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票号博物馆是位于平遥县西大街日昇昌票号旧址的历史文物博物馆，1995年10月18日建馆开放。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创建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百年沧桑，业绩辉煌，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商埠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

日昇昌票号创立后，先后有介休、太谷、祁县相竞效仿。她的诞生与发展，有利地促进了全国金融流通，加速了资本周转，对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掀开了中国金融史的光辉一页。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坐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整座旧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但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公元1823年，由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投资白银30万两和细窑村掌柜雷履泰共同创立日昇昌，从此结束了中国镖局押送现银的落后金融局面，极大地加速了商业运转和货币流通，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其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日利千金”；其经营网点遍布除东北、西北以外的整个中国，可谓“一纸风行”。然而，更让我们叹服的是：票号产生的百余年间，外患频频，内乱不断，日昇昌在风雨飘摇的一百年，纵横捭阖，雄视商界，形成了一整套极具现代意义的管理制度。

如今的日昇昌旧址，已开辟为中国票号博物馆。人们在这里所见所闻的是一百多年的过去。尽管日昇昌小小的院落无法与现代银行的摩天大楼相比，日昇昌仅有的分号也无法与当代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点相比，但我们可以从日昇昌看到当代银行的影子；从日昇昌领略到中华民族的智慧；我们可以从日昇昌感受一种锐意改革的精神，鼓闻一个时代进步的声音。

综述

清代康、雍、乾、嘉年间，本城当铺、账局、钱庄、银楼等组织已初具规模。嘉庆十八年（1813）重修市楼碑志载，平遥商号700余家，其中金融字号有25家。商业金融并重的行业优势，为票号在平遥创建成为最现实的可能。

嘉庆年间

嘉庆年间，在平遥众多的商号中，有一家叫西裕成的颜料庄，总号设在城内西大街，财东是西达蒲村李家。西裕成商号经营多年，在京师、天津、汉口、成都等城市开设有分号。先后在汉口分庄和京师分庄任经理的雷履泰，在经营同乡、亲友少量汇兑银两的过程中，借鉴古代飞钱、便钱（或便换）的经验，克服账局只营货币借贷不经营汇兑的缺陷，逐步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汇兑经营模式。当雷被调回平遥总号任理时，建议东家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

经财东李大全同意，投资30万两文银，于道光三年（1823）左右，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意在如日东升，生意昌盛。雷履泰出任总经理（大掌柜）。

日昇昌票号成立后，解决了国家银行未出现前大宗项银两往来的困难，并很快在全国40余个大中城市设立了分号，票号业务搞得红红火火。

道光六年（1826）

道光六年（1826），在平遥城多年经营数家商号的介休县北贾村大财东侯培余，早已十分关注日昇昌票号的经营状况。侯趁日昇昌协理（二掌柜）毛鸿翙与总经理雷履泰发生矛盾退出票号的机会，重金聘请毛并委以重任，先后将蔚泰厚绸布庄、蔚丰厚钱铺、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细布庄。

新泰厚绸缎庄等5个商号均改营为票号，组成了著称于世的平遥“蔚”字五联号。

道光十八年（1838），日昇昌财东和掌柜议定，由日昇昌票号出资，成立日新中票号，以增加与“蔚”字五联号的抗衡力量。从此，平遥票号发展到7家，初步形成了山西票号中最早的平遥帮，走过了平遥票号的初创阶段。

道光二十年（1840）-咸丰十年（1860）

在平遥票帮形成的同时，邻近的祁县、太谷大财东也争相效仿。先后有太谷志成信、祁县合盛元等票号成立，逐步形成山西票号中的平、祁、太三帮。正当平遥票号初创不久、稳步发展的时候，道光二十年（1840），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制度逐步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久，又发生了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火连年，使平遥票号一度进入曲折期。尤其南方各分庄，或遭抢劫或收撤，“伙友人身不得安宁，财产银钱难以避险”，汇兑业务无法正常进行。平遥票号面对困境，一方面不得不暂撤分庄，缩小规模，裁汰人员，减轻负担，以曲求伸；另一方面，仍在迎难而上，顽强奋斗。

咸丰三年（1853），榆次聂店村大财东王栋在平遥南大街又设立了协和信票号；咸丰六年（1856），又与本邑王智村米秉义共同投资，设立了协同庆票号。在咸丰九年（1859）前，由蔚字五联号创始人毛鸿翔等人投资，设立了蔚长厚票号；咸丰十年（1860），祁县大财东渠氏父子，又在平遥城南大街设立了百川通票号。

