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1896年6月2日—1979年8月1日），原名顺井，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6月2日，李济生于湖北钟祥县，初名李顺井。其父李权少孤失怙，苦读成名，年轻时即成为钟祥县最大学馆的教书先生，在当地颇有名望。李权的八股文作得好，策论亦很擅长，于文章学深有心得，与此同时，他也精研孔孟程朱的思想，尤其笃信孟子的性善说，其为人刚正而温和。对于教育子弟，他颇有想法，重视因材施教，充分培养孩子固有的品性，且重视当时的新学。在李济年少时，父亲李权即为他朗诵诗歌，教授七弦琴，并且送他进新式小学，使其得以接触“格致”“体操”“东文”等新鲜事物，而到了宣统末年，又决定让他报考清华学校。作为钟祥本地一位大秀才，李权重视培养孩子新知的同时，自然也不会遗漏传统学问，而他的教导方式又比较特别。李权让李济学习《周礼》，这当然显示出他本人对于时代风潮之敏锐，不过就李济而言，这种具有偏向性之教育的直接后果乃是他未能够完整全面地学习传统经典，不能不说留下了一定的遗憾。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岁的李济入县高等小学。除了《周礼》之外，父亲仍积极地为李济教导过其他传统学问，尤其是自己钟爱的《孟子》。李济对于父亲津津有味讲述《孟子》的场景印象非常深刻，并且自己当时也曾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讲解所感染，不过也是在当时，他就对孟子的某些观念提出了怀疑，例如“以羊易牛”他认为远远赶不上佛教戒杀生合理。按照李济的说法，他对于孟子某些学说信仰的动摇始于中学时代。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李济随父李权来到北京。李济之所以从湖北来到北京读书，是因为父亲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赴京参加举贡会考（时科举已废），得到了七品官衔，而他不愿到福建做知县，遂留在皇宫内务府听任，还把一家人从湖北接到北京。李济初到北京之时，先在本省人开办的江汉学堂读书，半年后，考入北京名校五城中学，这是中国第一所公立中学，当时教授李济所在班级国文课的，就有著名的学者林纾。不过李济中学教育的大部分时间，乃是在新创办的清华学堂度过，在清华的学习对于李济具有很大的影响。

宣统三年（1911年），入清华学堂。李济乃是首批考入清华大学的学生之一。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也跑了去糊糊涂涂的应了一下考，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监考的人也把他糊糊涂涂的取了。他在清华学堂待了七年半，功课是平平常常，人也是平平常常，玩也是平平常常”。（《自撰简历》）但对于理解李济的学术生涯而言，清华求学的经历可不是“平平常常”这四个字所能概括的。

就学习而言，李济认为“在这一时间学到的，属于技术性的较多；涉及价值观念的较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清华远离北京主城，交通与讯息皆不甚便利，学生对于政治问题普遍较为冷淡。其次，李济本人受父亲影响，视政治为肮脏下流的事业，而他自己对于宗教也很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学点“洋东西”，对国家与社会做出贡献。清华学校正是为学习“洋东西”做准备的，其课程安排乃是以学习英文为中心，应该说突出的正是“技术性”。说到价值观念这一方面，李济在一位饶老师的指导下阅读王先谦《荀子集解》其《天论》篇中的科学与共和思想给李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由此思考为何这些早已提出的原则两千多年仍未得以实行，随之又产生出一系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疑惑，强化了他出国求学的愿望：“放弃了多读中国古书的念头，一心一意想到海外求奇方去！”也正是在清华求学这一时期，李济与父亲李权的思想距离越来越大，李权虽然能够吸收一些新东西，但对于根本破坏传统的做法完全不能接受。他也抽出时间为李济讲授韩、柳、欧、苏文章的奥妙，但李济当时始终听不进去，他当时所要的，“只是想透过英国语文，学点中国没有而美国有的东西”。可以说，李济年轻时在感情上即对于传统学术有一种厌倦与不满，他认为中国的未来最需要的是来自西方的观念与知识。

