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中用四章分别描述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强的四个选择，重构了近代中国的历史画卷。在第一章《剿夷与抚夷》中，作者分七节讲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贸易制度，分析为什么中国没有在工业革命大航路发现后跟上世界步伐的根本原因。在第二章，作者以《洪秀全与曾国藩》为题讲内忧内患，批评洪秀全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王朝。在曾国藩领导湘军与洪秀全太平军交战的时候，中国又遇到了一次与英法联军的对峙，依然无法战而胜之，只好受尽屈辱后开始一个新的历程，向西方学习。在第三章，作者专讲《自强及其失败》，实际上就是描绘从1860年开始的三十年洋务新政的全景。第四章即最后一章《瓜分及民族之复兴》中，用六节篇幅讲述1895年之后至1930年初期的中国政治史。
《中国近代史》是作者于1938年应陈之迈约请为拟议中的《艺文丛书》所写成的。陈之迈当时是《艺文丛书》的编者之一，除陈之外，编者还有陶希圣和吴景超。蒋廷黻欣然接受了陈的约请，利用已辞驻苏大使但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长之职的“几个月的安逸”时间，呆在汉口写成了这本书。蒋廷黻称这本篇幅不过五万余字的小书只是他凭对中国近代史的观感所作的“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也希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言下之意，这并非一部完整意义上的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认为，近代化之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由中国社会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以至无力与外国竞争这一严酷现实所凸显出来的。中华民族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中国人也具有政治天才，其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19世纪，中国却明显落到了西方人的后面，并且遇着了空前的难关。蒋廷黻的看法是，第一，中国的科学不及人。“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中国的祖先还在那里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中国不是用机器生财打仗。“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年起始用机械生财打仗，而中国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方人经过文艺复兴以后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和深刻的民族观念，中国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以至国家虽大，人民却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19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中国是落伍了。”
由于中国与西方的差别本质上是“中古”与“近代”的差别，自然，中国要改变自身处境，就只有努力消灭这一差别，使中国尽快实现近代化。而实现近代化的重要途径，在蒋廷黻看来，就是接受西方的近代文化，即向西方国家学习。
中国现代史学家
郭廷以：“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同开风气。”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
李济：“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
蒋廷黻，乳名泉清，1895年12月7日生，湖南宝庆（今湖南邵阳）人。六岁入私塾启蒙。十岁离开家乡进入长沙明德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一年后转入基督教长老会兴办的湘潭益智学堂。1911年，十七岁的蒋廷黻只身前往美国留学，就读于密苏里州派克中学堂。1914年考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学院（Oberlin），主修历史学，1918年毕业。毕业后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召，到法国从事了一段时间的战地服务工作，之后又返回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