平遥票号发展到11家。

咸丰十一年（1861）-光绪十六年（1890）

咸丰十一年（1861）始，平遥票号进入蓬勃发展期。同年，介休县北辛武村巨商冀家，看好票号发展势头，将在城内东大街经营多年的乾盛亨布庄改营票号，带动了票号业的发展，成为平遥票号发展的重要标志。此后30年间，相继成立的票号还有：谦吉升、其昌德、云丰泰、松盛长、祥和贞、义盛长、汇源涌、永泰庆等，共计达到20家。平遥票号在各地的分号遍布全国68个城市和商埠重镇，分号总数增加到367个。

光绪六年（1880），在迅速崛起的口岸城市上海有14家平遥票号分号。

光绪七年（1881），在素有九州通衢之称的汉口，有山西票号分号32家，其中平遥票号分号达16家之多，占半壁江山。

光绪十一年（1885），在河南开封集中了平遥票号7家分号。

光绪十六年（1890），蔚丰厚票号不远万里到新疆

平遥票号进入发展期后，业务不断扩展。由前期以商业放款、汇兑为主和兼办捐生捐纳，大量转向揽办军饷、协饷、赈款、税银汇解等官款业务，成为清户部银行成立前清政府的重要金融工具。与此同时，平遥票号在发展中优胜劣汰，不断分化，一些先天不足，经不起金融风潮冲击的票号很快被淘汰。其间，有云丰泰、祥和贞、松盛长、谦吉升、义盛长、汇源涌等6家票号先后倒闭。

光绪十八年（1892）-光绪二十五年（1899）

光绪十八年（1892）后，平遥票号进入鼎盛时期。其表现除规模扩大、形成遍布全国的分号网络，为国内外贸易和商品流通提供更加充足的资金和服务外，更主要表现在承担了清政府财政和银行的部分职能，平遥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较大的票号，多有清廷高级官员作后台。日昇昌交好历任粤海关监督和庆亲王、赵舒翘等，蔚盛长交好庆亲王，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蔚丰厚交好赵尔巽、袁世凯等。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清政府被迫答应赔款2亿两白银。甲午赔款变为向英、法、德、俄四国借款。借款和赔款，每年偿还本利2000余万两，全部由各省按期解往上海江海关道衙门，以备交付各帝国主义在华银行，这就大大增加了票号汇兑量和经营资本。平遥票号成为汇解借款的重要角色。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将应解英、法、德、俄的8.5万两白银，交平遥票号蔚盛长、日昇昌和祁县票号合盛元共同承汇；后又交蔚盛长单独承汇15万两白银。河南巡抚刘树堂集银11万两，交蔚盛长、日昇昌、新泰厚等平遥票号分别承领汇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西巡抚黄树森筹银15万两，交百川通票号汇解江海关投纳。同年，四川总督奎俊筹凑23万两白银，交协同庆等平遥票号汇解江海关兑收；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许应骤迫挪凑白银36万两，交协同庆票号汇解江海关查收；革职留任的福州将军裕禄拨汇英、德借款12万两白银，发交蔚泰厚票号和南方源丰润票号共同承领，解赴江海关道库交纳；陕西巡抚魏光焘，两次汇解白银12万两，均交协同庆票号承办。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光绪三十二年（1906）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打进北京，清王朝岌岌可危，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被迫离京，逃往西安。“国难当头”之时，平遥票号全力承担了国家财政职能，对“两宫”西行的一切费用、军支等，一概接纳办理。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途中路经平遥时，在协同庆票号总经理赵德溥之子赵鸿猷院落设立行宫，平遥票号声誉更加高涨，票号东家、掌柜以及伙友也身价倍增。平遥票号还与祁、太票号多次承办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的库款汇解和现银运送，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对此十分感激。商业汇兑政治化，迅速提高了票号的社会政治地位。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宫”回京后，对山西票号大加赞誉。清廷急令在京开设票号的商人“刻期来京，规复旧业，以便宫民”。平遥票号“无不闻之喜悦”，纷纷赴京复业，并又开展了庚子赔款的新债汇兑业务。这一阶段，汇兑数量大，时间要求紧，平遥票号盈利高于以往任何时期，达到了顶峰。在平遥票号发展的鼎盛时期，又有永泰裕、宝丰隆两票号分别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三十二年（1906）成立。平遥票号累计总数占全国先后成立的51家票号的43.14%。

