这宇宙观能不能算一个宗教呢？中国的农民，你越是苦苦追问，他越不敢作肯定的答复，至多说：“鬼总是有的吧？看是没看见过。”至于智识阶级呢，他们嘴里说不信，其实也并没说谎，可是他们的思想行动偷偷地感染上了宗教背景的色彩，因为信虽不惰，这是他们所愿意相信的。宗教本来一大半是一厢情愿。我们且看看中国人的愿望。

中国的地狱　中国人有一个道教的天堂与一个佛教的地狱。死后一切灵魂都到地狱里去受审判，所以不像基督教的地底火山，单只恶人在里面受罪的，我们的地府是比较空气流通的地方。“阴间”理该永远是黄昏，但有时也像个极其正常的都市，游客兴趣的集中点是那十八层地窖的监牢。生魂出窍，飘流到地狱里去，遇见过世的亲戚朋友，领他们到处观光，是常有的事。　鬼的形态，有许多不同的传说，比较学院派的理论，说鬼不过是一日气不散，是气体；以此为根据，就断定看上去是个灰或黑色的剪影，禁不起风吹，随着时间的进展渐渐销磨掉，所以“新鬼大，故鬼小”。但是群众的理想总偏于照相式，因此一般的鬼现形起来总与死者一模一样。　阴司的警察拘捕亡人的灵魂，最高法庭上坐着冥王，冥王手下的官僚是从干练的鬼中选出来的。生前有过大善行的囚犯们立即被释放，踏着金扶梯登天去了。滞留在地狱里的罪人，依照各种不同性质的罪过受各种不同的惩罚。譬如说，贪官污吏被迫喝下大量的铜的溶液。

投 胎　中等的人都去投胎。下一辈子境况与遭际全要看上一世的操行如何。好人生在富家。如果他不是绝无缺点的，他投胎到富家做女人——女人是比男人苦得多的。如果他在过去没有品行，他投生做下等人，或是低级运动。屠夫化作猪。欠债未还的做中马，为债主做工。　离去之前，鬼们先喝下了迷魂汤，便忘记了前生。他们被驱上一只有齿的巨轮，爬到顶上，他们惊惶地往下看，被鬼卒在背后一戳，便跌下来——跌到收生婆手中。轮回之说为东方各国所共有，但在哪里都没有像在中国这样设想得清晰，着实。屁股上有青记的小孩，当初一定是踌躇着不敢往下跳，被鬼卒一脚踢下来的。母亲把小孩摆着，拍着，责问：“你这样地不愿意来么？”法律上的麻烦犯了罪受罚，也许是在地狱里，也许在来生，也许就在今生——不孝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也不孝，鞭打丫头的太大，背上生了溃烂的皮肤病。有时候这样的报应在人间与阴间同时发生。有人到地狱里去参观，看见他认识的一个太太被鞭打，以为她一定是死了；还阳之后发现她仍然活着，只是背上生了疮。　拘捕与审判的法律手续也不是永远照办的。有许多案件，某人损害某人，因而致死，法庭或许把一切仪式全部罢免，让被害者亲自去捉拿犯人。鬼魂附身之后，犯人就用死者的声音说话，暴露他自己的秘密，然后自杀。—沈这更为直截痛快的办法是天雷打，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案件。雷神将罪名书写在犯人烧焦的背脊上。“雷文”的标本曾经被收集成为一本书，刊行于世。　既然没有一定，阴司的行政可以由得我们加以种种猜度解释。所以中国的因果报应之说是无懈可击的，很容易证明它的存在，绝对不能证明它不存在。　中国的幽冥，极其明白，没有什么神秘。阴间的法度与中国文明后期的法度完全相同。就因为它以人性为基本，阴司也有做错事的时候。亡魂去地狱之前每每要经过当地城隍庙的预审。城隍庙是阴曹的地方法院，城陷往往由死去的大员充任(像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在《红楼圆梦》里就做了城隍)，而他们是有受贿的可能性的。地狱的最高法院虽然比较公道，常常查错了帐簿，一个人阳寿未满便被拘了来。费了许多周折，查出错误之后，他不得不“借尸还魂”，因为原来的尸首已经不可收拾了。

