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辛亥革命(1911)以来的雕塑艺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普及与提高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进入20世纪后，中国传统的宗教雕塑已处于衰落时期，民间小型雕塑虽很繁荣，但未能成为主流。辛亥革命时期，即有青年赴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学习雕塑。五·四运动前后到30年代，又有更多的美术青年先后赴加拿大、法国、日本、比利时等国学习雕塑。他们归国以后，举行的雕塑作品展览，促进了中国架上雕塑的发展。他们大多从事艺术教育，成为中国近现代雕塑艺术的开拓者

中国艺术院校的雕塑教学始于1920年，其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设立雕塑科，之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等相继设立雕塑系、科。比较大的创作有为纪念孙中山和其他民主革命家塑制的纪念像和设计抗日战争英雄纪念碑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雕塑创作又有巨大发展，各美术院校普遍建立雕塑系，并选派留学生、研究生到苏联学习。中央美术学院先后于50年代和60年代初举办两届雕塑研究班，1956年还成立了中国雕塑工厂。1958年 4月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为建设城市大型纪念碑雕塑创作提供了重要经验。1982年2月，中国美术家协会提出《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经国务院批准，同年8月，由城市建设环境保护部、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召开了全国城市雕塑规划、学术会议，并成立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和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领导全国城市雕塑创作活动，雕塑创作活动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雕塑工作者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不顾艺术质量，滥造大型雕塑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造领袖像的两次教训，提出积极稳步的方针；制定规划，进行试点，陆续建造了一批城市雕塑，包括纪念碑雕塑、园林装饰雕塑等。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84年，已建立室外大型雕塑326座，其中大部分是1976年以后所创作的，对美化环境、改变城市景观起了重要的作用。

20～40年代，在各种展览会上出现了较多的肖像作品，也有抒情性的作品与少量的浮雕。最早有留学美国、英国攻雕塑与油画的李铁夫，他与梁竹亭、陈锡钧都作过孙中山像。较早的肖像作品有：李金发的《蔡元培像》（1925），江小鹣的《马相伯像》、《谭延闓像》、《胡文虎像》，张辰伯的《梁启超像》，潘玉良的《王济远像》，张充仁的《春》，廖新学的《少女》，滑田友的《陈散原像》，梁竹亭的《高剑父像》，王朝闻的浮雕《毛泽东像》等。抒情性作品有黄土水的《山地牧童》，张充仁的《春》雕塑，柳亚藩的《人类的悲哀》，金学成的《少女》雕塑，滑田友的《沉思》、《轰炸》，傅天仇的《抗战八年赞》、《暴风雨》，叶络、苏晖等的民间彩塑和滕白也、郑可等人的动物雕塑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架上雕塑创作有了新的发展。70年代以后，木、石、青铜等硬质材料得到广泛应用，在雕塑语言的探索方面也有很大进步。代表性作品有：袁晓岑的《母女学文化》（1951）、潘鹤的《艰苦岁月》（铸铜，1957，见彩图《艰苦岁月》（中国现代））、龙德辉的《觉醒》、郭其祥的《百万农奴站起来》（1960）、田金铎的《稻香千里》（石雕）、孙纪元的《草原民兵》、 陈道坦的《大庆人》（1964）、刘焕章的《少女》（木雕）、王济达的《边防英雄》（1972）、唐大禧的《海的女儿》