民国时期

民国三年（1914），正当平遥票号在辛亥革命中遭受重创后处于危机之中，祁县合盛元票号北京分庄涉案。与之数十年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日昇昌票号北京分庄，尽管力所不及，但出于情面和为了维护数十年的信誉，由分庄经理侯垣出面，为其举债担保。合盛元北京分庄经理却逃匿无踪。检察厅向担保人侯垣索人。在逼迫恐吓之下，侯垣与伙友携账于是年农历九月初一连夜离京回平。次日债权人告状，日昇昌北京分庄被立即查封。随之，北京地方审判厅致函平遥县知事，令查封日昇昌平遥总号和东家财产，并迅速派人携带该号账簿到京清理。时任日昇昌总号经理郭树藏身躲避，财东李五典、李五峰被关押。十一月十二日，已离号的原协理梁怀文为解救财东挺身而出，进京前往审判厅报到。消息传开，波及全国。日昇昌票号被迫破产整顿。从此，平遥票号开始走向整体性衰落。

日昇昌的衰落，很快影响了其他平遥票号。先后有协同庆于民国二年（1913），蔚盛长于民国五年（1916），百川通于民国七年（1918），蔚长厚于民国九年（1920），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宝丰隆等于民国十年（1921）相继倒闭或歇业。其间，蔚丰厚票号于民国五年（1916）五月招集新股，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后于民国九年（1920）倒闭。日升昌票号在破产整顿中，梁怀文开诚布公，和盘托出，周旋于众债权人、商会及北京审判厅、察厅、司法部之间，很快取得各方谅解和信任，日昇昌暂免破产。民国十二年（1923），清理取得成效，经债权人同意，由债权作股东，保留日昇昌招牌，重新复业。梁怀文担任总经理，勉强维持经营，然规模已大大缩小，分庄除北京、天津等地外，其余全部收撤。民国二十一年（1932），日昇昌改营钱庄。至此，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合上历史的最后一页。历时一百余年的平遥票号退出了中国金融的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时期

票号发展到鼎盛时期，也隐伏着危机的到来。平遥票号危机期集中反映在清末民初。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袁世凯组成北洋政府，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平遥票号也同时受到重创。据天成亨等12家票号战事损失统计，在成都、西安、太原、京都、天津、自流井、宁夏等7处，损失现银达133.59万两，衣物折银达30.86万两。以上除太谷锦生润、祁县存义公两票号损失现银5.59万两外，其余都为平遥票号的损失。同时，票号在全国信用大危机中的社会信誉损失更是无可挽回。平遥票号大规模遭受损失的消息传开，外欠则处处倒账，难以收回；欠外则人人逼提，难以应付。从此，平遥票号一蹶不振，开始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加之清末民初，外国银行大举入侵，竞争更加激烈，票号地位逐日下降；清政府国家银行和各省官钱局相继成立，分夺票号利权；票号中不少东家、掌柜又“泥古不变，夜郎自大”，“骄满颓腐，全无新识与改进勇气”，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的发生。蔚丰厚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面对危机，大声疾呼，函劝总号并通告各地分号，提出“外间银行林立，暗夺我之生意，非自立银行，难以抵制”的革故鼎新之策，倡议票号实行大联合，组织股份银行，增强竞争能力，以度难关。但一直未被思想保守的总号东家和掌柜所接受，票号改组终成泡影，成为平遥票号史上一大憾事。

“日昇昌”票号旧址坐南朝北，南北长为65米，东西宽为20米，总建筑面积为1300平方米。票号内三进院落，临街面阔五间，中间为通道，两边是铺面，上面建楼存放财物。前院、东西两边各有柜房两间，中院东西各建客房三间。正面，为票号中厅，面阔也是三间，是汇兑业务具体办理的重要场所。中厅上面建有楼房，是存

放物品的场所。紧靠中厅南檐平房三间，中间为走道，东西两边为小套间。在后院南边，有正厅五间，东西两面各有客房三间。整个院落布局考究，格式别致，高墙、大院、深宅。由于职业原因，出于对安全的重视，在院内所有被认为不安全的地方，都架设有铁丝天网。网上，系有响铃，只要临街铺面五合坚实大门一关闭，可算得上固若金汤万无一失。

综述

日昇昌以创建票号闻名于世。然而，当亲眼见到日昇昌旧址以后，就不能不对其建筑风格也产生赞叹。日昇昌前临繁华街市，后通幽静巷道，占地1600余平方米，有大小建筑21座，形成一座完整的、功能齐全的商业店铺院落、其建筑风格，既有商业建筑的共性，又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日昇昌的建筑为深入了解和研究历史文化、商情商俗、建筑艺术等，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旅游资源。作为商业店铺，日昇昌总体布局呈现一种外雄内秀，主从互补，正倒结合，精简有别，突出实用的自然美感。