为什么对棺材这么感兴趣　死后既可另行投胎，可见灵魂之于身体是有独立性的，躯壳不过是暂时的，所以中国神学与埃及神学不同，不那么注意尸首。然则为什么这样地重视棺材呢？不论有多大的麻烦与花费，死在他乡的人，灵枢必须千里迢迢运回来葬在祖墓上。　中国的棺材，质地越好越沉重。制造材的本意是要四人至六十四或更多的人来扛抬的，因此停灵的房屋如果失了火，当前的问题十分巡航痛苦，死者的家属只有一个救急的办法，临时在地上挖个洞，将棺材掩埋妥当，然后再逃命。普遍的墓地力求其温暖干燥，假如发现墓里潮湿，有风，出蚂蚁，子孙心里是万万过不去的。于是风水之学滋长加繁，专门研究祖墓的情形与环境对于子孙运命的影响。　对于父母遗体过度的关切，唯一的解释是：在中国，为人于的感情有着反常的发展。中国人传统上虚拟的孝心是一种伟大的，吞没一切的热情；既然它是唯一合法的热情，它的畸形发达是与他方面的冲淡平静完全失去了比例的。模范儿子以食人者热烈的牺牲方式，割股撮汤喂给生病的父母吃。这一类的行为，普遍只有疯狂地恋爱着的人才做得出。由此类推，他们对于父母死后的安全舒适，关心到神经过敏的程度，也是意料中的事了。　为自己定做棺材，动机倒不见得是自我恋而是合实际的远虑。农业社会中的居民储藏一切的生活必需品，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中国的富人常被形容为“米烂陈仓”。在过去，在一个较有余裕的时代，寿衣寿材都是家常必备的东西，总归有一天用得着的。　斤斤于物质上为亡人谋福利，也不是完全无意义的，因为受审判的灵魂在投生之前也许有无限制的耽延。从前有过一番争论，不能决定过渡时期的鬼魂是附在墓上还是神主牌上。　中国宗教的织造有许多散乱的线，有时候又给接上了头。譬如说，定命论与“善有善报”之说似乎是冲突的，但是后来加入了最后一分钟的补救，两者就没有什么不调和了。命中无于的老人，积德的结果，姨太太给他添了双胞胎；奄奄一息的人，寿命给延长了十年二十年，不通的学童考试及格……

好死与横死　中国人对于各种不同的死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讣闻里的典型词句描摹了最理想的结束：“寿终正寝”。死因纯粹是岁数关系，而且死在正房里，可见他是一家之主，有人照应，有人举哀。中国人虽然考究怎样死，有些地方却又很随便，棺材头上刻着生动美丽的“吕布戏貂蝉”，大出丧的音乐队吹打着“苏三不要哭”。　中国人说一个人死了，就说他“仙逝”，或是“西逝”(到印度，释迎牟尼的原籍)，又称棺材为“寿器”。加上了这样轻描跋写愉快的涂饰，普通的病死比较容易被接受了，可是凶死还是被认为可怕的。不得好死的人没有超生的机会，非要等到另有人遇到同样的不幸，来做他的替身。于是急于投生的鬼不挥手段诱人自杀。有谁心境不佳，鬼便发现了他的可能性。　如果它当初是吊死的，它就在他眼前挂下个绳圈，圈子里望进去仿佛是个可爱的花园。人把头往里一伸，绳圈立即收缩。　死于意外，也是同样情形。假使有一辆汽车在某一个地点撞坏了，以后不断的就有其他的汽车在那里撞坏。高桥的游泳场是出了名的每年都有溺毙的人。鬼们似乎为残酷的本能所支配，像蜘蛛与猛兽。

非人的骗子　中国人将精灵的世界与下等生物联系在一起。狐仙、花妖木魅，都是处于人类之下而不肯安分，妄想越过自然进化的阶段，修到人身——最可羡慕的生存方式是人类的。因为最完全。有志气的动植物对于它们自己的贫穷愚鲁感到不满，不得不铤而走险，要得到一点人气，惟有偷窃。它们化作美丽的女人，吸收男子的精液。人的世界与鬼魅世界交豆叠印，占有同一的空间与时间，造成了一个拥挤的宇宙。欺软怕硬的鬼怪专门魍惑倒运的人，身体哀徽，精神不振的，但是遇见了走运的人，正直的人，有官衔的人，它们总是躲得远远的。人们生活在极度的联合高压下——社会的制裁加上荫曹的制裁加上无数的虎视耽既在旁乘机而人的贪婪势利的精灵。然而一个有思想的人倒也不必惧怕妖魅，因为它们的是一种较软弱、暗淡、冲薄的生存方式。许多故事说到亡夫怎样可怜地阻止妻子再嫁，在花轿左右呜呜地哭，在新房里哭到天明，但也无用。同时，神仙的生活虽然在某种方面是完美的，也还不及人生——比较单调，有限制。