（石雕，1977）、张德蒂的《小达娃》（1979）、程亚男的《夏天》（木雕，1979）、田世信的《欢乐柱》（木雕，1982）、刘小岑的《家乡的河》（铸铜，1984，见彩图《家乡的河》（中国现代））、杨冬白的《饮水的熊》（石雕，1984）等。在肖像雕塑方面，比较突出的作品有：王朝闻的《刘胡兰像》（1951，后来放大型纪念碑雕塑）、张松鹤的《鲁迅》（1974）、贺中令的《白山魂》（石雕，1984）、邢永川的《杨虎城将军》（石雕，1984）、钱绍武的《江丰》（石雕，1984）等。此外，还有周轻鼎、王合内、刘政德、周国桢、滕文金、郑于鹤等人创作的各类小型雕塑作品也有广泛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缅怀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先烈，各地先后建造了不少纪念碑，如1949年在山东临沂建立的《革命烈士纪念塔》，1955年在辽宁大连建立的《苏军烈士纪念碑》（青铜，卢鸿基作）。50年代规模最宏伟的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活动。该碑是根据1949年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兴建的。1952年 8月1日动土，1958年5月1日揭幕。

纪念碑按照民族形式设计，形式崇高、肃穆，碑高37.94米，碑座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分嵌有10块反映中国人民近百年来革命斗争史迹的大型浮雕，为雕塑家、画家共同设计，由优秀民间艺人雕刻而成。内容为：《烧鸦片》、《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八一南昌起义》、《游击战》和《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见彩图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之一《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中国现代））、《支援前线》、《欢迎人民解放军》。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参加创作的雕刻家有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张松鹤、萧传玖、傅天仇、王丙召等（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其他重要的烈士纪念碑还有：《英勇就义──雨花台烈士纪念碑》（石雕，南京，集体创作，1979），《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5月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石雕，四川石棉县，叶宗陶、许宝忠、高彪作，1982），《渡江胜利纪念碑》（石雕，南京，集体创作，1986），《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青铜，四川泸定县，隆太成、叶毓山作，1986），《歌乐山烈士纪念碑》（石雕，四川重庆，叶毓山作，1986）。属于工矿史纪念性雕塑的有《克拉玛依矿史纪念碑》（水泥，新疆，集体创作，1984）等。革命家、烈士、文化名人的纪念像，重要的有萧传玖作的《鲁迅像》（青铜，上海，1956），尹积昌、詹行宪、廖加复作的《孙中山像》（水泥，广东，广州，1958），冯德安、程义宏、高全芳作的《刘文学像》（水泥，四川，1961），庞及轩、杨美应、赵判吉作的《雷锋像》（玻璃钢，1971），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的《毛泽东像》（石雕，集体创作，1977），上海宋庆龄墓的《宋庆龄像》（石雕，集体创作，1983），章永浩作的《马克思、恩格斯像》（石雕，上海，1984），李维祀作的《林则徐像》（青铜，福州，1985），应真华、仲兆乃、许叔阳作的《秋瑾像》（石雕，浙江，杭州），刘开渠作的《萧友梅像》（青铜，上海），曾竹韶作的《孙中山像》（青铜，北京，1986），傅天仇作的《周恩来像》（青铜，天津，1986）等。

纪念性雕塑较早出现的有作于民国初年的《史坚如像》。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许多雕塑家都创作过孙中山纪念像，分别建立于广州、北京、武汉、成都、南京等地。较早的为1925年11月建于上海市中心的《孙中山立像》（江小鹣作）。1935年曾进行孙中山像评选活动，获得首选的为滕白也所作《孙中山演说像》。

在此前后，雕塑家们为已逝世或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民主革命家创作了不少纪念像。如陈锡钧作的《程壁光铜像》，李金发作的《邓仲元像》、《伍廷芳像》，江小鹣作的《陈英士像》、《黄兴像》等。抗日战争时期和胜利后，王子云、王临乙、梁竹亭等人曾设计或创作过抗日英雄纪念碑，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刘开渠1934年所作《八十八师淞沪阵亡将士纪念碑》（铸铜，建于杭州西湖）、《无名英雄铜像》（铸铜，1943，建于四川成都）。战斗在敌占区的新四军美术工作者在枪林弹雨中创作了《新四军盐阜区抗日阵亡烈士纪念塔》（1943）和《新四军淮北解放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1944），塔上分别铸有新四军战士铁、铜像，为芦芒所设计。在黑龙江哈尔滨烈士纪念馆，由苏晖等人合作创作了《无名英雄纪念碑》（1948）。

