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窟寺研究》是宿白编写，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该书共收论文23篇，是宿白先生自1951年迄1989年陆续写就和发表的。

据作者前言所述，这些文章，除第一篇是概论中国石窟寺之外，其余22篇，依据内容可分作六组。

第一组两篇，探讨了中国现存两处最早的石窟遗迹--新疆克孜尔石窟和甘肃凉州石窟。前者着重部分洞窟类型和年代的探讨，最重要的是论述了龟兹石窟在佛教东传中的地位；后者着重特征的分析，认为“凉州模式”表现了佛教文化传播中的曲折现象。第二组五篇，都是关于5世纪后期开凿的武州山石窟（云冈石窟）的讨论文章。

《中国石窟寺研究》既是宿白先生50年（1947-1996）来从事中国石窟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他如何进行中国石窟寺考古的一个真实写照，更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创建历程的一部全面记录。其材料丰富、条理明辩、分析与综合极其功力。先生对中国石窟寺严谨的区系研究与编年体系，充分确立了历史考古学方法在石窟寺研究中的地位。借用陈寅恪先生“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一语来评价宿白先生的《中国石窟寺研究》，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此外，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教授在《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读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中一文特别指出：“这是一部研究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专著。它既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一项丰硕学术成果，也是近年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著作”。宿白先生在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认为，他对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实际上是反映着中国考古学在石窟考古研究方面的全部历程。我们在评论他的《中国石窟寺研究》这本学术论著时，必须从这个角度出发，否则便不能真正把握这部著作的学术意义。我写这篇文章便是要从阐明这部学术著作的意义上来作些评论，因为，它关系到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是中国考古学上的大事。

佛教石窟渊源于印度，中国开凿石窟始于3世纪，盛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6世纪。中国的石窟可分七类：（一）窟内立中心塔柱的塔庙窟；（二）无中心塔柱的佛殿窟；（三）主要为僧人生活起居和禅行的僧房窟；（四）塔庙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五）佛殿窟内设坛置像的佛坛窟；（六）僧房窟中专为禅行的小型禅窟；（七）小型禅窟组成的禅窟群。根据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异，中国佛教石窟可分为新疆、中原北方、南方和西藏四大地区。虽然石窟寺考古学有其共有的宗教特征，但由于各区域经济状况、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上的差异，石窟寺也同其它考古材料一样，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征。

新疆地区的石窟，分布在喀什以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一线，集中的地点有古龟兹（今库车、拜城一带）、古焉耆（今焉耆七格星一带）和古高昌（今吐鲁番附近）三区。新疆石窟多塔庙窟、大像窟、僧房窟、禅窟以及不同形制洞窟构成的组窟，也有少量的禅窟群。5世纪以后，方形佛殿窟数量增多，出现了佛坛窟。焉耆、吐鲁番一带还有洞窟前面接砌土坯前堂和竟用土坯砌建的洞窟。这些不同形制的洞窟，除一般僧房窟外，窟内都绘壁画，绝大部分原来还置有塑像。塑绘内容。6世纪以前主要有释迦、交脚弥勒和表现释迦的本生、佛传和因缘等图像。6世纪出现了千佛。8世纪以来，中原北方地区盛行的阿弥陀和阿弥陀净土以及其他净土，还有一些密教形象，都逐渐传播到这里，壁画布局和绘画技法也较显著地受到了中原北方石窟的影响。

中原北方地区指新疆以东、淮河流域以北以迄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多，内容复杂，是中国石窟遗迹中的主要部分，可以再细分为河西、甘宁黄河以东、陕西、晋豫及其以东等四区。中原北方石窟中，河西和甘宁黄河以东两区多塑像壁画，陕西和晋豫及其以东两区多雕刻。四个地区中，除个别石窟外，多杂有摩崖龛像。