道教的天堂　虽然说有琼楼玉宇、琪花瑶草，总带着一种洁净的空白的感觉，近于“无为”，那是我们道教的天堂唯一的道教色彩。这图画的其他部分全是根据在本土历代的传统上。玉星直接地统治无数仙宫，间接地统治人间与地狱。对于西方的如来佛、紫竹林的观音，以及各有势力范围的诸大神，他又是封建的主公。地上的才女如果死得早，就有资格当选做天宫的女官。　天女不小心打碎了花瓶，或是在行礼的时候笑出声来，或是调情被抓住了，就被打下凡尘，恋爱，受苦难，给民间故事制造资料。天堂里永久的喜乐这样地间断一下，似乎也不是不愉快的。　天上的政府实行极端的分工制，有文人的神、武人的神、财神、寿星，地上每一个城有城隍，每一个村有土地，每一家有两个门神，一个灶神，每一个湖与河有个龙王。此外有无职业的散仙。

尽管袭续神灵　中国的天堂虽然格局伟大，比起中国的地狱来，却显得苍白无光，线条欠明确，因为天堂不像地狱，与人群毕竟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即使中国人不拿天堂当回事，他们能够随时的爱相信就相信。他们的理想力委实强韧得可惊。举个例子，无线电里两个绍兴戏的恋人正在于叮万嘱说再会，一递一声含泪叫着“贤妹啊”！“梁兄啊”！报告人趁调弦子的时候插了进来——“安南路慈厚北里十三号三楼王公馆毒特灵一瓶——马上送到！”而戏剧气氛绝对没有被打破。　因为中国人对于反高潮不甚敏感，中国人的宗教经得起随便多少亵续。“玉皇大帝”是太太的代名词——尤其指一个泼悍的太太。虚诚与顽笑之间，界线不甚分明。诸神中有王母，她在中国神话中最初出现的时候是奇丑的，但是后来被装点成了一个华美的老夫人；还有麻姑，八仙之一，这两个都是寿筵上的好点缀，可并不是信仰的印象。然而中国人并不反对她们和观音大士平起平坐。像外国人就不能想象圣诞老人与上帝有来往。

最低限制的得救　中国人的“灵魂得救”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连串无穷无尽的世俗生活感到满意的人，根本不需要“得救”，做事只要不出情理之外，就不会铸下不得超生的大错。　有些人见到现实生活的苦难，希望能够创造较合意的环境，大都采用佛教的方式，沉默，孤独，不动。受这影响的中国人可以约略分成二派。较安静的信徒——告老的官、老太大、寡妇、不得夫心的妻子——将他们自己关闭在小屋里，抄写他们并不想懂的经文。与世隔绝，没有机会作恶，这样就造成了消极性的善，来生可以修到较好的环境，多享一点世俗的快乐。完全与世隔绝，常常办不到，只得大大地让步。譬如说吃素，那不但减去了杀生的罪过，而且如果推行到不吃烟火食的极端，还有积极的价值；长年专吃水果，总有一天浑身生自毛，化为仙猿，跳跃而去。然而中国持斋的人这样地留恋着肉，他们发明了“素鸡”、“索火腿”，更好的发明是吃“花索”的制度，吃素只限初一、十五或是菩萨的生辰之类。虞诚的中国人出世人世，一只脚跨出跨进，认为地下的书记官一定会忠实地记录下来每一寸每一分的退休。