在城市环境雕塑方面，较早的成功作品是北京农业展览馆两座群像雕塑，为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集体创作，完成于1959年。作品融汇了西方雕塑和民族雕塑技法的长处，以群像形式表现出了中国人民昂扬奋发的自强精神。较早出现的大型园林雕塑作品为哈尔滨沿江公园的《天鹅》（苏晖作，1963）等组雕。

与城市环境结合得比较好的优秀作品有，建于广东珠海市海滨的《珠海渔女》（石雕，潘鹤、段积余、段起来作，1982），重庆长江大桥桥头组雕《春夏秋冬》（铝合金，集体创作，1984），分别建于北京和平里的《和平鸽》（青铜，王一林作，1984）、正义路的《读》（石雕、司徒兆光作，1985）、湖北武汉东湖风景区的《寓言组雕》（石雕，刘政德作，1985）等。广州越秀公园的《五羊群雕》（石雕，尹积昌、陈本宗、孔凡伟作，1959）和深圳市委大楼前的《孺子牛》（青铜，潘鹤作，1984）被视为城徽或一个新兴城市的精神象征。

应外国邀请或赠送给外国的大型雕塑作品，比较重要的有《吉布提共和国烈士纪念碑》（青铜，吉布提人民宫，李守仁作，1985），《和平》（石雕，日本长崎和平公园，潘鹤、王克庆、郭其祥、程允贤作，1985），《走向世界》（青铜，瑞士洛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总部，田金铎作，1986），《白求恩像》（石雕，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司徒杰作，1986）。

近代各类民间雕塑艺术相当繁荣，出现一些杰出的民间艺术家。比较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有天津泥人张艺术的代表作家张明山作的《蒋门神》、张玉亭作的《钟馗嫁妹》、张景祜作的《惜春作画》，江西南昌范振华的木雕人像，广东石湾刘传的人物陶塑、区乾的动物陶塑，福建泉州江加走的木偶头像，以及北京汤子博（见面人汤）、郎绍安等人的面塑等。在60～70年代，部分专业雕塑家学习、汲取民间泥塑经验，和民间艺人一起创作了一些以阶级教育为题材的泥塑群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为四川大邑的《收租院》， 共有与真人等大的泥塑人像114个，真实地表现了土改前农民向地主缴租时受到的敲骨吸髓的剥削情景。此外，在一些工厂、矿山也有过一些类似性质的作品。

雕塑，不管是安置在室外或室内，体量也不论是大型或小型，同样称为雕塑，但是它们之间又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有的大型雕塑在室外看很好，如果把它按比例缩小了拿到室内，就觉得不大好。也有的小型雕塑，在室内看很可爱，但是，如果按比例放大，安置在室外，又会觉得不是那么个味儿，就像一个人在特定的地方要穿不同的衣服一样。无论是穿礼服在澡池内洗澡，或者在洗澡池里赤身裸体的打扮，在王府井闹市中漫步，都会引起想象不到的反映和结果。也就是说不同的雕塑在特定环境下，要有符合环境的形式，室外的大型雕塑也有它的特殊性和要求。

小型雕塑在室内是由个人收藏，他人不能随便进入收藏者的住宅去观摩欣赏，它是个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但是室外大型雕塑与之相反，它安装在室外，白昼夜晚都向见到它的人“讲话”，交流感情。而且它能留存久远、日日夜夜给观众反复欣赏，它是观众最多的艺术品种之一，是造型艺术的重要武器。历代统治者看重它，并把它作为表达信仰、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的形式，列宁也因重视它而制订了纪念碑计划，室外大型雕塑的社会性被人誉为“时代的象征”。大型雕塑是个宽广的领域，有许许多多可以研究的问题，在这里谈几点体会。