据初步考证，日昇昌旧址，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建筑期，前院、二院，包括中厅为一个建筑期，后院、后通道、后大门等属于另一个建筑期。其显著特征表现在中厅与掌柜居室采取了并墙而立的方式，且两墙高差较大，地面水平不一。但分属两期的建筑，又能做到巧夺天工，珠联璧合，自然过渡，融合，显示出设计者的艺术素养和建筑工匠高超的建筑技术水平。不同建筑期形成的主体建筑，采用了中国北方建筑对称均衡的布局方式。从木结构阁楼硬山顶式铺面，到单坡大屋顶中厅，再到单坡大屋顶后厅，主体建筑一一有序地排列在中轴线上；东、西柜房，账（东）、信房（西）、伙房（东）、客房（西）等次要建筑，对称分布在中轴线两边。这种布局方式，在乎遥古城的许多商号店铺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和反映。如位于日昇昌旧址斜对面的宝丰隆票号旧址，位于日昇昌旧址东面的蔚泰厚、蔚丰厚票号旧址，都属于这种布局方式。不同的是，日昇昌主体建筑东侧的非主体建筑部分，由于布局合理、安排得当、突出实用，使日昇昌整体建筑格局，更加完善。如东书房的建筑，填补了空缺；东阁楼的建筑，加强了中厅整体美感；东过道的设置，便利丫通行；东厕所的建设，既方便了生活，又补充了与邻院墙壁形成的缺口；宽畅的后通道，与后大门相连，位于两院高墙之下，有利于车马通行，方便了日昇昌票号东掌乘坐轿车及现银等贵重物品的运送；完善便捷的侧面建筑，则是一般商号店铺所没有的。

综观日升昌建筑风格，有以下五个特点：

外雄内秀

日昇昌的建筑，给人一种外雄内秀的感觉。面阔五间的铺面，二层木结构覆瓦硬山顶建筑，辅以五级青石台阶，加上沉重厚实的黑漆大门，使人感到宏伟壮观。到日升昌后墙外观赏，则是那种抬头望不到顶，墙厚估不透边，比相邻民居蓦然高出一截的深宅大院的不凡气势，除了感叹雄浑，你再无别的选择。

装潢方面，一一作了细致处理，精美绝伦。如日升昌各室内分隔，均用精雕细刻的隔扇完成。门廊前拐角处，装饰有精美的雕花雀替。工匠把民居中较普遍应用的砖雕、木雕、石雕技术，运用到商号店铺建筑中，增加了商号店铺的生活情趣，使高大雄浑的建筑又透出轻巧和温馨。

正倒结合

日昇昌主体建筑，从铺面方向看，似坐南向北，呈倒座型。但穿过中厅，来到后院，如同调了方向，院落又成为坐北向南，呈正座型。这种正倒结合型商号店铺，实属罕见。如前所说，这种格局有整体建筑分期完成的客观原因，但更显出地方建筑工匠因地制宜、构思巧妙的高超建筑艺术和素养.非经验丰富、技艺好的建筑大师，是很难做到如此和谐、统一的设计的。

主从互补

日昇昌的建筑，主从互补，进一步体现了其建筑风格的协凋。以日昇昌前院为例，铺面高大的硬山建筑，在里院无疑给人以封闭、压抑的感觉。但东、西柜房等从属建筑，取低平单坡建筑态势，又形成错落有致、洞开天地、起伏跌宕的空间效果。又如在中厅前后，与厢房衔接处，留下较为宽阔的明堂，在弥补中厅东西间日照不够充足的同时，又减缓了主从建筑间太大的落差，使人产生一种平缓、舒展的心理感受效果。

在中轴系列建筑东侧，其他辅助建筑设施，宜低则低，宜高则高，宜连则连，宜断则断，相互协调，相得益彰，大大增加丁这座商业店铺的整体美感。

精简有别

清代中叶，等级森严，这一特点也体现在商业店铺的建筑上。日昇昌21座建筑中，在精致与简陋上，具有明显的区别。总经理居室，建筑较为精致；小伙计住的柜房，则要简陋得多。同在账房内，主账先生住里间单间，副手则住大间，睡通炕。精简有别，是日昇昌以及其他商号店铺普遍存在的现象。

突出实用

日昇昌的建筑，突出实用是一个显著特点。这是商人重利主义原则在建筑观念上的一个重要反映。在日升昌多处建筑中，都体现了突出实用这样一个原则。最为明显者，如伙房建筑。在后院东房中，有设置较好的顶柜，用于放置干鲜蔬菜。齐整的墙柜，则放置灶具、碗筷、油盐酱醋等。烟道过山墙处，为防止火灾，不用挑檐木而用了石头挑檐。

地址：平遥古城内西大街38号

门票：10元/人

交通：市内乘公交9路、77路可直接到达景区。

开放时间：08:00-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