救世工作体育化　至于好动的年青人，他们暂时出世一下，求得智识与权力，再因来的时候便可以锄暴安良，改造社会。他们接连静坐数小时，胸中一念不生。在黎明与半夜他们作深呼吸运动，吸人日月精华，帮助超人的“浩然之气”的发展。对于中国人，体操总带有一点微妙的道义精神，与“养气”、“练气”有关。拳师的技巧与隐士内心的和平是相得益彰的。　这样一路打拳打人天国，是中国冒险小说的中心思想——中国也有与西方的童子军故事相等地位的小说，读者除了学生、学徒之外还有许多的成年人。书中的侠客，替天行道之前先到山中学习拳术、刀法、战略。要改善人生先得与人生隔绝，这观念，即是在不看武侠小说的人群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不必要的天堂　仅将现实加以改良，有人觉得不够，还要更上一层。大多数人宁可成仙，不愿成神，因为神的官衔往往是大功德的酬报，得到既麻烦，此后成为天国的官员，又有许多职责。一个清廉的县长死后自动地就成神，如果人民为他造一座庙。特别贞洁的女人大都有她们自己的庙，至于她们能不能继续享受地方上的供养爱护，那要看她们对于田稻收获、天气，以及私人的祷告是否负责。　发源自道教的仙人较可羡慕，他们过的是名士派的生活。　林语堂所提倡的各项小掘快，应有尽有。仙人的正途出身需要半世纪以上的印度式的苦修，但是没有印度隐士对于肉体的凌辱。走偏锋的可以炼丹，或是仗着上头的援引——仙人化装做游方僧道来选中有慧根的人，三言两语点醒了他，两人一同失踪。五十年后一个老相识也许在他乡外县遇见他，胡子还是一样的黑。　有人名列仙班，完全由于好运气。研究神学有相当修养的狐精，会把它的呼吸凝成一只光亮的球，每逢月夜，将它掷人空中，练习吐纳。人如果乘机抓到这球，即刻吞了它，这狐狸的终身事业就完了。兽类求长生，先得经过人的阶段，须要走比人长的路，因此每每半路上被拦劫，失去辛苦得来的道行。　生活有绝对保障的仙人以冲淡的享乐，如下棋、饮酒、旅行来消磨时间。他们生存在另一个平面的时间里，仙家一日等于世上千年。这似乎没有多大好处——不过比我们神经麻木些罢了。　神仙没有性生活与家庭之乐，于是人们又创造了两栖运动的“地仙”——地仙除了长生不老之外，与普通的地主无异。　人逊不到的山谷、岛屿中有地仙的住宅，与回教的乐园一般地充满了黑眼睛的侍女，可是不那么大众化。偶尔与人群接触一下，更觉得地位优越的愉快。像那故事里的人，被地仙招了女婿，乘了游艇在洞庭湖上碰见个老朋友，请他上船吃酒，送了他许多珠宝，朋友下船之后，女子乐队打起鼓来，白雾陡起，游艇就此不见了。　仙人无牵无挂享受他的财富，虽然是快乐的，在这不负责的生活里他没有机会行使他的待人接物的技术，而这技术，操练起来无论怎样痛苦，到底是中国人的特长，不甘心放弃的。　因此中国人对于仙境的态度很游移，一半要，一半又憎恶。　中国人的天堂其实是多余的。于大多数人，地狱是够好的了。只要他们品行不太坏，他们可以预期一连串无限的，大致相同的人生，在这里头他们实践前缘，无心中又种下未来的缘分、结冤、解冤——因与果密密编织起来如同篾席，看看头晕。中国人特别爱悦人生的这—面———喜欢就不放手，他们脾气向来如此。电影《万世流劳》编成了京戏；《秋海棠》①的小说编成话剧、绍兴戏、滑稽戏、弹词、申曲，同一批观念忠心地去看了又看。中国乐曲，题目不论是《乎沙落雁》还是《汉宫秋》，永远把一个调子重复又重复，平心静气咀嚼回昧，没有高潮，没有完——完了之后又开始，这次用另一个曲牌名。　①《秋海棠》，言情小说，围鸯蝴田派作家秦瘦鸥著。　中国人的“坏”十七世纪罗马派到中国来的神父吃惊地观察到天朝道德水准之高，没有宗教而有如此普及的道德纪律，他们再也想不通。然而初恋样的金闪闪的撞撮终于褪色；大队跟进采的洋商接触到的中国人似乎全都是鬼鬼祟祟、毫无骨气的骗子。　中国人到底是不是像初见面时看上去那么好呢?中国人笑嘻嘻说：“这孩子真坏”，是夸奖他的聪明，“忠厚乃无用之别名”。