由于室内室外环境悬殊，陈列在室内与安置在室外雕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除石窟外，室内雕塑的环境是建筑物内部的墙面及附件，是房主人的用具或装饰品，这些构成室内雕塑的环境都比较小，一般只有几米高的立面，平面也是有限的；而室外雕塑的环境却是浩瀚的大海，耸立的高山，无际的原野。在这些地方建立的雕塑就是以天空与万里山河为雕塑的背景。至于建筑群中的中心广场，或影响城市轮廓的纪念性雕刻，它们的环境也是高大的建筑物及宽阔的广场，这些环境就规定了室外雕塑应该有比较大的尺寸，尤其以山、河、城市作环境的雕塑，要和环境构成有机的整体。雕塑应该与环境相呼应，由于远看的机会多，要重视远看的效果。这方面如四川唐代的乐山大佛，美国四总统雕像都是以山作成雕塑，而且主要是远看的。

园林雕塑是室外雕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园林相辅相成，构成整体，它的尺寸小于上述雕刻，但也远比室内雕塑要大得多。不同类型的雕塑与环境各有特殊的规律。平原上雕刻的背景是天空，周围是田地、旷野、地平线，唐代乾陵前有一组石兽，高三米多，它们在平原，就好像长在那里，远看，它们就像平原的主人。它们的尺寸很合适，和环境很协调，其中吼叫的石狮更有顶天立地的气概，似乎在巡逻大地。室外雕刻在每一个不同的环境，就应有不同的设计。影响城市轮廓的雕塑就像城市的眼睛。一般的建筑是几何形体或直线，而雕塑是多变的曲线形体，相互衬托，可使城市的轮廓变得更加美观。

纪念性大型雕塑的情节，是作品与观众思想交流的桥梁，是语言的核心，是形式和内容汇合的一个焦点。各种艺术都有情节：小说、戏剧、电影的情节是时间和过程的连续组合；但雕塑的情节，要求一眼就看到，鲜明而有意境。它往往代表一个时代，象征一个事件、一个国家，因而，情节要言简意赅，启人深思。霍去病墓前石雕《马踏匈奴》表现了一匹貌似闲情逸致的立马，善良而文静，而马下却是一个手拿武器仰卧挣扎、如凶神似的侵略者。它把复杂的矛盾构成单纯的、统一的、形象鲜明的情节，经得起反复推敲。个别较小的雕塑也有具备大型雕塑情节的，譬如《铜奔马》，除了在它的动势如飞的造型之外，雕塑的情节也选择得非常巧妙。奔驰的马有一个马蹄踏着飞鸟的背部，这个情节使观众联想到“天马”，耐人寻味。而且，飞马是东汉时边境告急所梦寐以求的，因此“奔马”与《马踏匈奴》都使人联想到当时的形势，它的情节都具有耐看和使人联想的特征。

环境对室外大型雕塑既有巨大的影响，利用原有景物衬托雕塑，使之巧妙结合，则更是创造室外大型雕塑的手法。雕刻家加特森·鲍格勒姆利用了美国南达科他州黑山地区的拉什莫尔山峰，雕刻了华盛顿、杰弗逊、罗斯福、林肯四个在历史上对美国民族民主有过贡献的总统形象，使山变成雕像，而雕像也变得似山峰一样雄伟，这对于仍存在着种族歧视的地方，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了山一样的高大形象。四川大足县宋代石刻《九龙浴太子》是雕塑家在宝顶山的一个泉水口雕了九只龙头，使泉水从龙的口中喷出，龙口的水洒落在一个赤身的小孩身上（即释迦牟尼幼年），构成九龙浴太子的奇景。这种借泉与山石的景巧作雕刻，既省力，又构成富有奇趣的风景，是园林雕刻借用天然景物的范例之一。