中原北方窟龛的发展演变，大体可分为四期：第一期即5-6世纪，是这一地区开凿石窟的盛期，洞窟形制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量禅窟和禅窟群。主要造像有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对坐、千佛和思维像，其次有本生、佛教和维摩文殊对坐像。七佛、无量寿（阿弥陀）、倚坐弥勒、观世音和骑象的普贤像等出现较晚。第二期即7-8世纪，主要盛行佛殿窟、大像窟，较晚出现佛坛窟。除释迦造像外，阿弥陀、弥勒、药师等净土图象和观世音像逐渐复杂起来，出现了地藏像，密教形象也开始盛行。第三期即9-10世纪，石窟开凿渐趋衰落，石窟形制摹拟地上佛殿的情况日益显著，佛殿窟后面凿出了背屏，窟前接建木构堂阁的作法开始流行。窟内壁画盛行排列多种经变的新形式。佛龛两侧流行文殊、普贤相对的布局。

文殊似乎受到更多的重视，敦煌莫高窟和富县石泓寺都出现了“文殊窟”。对观世音的崇拜更为普遍。许多地点出现了观世音的各种变相。天王的形象也在这个阶段逐渐盛行。第四期即自11世纪以后，开凿石窟的地点愈来愈少。造像题材除前期习见者外，罗汉群像逐渐盛行，还出现了罗汉群像与佛传结合的场面。出现了布袋和尚。儒释道合流的形象也在石窟中出现。庆阳平定川石窟中1095年雕造的“三教诸佛”，是现知中原北方地区这类题材的最早实例。13世纪太原龙山开凿了全真道教石窟。13-14世纪莫高窟、榆林窟开凿藏传佛教的“秘密堂”。16世纪初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出现了水陆道场的连续浮雕，有的窟内外全部雕出了仿木结构。石窟摹拟地上佛殿的作法，年代愈晚愈突出。

南方地区指淮河以南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布局分散，除个别地点外，摩崖龛像多于洞窟。凿于5-6世纪之际的南京栖霞山龛像和新昌剡溪大佛，原都前接木构殿阁。广元一带6纪的石窟，形制多属佛殿窟，少数为塔庙窟。这时期的主要造像除释迦外，多无量寿（阿弥陀）和弥勒倚坐像，还有释迦多宝对坐像。自8世纪以后，四川岷江、喜陵江流域诸窟龛盛行倚坐弥勒、净土变相和各种观世音造像。10-11世纪多雕地藏和罗汉群像。11世纪大足石篆山出现了最早的儒释道三教石窟。12世纪大足大佛湾造像内容更为庞杂，除佛传、经变、观世音等形象外，还有祖师像和藏传佛教形象。杭州西湖沿岸的窟龛开凿于10-14世纪，13世纪末以前多雕阿弥陀、观世音和罗汉像，13世纪以后多雕藏传密教形象。开凿于9-13世纪的大理剑川石窟都是佛殿窟，9世纪造像主要有弥勒和阿弥陀，10世纪以后主要造像有观世音、毗沙门天王和密教的八大明王，最具地方特色的是南诏王及其眷属为主像的窟龛。

西藏地区石窟多不具造像的禅窟和僧房窟。摩崖龛像分布广泛，题材多释迦、弥勒、千佛、十一面观音和各种护法形象，并多附刻六字真言。以上窟像的雕凿时间，大都在10世纪以后，即藏传佛教所谓的后弘期。拉萨药王山是西藏窟龛较集中的一处。山南麓密布摩崖龛像，东麓的札拉鲁浦石窟，是现知西藏惟一的一座吐蕃时期开凿的塔庙窟，塔柱四面各开一坐佛龛，窟壁雕像多后世补镌。该窟右上方凿出附有石床的僧房窟。山南扎囊、乃东等地的天然溶洞，有不少相传是吐蕃时期高僧的禅窟。扎囊查央宗山溶洞内。后世建有经堂和附有右绕礼拜道的佛殿，殿内奉莲花生塑像，传文该洞原是莲花生的禅窟。后弘期这类禅窟窟前有的还接建木结构，如萨迦北寺夏尔拉康。窟形规整、四壁满绘佛像的佛殿窟，似多见于西部的阿里地区。

宿白，1922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宿白先生长期从事历史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范围广博，在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学等领域的造诣为学界所公认，尤其专长汉唐考古、宋元考古和佛教考古，在历史考古学上是一位集大成者。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他重视遗址发掘，同样重视文献考据和田野调查实习，主张文献考据同考古发掘资料分析相结合。讲授的课程有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古代建筑、古代陶瓷、古代葬书、中国考古学（下）、中国佛教考古学、从考古发现看中西文化交流、汉文佛籍目录和《历代名画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