可同时中国人又惟恐自己的孩子太机灵，锋芒太露是危险的，呆人有呆福。不傻也得装傻。一般人往往特别重视他们所缺乏的——听说《旧约》时代的犹太民族宗教感的早熟，就是因为他们天性好淫。像中国人是天生地贪小，爱占便宜，因而有“戒之在得”的反应，反倒奖励痴呆了。　中国人并非假道学，他们认真相信性善论，一切反社会的，自私的本能都不算本能。这样武断的分类，旋之于德育，倒很有效，因为谁都不愿意你讲他反常。　然而要把自己去适合过高的人性的标准，究竟麻烦，因此中国人时常抱怨“做人难”。“做”字是创造、摹拟、扮演，里面有吃力的感觉。　努力的结果，中国人到底发展成为较西方人有道德的民族了。中国人是最糟的公民，但是从这一方面去判断中国人是不公平的——他们始终没有过多少政治生活的经验。在家庭里，在朋友之间，他们永远是非常的关切、克已。最小的一件事，也须要经过道德上的考虑。很少入活得到有任性的权利的高年。　因为这种心理教育的深入，分析中国人的行为，很难辨认什么是训练，什么是本性。夏天施送痧药水的捐款，没有人敢吞没，然而石菩萨的头，一个个给砍下来拿去卖绘外国人，却不算一回事。对于无智识的群众，抽象的道德观念竟比具体的偶像崇拜有力，是颇为特殊的现象。　孔教为不求甚解的读书人安排好了一切，但是好奇心重的愚民不由地要向宇宙的秘密里窥探窥探。本土的，舶来的传说的碎片被系统化、人情化之后，孔教的制裁就伸展到中国人的幻想最辽廓的边疆。这宗教虽然不成体统，全亏它给了孔教一点颜色与体质。中国的超自然的世界是荒芜苍白的，对照之下，更显出了人生的丰富与自足。

外教在中国　天主教的上帝、圣母、耶稣，中国人很容易懂得他们的血统关系与统治权，而圣母更有一种辽远的艳异，比本地的神多点吸引力。但是由于她的黄头发，究竟有些隔膜，虽然有圣诞卡片试着为她穿上中国古装，黄头发上罩了披风，还是不行。并且在这三位之下还有许多小圣。各有各的难记的名字、历史背景、特点与事迹。用一群神来代替另一群，还是用虚无或是单独的一个神来代替，比较容易。所以天主教在中国。虽然组织精严，仍然敌不过基督教。　基督教的神与信徒发生个人关系，而且是爱的关系。中国的神向来公事公办，谈不到爱。你前生犯的罪，今生茫然不知的，他也要你负责。天罚的执行有时候是刁恶的骗局。譬如像那七个女婿中的一个，梦见七个人被红绳拴在一起，疑心是凶兆，从此见了他的连襟就躲开。恶作剧的亲戚偏逼着你们在一间房里吃酒，把门锁了。屋于失火，七个女婿一齐烧死。原来这梦是神特地遣来引诱他的。　现代中国电影与文学表现肯定的善的时候，这善永远带有基督教传教师的气氛，可见基督教对于中国生活的影响。　模范中国人镇静地微笑着，勇敢地愉快着，穿着以前的时装，称太太为师母，女的结绒线，孩子在钢琴上弹奏《一百零一只最好的歌》。女作家们很快就抓到了礼拜堂晚钟与跪在床前做祷告的抒情的美。流行杂志上小说里常常有个女主角建立孤儿院来纪念她过去的爱人。这些故事该是有兴趣的，因为它们代表了一般受过教育的妻与母亲的灵的飞翔。　教会学校的学生，正在容易受影响的年龄，惯于把赞美待与教堂和庄严、纪律、青春的理想联结在一起，这态度可以一直保持到成中之后，即使他们始终没受洗礼。年青的革命者仇视着固有的宗教，倒不反对基督教，因为跟着它来的是医院、化学实验室。　《人海慈航》影片里有一夫一妻，丈夫在交易所里浪掷钱财精力，而妻子做医生为人群服务，空下来还陪着小孩喜孜孜在地窖里从事化学试验。《人海慈航》是唯一的一出中国电影，这样不断地贤德下去，贤德到二十分钟以上。普通电影里的善只是匆匆一瞥，当作黑暗面的对照。　在古中国，一切肯定的善都是从人的关系里得来的。孔教政府的最高理想不过是足够的食粮与治安，使亲情友谊得以和谐地发挥下去。近代的中国人突然悟到家庭是封建余孽，父亲是专制魔王，母亲是好意的傻子，时髦的妻是玩物，乡气的妻是祭桌上的肉。