园林雕刻强调借景，但不一定有合适的天然景物，作者也可以用人工造景构成天然之趣，使雕塑的内容与周围人工造的景物，气韵相连。北海公园内的九龙壁就是人工造像，九龙壁建在北海的北岸，呈南北向，壁的前面是北海。左边是天王殿，壁的右边是万佛堂，四周是郁葱的树木，叠石旁衬，这种环境正是传说中神龙游戏出没之所。浮雕的顶上有琉璃瓦及浮雕刻成的梁、枋、斗拱，下方是须弥座，这些建筑形象与材料和左右的建筑物都是同类，九龙壁与周围统一在一个景色之中，感觉龙在照壁上，只是暂住，就似传说的“画中人”那样，在没人的时候会离开照壁到北海畅游，到叠石树林中玩耍，或穿腾于寺院殿堂之间，作行云翻海之戏。浮雕周围的景物，与九龙壁相互呼应。九龙壁借四周的景，扩大了神龙的活动范围，九龙壁与环境结合成一个整体。如果把九龙壁搬到王府井，在汽车与人的喧闹之中，浮雕不能借景就没有意思了。借景是室外大型雕塑的艺术技巧。九龙壁使园林浮雕更富于生命力。但是也有不少大型雕塑不考虑借景，甚至发生雕塑与景物混淆的错误。有一个公园的林阴道旁，立有一个拿枪冲杀的铁像，刀尖对着游人，黑色的铁雕像与墨绿的树，色度近似，远看看不见，走近时突然出现，把人吓一跳。把一座供人游玩的园林变成了恐怖之地。

借意和借景有某些相似，但又不一样，之一，特别是纪念性雕塑更为重要。“借意”的关键是选择有纪念意义和传说的地点作纪念碑或园林雕塑，使作品有更丰富的生命力。听说有一个地方，曾经牺牲过几万英雄烈士，这山谷的一木一石都曾引起过游人对英雄的怀念与崇敬，这个地方的山景树木，饱含着纪念的意与情。在这里雕刻烈士像，必须保留和借用饱含情意的景物，则雕像情意更深，可惜建筑者把这景色“改造”了，虽然此地建成了大型雕像，但由于触目伤情的景色已消失，有含意的环境被破坏，这就失去了引起回忆悲惨年月的引子，雕塑成了概念而失去了力量。雕塑借意历来为雕刻艺术家所注重。借意手法，使艺术获得更丰富的生命。一件描写战斗的室外雕塑，虽然只有两米高，但它放置在秘密刑场的高处，使我们仿佛看到法西斯残杀人民的同时，也看到反抗的英雄，使塑像在我们心中变得高大了，这就是靠着借意使人产生联想的结果。

建筑与雕塑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是它们之间又有微妙的共存关系，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建筑与雕刻又常常连在一起。建筑物是给人居住的，但它也兼有视觉艺术的特性，特别是大型建筑和纪念性建筑最为明显，而且在历史上纪念性建筑的形态与雕塑艺术一样表达了一定的意识（譬如，宫廷建筑的豪华与庄严，陵墓建筑的沉重严肃与稳定等等），它们都具有永久性的特征。光源不会影响绘画的形象，但光源能影响由起伏体积构成的建筑与雕塑。光源的变位会影响它们的外形。而且，建筑与雕塑还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已经有过几千年共生的历史。而且近代有一些城市规划或者大型建筑物上都有安放雕塑的要求。通常的室外雕塑，有广场中心雕塑，街心花园雕塑，建筑物前（或周围）的雕塑，建筑物上的雕塑等等，这些安装在不同场合的室外雕塑，要求又有各式各样。

