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社会心理学是随着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传入而在中国确定并逐步发展起来的。 全面系统地对习俗中的 J—曲线分布、中国人的表情模式、奖惩的相对效果律以及心里受社会的影响程度等做了专门研究，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学术思想源远流长，但作为一门学科，它是随着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传入而在中国确定并逐步发展起来的。

古代有关社会心理学的思想 从先秦诸子起,就有关于社会心理学思想的论述。历代学者相继提出了许多有关社会心理学思想和观点。孔子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具有鲜明唯物主义倾向的性习论思想。孟子曾提出性善说；荀子提出性恶论；王充则提出人性有善有恶论。

董仲舒曾提出“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 3个等级，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认为性是与生俱来的自然素质，善则是教化培养的结果。李贽认为人的个性是互不相同的,并探讨了个性的社会化过程,他在《童心说》中指出了社会心理影响个体感知、个体理智和个体价值观的阶段性。

社会心理学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社会心理学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起初以介绍西方社会心理学为主,出版了一批译著,如G.列朋的《群众心理》、W.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F.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随后,中国学者相继依据中国实际探讨有关社会心理学问题。陈大齐首次应用问卷法做了关于“北京高小女生道德意识之调查”；陆志韦1924年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社会心理学专著《社会心理学新论》；孙本文1929年开始在中央大学教授社会心理学课程，1946年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一书。40～50年代，吴江霖、林传鼎、曾性初等分别对习俗中的 J—曲线分布、中国人的表情模式、奖惩的相对效果律等做了专门研究，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近30年，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处于几乎停滞状态。它的全面复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1年，北京心理学会首次举办了“社会心理学学术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就社会心理学的对象、性质、方法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强调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这次会议成为全国社会心理学重建的起点，此后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一条理论移植、机构组建和改造发展的过程。

关于“欲求”心理

荀子曰:“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认为欲望是人的本性，并进一步指出了“欲”的特征。《管子》把人们的欲求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生理欲求，一类是社会欲求。并以“贫贱—富贵”表示生理欲求;“危坠—存安”表示安全欲求;“忧劳—佚乐”表示精神欲求；“灭绝—生育”表示繁衍欲求。同时还阐述了欲求与情感的关系。

关于赏罚心理

《管子》认为赏罚的效果要通过个体的心理感受和行为变化而得到检验，“民死不服”不能算真正的赏罚效果，所以如何使冷酷无情的法深入人心，变成心理上自愿接受的东西，收到“罪人不怨”、“善人不惊”的效果，便属心术问题了，并指出了适度赏罚和教化与赏罚相结合的思想。韩非认为赏罚应与人性相结合，他把人性归结为趋利避害、好赏恶罚，因而主张“因人情”、“顺人性”进行赏罚，治理国家。

①移植。中国社会心理学重建的第一步是有选择地引进西方的社会心理学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主要方式是理论培训和内化。一方面请国内外的专家讲授社会心理学课程，举办社会心理学进修班。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学会、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等单位相继举办了社会心理学培训班和研讨班，进行基础理论的普及；另一方面翻译、编译、撰写社会心理学著作。

②组建机构。1982年 4月，成立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会，同年 9月易名为中国社会心理学会，陈元晖任会长。随后，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天津等省市相继建立了社会心理学分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广州师范学院、南开大学相继建立了社会心理学研究室或教研室。

③改造发展。随着理论体系的移植和机构的建立，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进入了改造发展期。这时期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对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和假设的比较验证性研究。如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师生1983年参照美国、日本、苏联等国的研究，以中国学生为样本所做的关于自我评价的研究。这项研究一方面验证了美国学者得出的自我评价高于客观评价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发现了中国学生的自我评价在男女性别，以及积极评价和消极评价等方面的独特差异。其二是改革开放环境中大群体社会心理的调查与研究。这是中国社会心理学重建以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围绕社会需要、社会动机、社会态度，以及理想、价值观、民族性等问题，以社会各职业阶层、各年龄分组的人们为对象，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了状况性调查和分析。这些调查和研究一方面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实际问题的主要成果。

台湾省和香港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状况 　4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心理学走的也是一条移植式道路，主要是步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后尘。杨国枢教授认为，这种移植不但研究理论薄弱、重复过多，研究工具雷同，而且绝大多数研究未反映中国文化、社会及家庭特色，因此无从建立自己的理论。香港的社会心理学更是如此。70、80年代以来，港台社会心理学家着手建立本土特色的社会心理学，逐渐出现了“回顾式”和“草根式”研究。前者是对一个项目问题研究的元分析,作为历史性的总结;后者是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人特有的社会心理问题上，设计自己的研究工具，力图有所创见。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不能脱离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必须遵循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背景，这是在1990年 8月召开的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四次学术年会上全国各地学者包括港台心理学家在内所达到的共识。因此，在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原则前提下，把新科学、新方法、基本理论建设和传统思想开掘等结合起来，是中国社会心理学多年探索所得出的基本经验，亦是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