一切基本关系经过这许多攻击，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地变得局促多疑了。而这对于中国人是格外的痛苦的，因为他们除了人的关系之外没有别的信仰。　所以也难怪现代的中国人描写善的时候如此感到困难。　小说戏剧做到男亥主角出了迷津，走向光明去，即刻就完了——任是批评家怎样鞭笛责骂，也不得不完。　因为生活本身不够好的，我们要在生活之外另有个生活的目标。《新闻报》上就有个前进的基督徒这样可怜地说了：就算是利用基督教为工具，问他们借一个目标来也好。　但是基督教在中国也有它不可忽视的弱点。基督教感谢上帝在七天之内(或是经过亿万年的进化程序)为我们创造了宇宙。中国人则说是盘古开天辟地，但这没有多大关系——中国人仅仅上溯到第五代，五代之上的先人在祭祖的箍席上就没有他们的份。因为中国人对于亲疏的细致区别，虽然讲究宗谱，却不大关心到生活最初的泉源。第一爱父母，轮到父母的远代祖先的创造者，那爱当然是冲淡又冲淡了。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达尔文一定是对的，既然他有欧洲学术中心的拥护。假使一旦消息传来，他的理论被证实是错的，中国入立即毫无痛苦地放弃了它。他们从来没认真把猴子当祖宗，况且这一切都发生在时间的黎明之前。世界开始的时候，黄帝统治着与我们一般无二，只有比我们文明些的人民。中国人臆想中的历史是一段悠长平均的退化，而不是进化；所以他们评论圣贤，也以时代先后为标准，地位越古越高。　对于生命的起源既不感兴趣，而世界末日又是不能想象的。欧洲黑暗时代，末日审判的画面在大众的幻想中是鲜明亲切的，也许因为罗马帝国的崩溃，神经上受到打击，都以为世界末日将在纪元一000年来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没有经过这样断然的摧折，因此中国人觉得历史走的是何节运，一截太平日子间着一劫，直到永远。　中国宗教衡人的标准向来是行为面不是信仰，因为社会上最高级的分子几乎全是不信教的，同时因为刑罚不甚重而赏额不甚动人，信徒多半采取消极态度，只求避免责罚。中国人积习相沿，对于责任总是一味地设法推卸；出于他们意料之外，基督教献给他们一只“赎罪的羔羊”，无代价地负担一切责任，你只要相信就行了。这样，惯于讨价还价的中国人反倒大大地动了疑。　但是中国人信基督教最大的困难还是：它所描画的来生不是中国人所要的。较旧式的耶教天堂，在里面无休止歇弹着金的竖琴，歌颂上天之德，那个我们且不去说它。较前进的理想，把地球看作一个道德的操场，让我们在这里经过训练之后，到另一个渺茫的世界里去大献身手，对于自满的、保守性的中国人，一向视人生为宇宙的中心的，这也不能被接受。至于说人生是大我的潮流里一个暂时的泡沫，这样无个性的永生也没多大意思。基督教给我们很少的安慰，所以本土的传说，对抗着新旧耶教的高压传教，还是站得佐脚，虽然它没有反攻，没有大量资本的支持，没有宣传文学，优美和平的布景，连一本经书都没有——佛经极少人懂，等于不存在。

不可捉摸的中国的心　然而，中国的宗教究竟是不是宗教？是宗教，就该是一种虏诚的信仰。下层阶级认为信教比较安全，因为如果以后发现完全的谎话，也无妨，而无神论者可就冒了不必要的下地狱的危险。这解释了中国对于外教的传统的宽容态度。无端触犯了基督教徒，将来万一落到基督教的地狱里，举目元亲，那就要吃亏了。　但是无论怎样摸棱两可。在宗教里有时候不能用外交辞令含糊过去，必须回答“是”或“否”。　譬如有人失去了一切，惟有靠了内在的支持才能够振作起来，创造另一个前途。可是在中国，这样的事很少见。