广场中心的雕塑，从属于城市规划，它摆在广场的中间，四周是建筑，因此就存在了雕塑与广场周围建筑的关系，也由于雕塑在广场中心，就面临四周围看的观众，广场中心群像或单人圆雕的观众是从远距、中距、近距三个距离去欣赏。远距离只看到雕像的大轮廓，大轮廓的背景又常常是天空或大建筑物。因为，通常人在和雕像高成20倍的距离外和三倍的距离外时都是大轮廓在起作用，在三倍到一倍半间为中距离，这时，看到整体也看到细部，以一倍半距离最好。到了和雕像高等距时，只能看到细部为近距离。广场雕刻不但要适应三个距离，而且还要适合于四面来看，因之，广场雕塑构图，需要展开，就是要把重点分散到三四个面，使多一些角度，构图清晰和能反映作者意图为好，也要考虑到几个主要角度都与背景结合得好一些。

建筑物前雕塑：有固定的建筑物作背景，位置若选得不好就会被建筑淹没或者它和建筑不协调。要远看时雕塑形象鲜明又能烘托建筑就应注意选择雕塑的位置与背景，背景以单纯的墙面或明暗对比的色调为宜。如距离、尺寸、造型合适，还可增加建筑的空间感。这类雕塑也应注意到细部与整体的统一，以利于近看。建筑物前雕刻主要是从正面或半侧面欣赏，因构图的表现力宜集中于正面，常借助于对比的手法。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加强了正面的表现力，雕塑的材料、手法，又都与建筑构成对比，雕塑似建筑前的明珠，相互衬托，建筑显得更加庄严美丽和有活力。北京天安门的建筑如无雕塑，从远处就看不出规模的大小，由于天安门前有一组由望柱、狮子、华表组成的汉白玉装饰雕塑（原来华表与狮子位置比现在靠近中轴线，广场扩大时移动了）和墙面红色对比鲜明，使建筑更美丽而丰富，加强了中轴线并起尺度作用。在远距离看天安门的立面，金水桥两旁望柱上的许多柱头，因比人矮一点，远看似人的行列，这些望柱的柱头雕刻就起到把建筑衬托得更高大的效果。华表主要是云头出现在天安门前边，在远看时云似在建筑中游动，建筑好像建在云中，构成宫殿在天上的幻觉。等到人走到一定的距离时，华表上的云就离开建筑，升上空中，这时，华表已完成它的使命。建筑本身的规模高、大、已显示出来。高墙和很厚的城门洞以及由一个个城门构成深邃的中轴线很有气势。远看时石狮子的基本型是一团，很整体，它的造型与建筑几何直线平面都构成对比。近看时，石狮子已显出雄伟，同样起了加强建筑空间感作用。这些雕塑把建筑衬托得高大与深远，在每个距离都起到陪衬的作用，而这些经过变化的装饰形象，是曲线的灵活的形，是会“行走”的造型。它和由直线平面及基本图案形体组成的建筑物构成对比的统一。雕刻的望柱和华表的立柱是有变化的立柱，有庄严和崇高之感，狮子是上圆下方的体积，华表是动感的形状，三者构成一组，形体特色非常鲜明，建筑深红色墙面也使雕塑显得更加明亮。总之，建筑物前雕刻无论是以建筑为主，还是以雕塑为主，都要起到和建筑互相配合、互相衬托的作用，突出主题和加强美感的作用。建筑物前雕刻，要避免重复建筑的线条和扰乱建筑、破坏建筑的造型。

建筑物上的室外圆雕则应注意宾主关系和两者的有机结合。穆希娜的《工人与集体农庄女庄员》安置在阶梯形建筑上，和建筑相互配合造成前进的感觉。是构成建筑与雕塑协调的优秀艺术作品。