虽然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旦做了人上人再跌下来，就再也不会爬起来。因为这缘故，中国报纸上的副刊差不多每隔两天总要转载一次爱迪生或是富兰克林的教训：“失败为成功之母。”(爱迪生(ThomasAlvaEdison，1847一1931)，美国发明家。在电器和通讯技术等方面有许多著名的发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1706-1790)，美国政治家、科学家。避雷针的发明者。)　中国人认输的时候，也许自信心还是有的，他要做的事许是好的，可是不合时宜。天从来不帮着失败的一边。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与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相吻合，伟大，走着它自已无情的路，与基督教慈爱的上帝无关。在这里，平民的宗教也受了士人的天的影响：有罪必罚，因为犯罪是阻碍了自然的推行，而孤独的一件善却不一定得到奖赏。　虽说“天无绝人之路”，真的沦为乞丐的时候，是很少翻身的机会的。在绝境中的中国人，可有一点什么来支持他们呢?宗教除了告诉他们这是前世作孽的报应，此外任何安慰也不给么?乞丐不是人，因为在孔教里，人生的范围很有限。人的资格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人与人的关系；就连这些关系也被限制到五伦之内。太穷的人无法奉行孔教，因为它先假定了一个人总得有点钱或田地，可以养家活口，适应社会的要求。乞丐不能有家庭或是任何人与人的关系，除掉乞怜于人的这一种，而这又是有损于个人道德的；于是乞丐被逐出宗教的保护之外。　穷人又与赤贫的不同。世界各国向来都以下层阶级为最虚诚，因为他们比较热心相信来生的补报。而中国的下层阶级，因为住得挤，有更繁多的人的关系、限制、责任，更亲切地体验到中国宗教背景中神鬼人拥挤的，刻刻被侦察的境况。　将死的人也不算人；痛苦与扩大的自我感切断了人与人的关系。因为缺少同情，临终的病人的心境在中国始终没有被发掘。所有的文学，涉及这一点，总限于旁观者的反应，因此常常流为毫无心肝的讽刺滑稽，像那名唤“无常”的鬼警察，一个白衣丑角，高帽子上写着“对我生财”。　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毫不感到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到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思想常常漂流到人性的范围之外是危险的，邪魔鬼怪可以乘隙而人，总是不去招惹它的好。中国人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面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这范围内，中国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的、无所不在的悲哀。什么都是空的，像阎惜姣所说：“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蹋。”

(原刊1944年8月《天地》月刊第11期、1994年9月《天地》月刊第12期、1944年10月《天地》月刊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