以天空为背景的室外大型纪念像的影像极重要，因为这些大型雕塑主要给人以远看的整体印象，甚至成为一个城市远眺的标志。因此以外轮廓作重点表现，就成了室外大型雕塑最重要的环节，尤其立在山顶、海边、广阔的平原及河岸对面，或者是广场中心的雕塑像，最为重要。因为这些雕刻，近看的机会少，远看的机会多，有的（如总统肖像之山）甚至只能远看而没有近看的机会。要求作品外形的轮廓整体，远看就能清晰的明了其含义，那就不但白天能在远处看得清楚，而且早晨、黄昏甚至夜晚以天空为背景的外轮廓所构成的影像，也能起到美化与传意的作用。建筑物前雕塑，外型总是与建筑物构成一个整体的，这些雕塑的影像也是头等重要的，如果它和背景关系适当，影像则成为它向观众谈心的主要声音。雕塑的影像又与剪纸及绘画的轮廓整体不同，因为雕塑是立体的角度多，自然景色与天空也是多变的。从不同角度看雕塑，就构成不同的影像，因之影像的构图也就要考虑到一些主要的角度。影像鲜明的作品即使不塑五官，也有很强的表现力，《铜奔马》由于它的影像鲜明，从许多角度看都表现出天马飞驰的动感及意境。不重视影像的大型雕塑，在小稿时好看，但做大了就往往会出现可笑的影像。甚至会产生了反作用。譬如，一塑群像在白天看是救护伤员，但在以天空为背景的晚上看时，人群重叠合成了老虎吃人的影子，这就成为与内容完全相反的构图了。

寓意与象征是大型纪念性雕塑的重要手法之一。它对形式多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大型雕塑存在着百看不厌的潜在要求，因而寓意与象征手法的大型雕塑，会在发展雕塑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历代陵墓前的辟邪及狮子，镇守在墓前，保护墓内主人，是力量的象征。明清两代没有皇帝雕像，九龙壁的神龙被利用来象征着帝族，龙是兽头、蛇身鳄鳞、鱼脊、鹰爪。是天空、陆上、海底的猛禽恶兽攻防武器的混合，企图制造能穿云翻海无敌于世界虚构的动物的形象，以象征战胜一切的观念形象，后来被皇帝独占了。西汉霍去病墓前两边的动物石雕群，作“隐伏为战”的意象，群像中间的石雕，《马踏匈奴》则是人们喜欢的战马形象，它把凶恶的侵略者踏在地下。构成善战胜恶的意境。虽然石雕并未刻出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雕刻确切的描写了霍去病和这场战争的性质与结果。恰当的象征寓意的手法，使作品耐人寻味。

室外大型雕塑的大小及位置的决定是否适当，对于发挥雕塑效能有重要意义。同一雕塑摆在不同的位置，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穆希娜作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女庄员》，原先在国际博览会上，摆在推进式阶梯形建筑物顶上，好象整个房子是为它设计，人物在天空中奔驰，显得非常有劲，每个角度都很好。但后来把它拆下来摆在莫斯科的街边，摆得很矮，位置、环境、背景、视角都变了，作品的效果就显然逊色。大型雕塑摆在不同位置就会产生不同效果。原来安置在建筑物前的大卫像，安放在广场后就有些角度很别扭，所以选择适宜的地方安放对于大型雕塑是很重要的。大小合适的雕塑，除了与环境背景等因素有关之外，由观众视点与雕塑构成的视角的不同，对作品效果有很大影响。上面所述的前一例子，主要就是由于视角改变的结果。

视角是人眼与观察物之间所构成的角度。一般大型雕塑远看时视角较小或接近视平线，近看时要仰看，则视角大。远看雕塑仰角小或接近平视，容易感到亲切，仰视角大才能看得见的雕塑，则容易产生雄伟高不可攀与神秘的感情。云冈昙曜五窟的主佛位置与洞口距离很短，而进洞内则要仰视到45°以上的视角才能看到主佛的脸孔，它利用艺术科学强制观者在佛前使自己感到渺小和觉得佛像雄伟，一般仰视角在30°至45°则物象就有雄伟感，超过60°仰角的物体就高不可攀了，因此，欧洲的建筑物前雕塑或纪念像，为了使人产生崇仰感觉，总要找到近看时必要的仰角角度，如果雕像的尺寸不够，就增加较高的台座，使雕像升高。视角除了俯仰角之外，还有广角，就是从四面八方去看的角度。大雕塑的设计者，要注意到哪些角度经常会接触观众，如道路，广场等……雕塑要特别重视这些角度和方向。要把雕刻的内容、技术充分体现出来，反复研究视点与雕刻的关系，是提高作品艺术效果的重要方面。我们要了解仰看的角度有多大，以及注意到这些雕塑是人们围绕雕塑看，还是雕塑包围人。被人们环绕看的雕塑尽可能照顾四面八方，而浮雕却是从一方向看的，这一类雕塑要把重点集中到一个面，加强正面的表现力。

光线是雕塑的生命。石窟雕刻为夺取光线而开凿光洞，室内雕塑的光源是窗户或灯光，可以设法固定。但室外雕塑就不同了，室外雕塑的光源是太阳、月亮，譬如，北京每年、每季、每天的太阳位置都在变化，光线都不同。光源不同，形象与体积都会发生变化。如果没有光线照射，形体就显不出，在北京要尽量避免北向，因为向北的位置终年背光，出太阳时，看暗处不易看清细部表情，只有阴天光从顶上来才较好些，（因而，室外大型浮雕的厚薄及处理也要注意光源的变异）阳光和造型关系极大，向太阳的阳光面显出形象，刻画的细部也能看得清楚。背太阳的阴面，显出体量和空间感。不同作者在运用光线与“形”的侧重点变化与特色不同，可以变成许多不同的风格。强调镂空的有焦墨及高光，形象丰富，层次也多。有的人反对镂空，强调把深凹处填满，使深的地方显的更为柔和。总之，许多形式风格的变化是利用光与造型的游戏，而产生各自的特色。不同风格的雕刻家处理雕塑造型时各自创造了术语，即“挂光”、“反光”、“吸光”、“柔光”、“藏光”等等都是实践中总结出的很好的经验。

放大定稿是艺术实践，但也是个理论问题。已经通过的大型雕塑定稿，是制作成品的根据，由于放大成需要的大型雕塑，常常不如稿子生动与连贯。为了避免这些缺点，雕塑家们引进及创造了形形色色的机械放大法，以避免放大时造成走样，如“画格、吊线、求点”，“套圈”“焊接定点”等等放大方法，就是常用的一部分。虽然作者力图使放大的雕塑忠于定稿，但总还是“走样”和“失神”，因此，雕塑家曾发出放大时要“招魂”的呼叫，就是要求大雕塑与定稿一样的生动和传神。由小放大经常出毛病的地方，多是动态变小，表情变呆，原因多出自对照模特儿校正雕塑动态时作者受模特儿所支配，虽然放大时参考模特儿有好处，但放大的作品一失去灵魂就没有吸引力，为了使作品“传神”就必须“招魂”。要使作品有“魂”的关键是紧抓动势，加强写“神”，不要受模特儿动作及自然形态的支配。“招魂”不过只做到了形神忠于定稿。作为室外大型雕塑，做到忠于定稿，还只是第一步，在放大的过程中，更重要的任务是“升华”。“升华”就是神采更精，技术更完善，更有意境。“升华”常常牵涉到两个技术原因，一是小雕塑变为大型雕塑时，产生了视角及视觉的变化，经常要进行比例及构成立体的面向的调整，正如京剧舞台上坐椅子的官儿为了适应台下观众的视角而加高坐垫那样。至于调整的多少，则决定于大小、内容、位置（观众观看位置与雕塑安放位置）和姿态而定。二是除了在现场的石雕外，一般石雕、铜像、金属铸像、水泥像等等大型室外雕塑，都是在工作室内制作的。室内的雕塑多数不适应于室外的光线，手法又常常与自然环境不相适应，因之在放大时应作事先的模拟试验，亦可将定稿放在阳光下观察，以便作适应室外光的改进，使之升华，臻于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