民国二年（1913年），李济与四名同学发起成立“新少年会”，相与倡导砥砺品行和学业，此会后更名“仁友会”，以“改良社会，振兴国家”为主旨。其道德之楷模并非中国圣贤，而是泰西名人——尤其是创立新少年意大利会的“意大利三杰”。举凡读书为学生活起居，会员都要互爱互敬，彼此规过，砥砺德行。后来会员增多，宗旨也添加了“学术研究”一条，成立了“国语演说部”。稍后，又仿照富兰克林修身的方法，刻印了一种自省簿。应该说这种做法既具有基督新教色彩，也体现了儒家传统，所以当时常会中讨论的问题一多半是以王阳明良知做引线。后袁世凯称帝，“新少年会”为避嫌改名为“仁友会”，宗旨也易为“改良社会、服务国家”，会员亦越来越多，但组织社团究属不易，“仁友会”还是难免各种内部与外部的争议。但无论如何，由此可见出李济对于国事之关心以及他对此怀有的建设路径。民国三年（1914年），他多次参加学校举办的“国语演说会”，在辩论中唇枪舌战。民国四年（1915年）也曾出任学校演剧队队长，参加筹办贫民小学的义演。

民国七年（1918年），李济已是高等科四年级生，清华开了一门心理学课程，并从美国请来华尔考教授授课，李济受好奇心驱使选了这门课，读了半年之后，兴趣越来越大，人的智慧能以科学方法测量，这样的说法让他觉得很有意思，用李济的话说，“清华学校最后的这门课程，却帮我做到了美国学业选择的最后决定”（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李济当时就去打听美国哪一所学校的心理系最有名，打听的结果是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学。民国七年（1918年）8月14日，李济在上海东关码头登上了“南京号”远洋客轮，离开祖国，远赴美国留学。

民国七年（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李济通过了清华学堂第八期官费留美考试，进在入克拉克大学三年级攻读心理学。在此期间，与徐志摩结识。又和同寓五人“订立激励爱国章程，每日举行朝会，晚上唱国歌”，其拳拳报国之心于此可见。民国八年（1919年）6月，获心理学文学士学位。但一来他感觉到心理学这门学科未能尽符自己对于科学标准的预期，二来他觉得学心理学在中国没什么出路，而通过在课余的博览群书，他逐渐对于人口学发生了兴趣。于是在克拉克的第二年，他开始跟随韩金斯教授转念人口学与社会学研究生课程。研究生阶段，改从社会学。

民国九年（1920年）6月，李济的硕士文《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顺利通过，获得硕士学位。他还被美国社会学会接纳为会员。但在当时，李济已经认识到人口学的基础是数学，而自己并不长于此，从头学习也不现实，遂明确决定改习人类学，因为在学习人口学之时，他已阅读了不少人类学著作，感觉到人类学“在学术研究上与实际需要上，就成了前途极有希望的学问”。

民国九年（1920年）夏，李济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在哈佛的第一年，李济了解到人类学的一般知识，并且初步形成了自己博士论文的构想，民国十年（1921年）3月，他向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提出读哲学博士学位的申请，他当时想利用新学的人类体质测量方法，在美国留学生与华侨中搜集中国人体质材料，进而研究中国人种的特质。在哈佛大学学习与研究人类学的过程中，他接触到好几位印象深刻的老师。例如年轻的讲师虎藤（ErnestAHooton），他所教授的课程为“体质人类学”，虎藤非常重视训练学生的实践工夫。有一年暑假，李济跟着他处理了五百个埃及人头骨，这一实践经验让李济获益良多。又如研究院教务长柴斯（Chase）教授，他教授的是“希腊考古学”，正是这门课程引发了李济对于考古学的兴趣。对于哈佛三年，李济认为最珍贵的收获还不在于知识，而是“做学问的境界”：第一，学问的内容不离于日常生活所感；第二，学问最要紧的是方法论，方法论则是“一种常识的推广”。当时他迫切感受到只有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及若干历史的现象，方能得到（就中国学术发展的现阶段论）有意义的结果”。在这样的精神下，李济首先完成了有关中国人体质的论文，得到了老师的好评。其后，李济又根据《古今图书集成》中关于中国城墙的资料，对中国人族群意识之演变进行了研究。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完成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从而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在完成论文后，他还就进一步拓展该方面的研究，提出了颇具启发意义的意见。他认为，运用人类学等新兴学科的方法，正“展现出进行巨大科学探索的广阔天地。在中国这个研究领域，需要有考古学的调查、民族志的调查和人体测量学的调查。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规模及其宏大的，需要有极大的匠心独运的心智来作出答案”。其中，中国文字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尤值得研究。

民国十二年（1923年）夏，李济学成归国，应聘为南开大学人类学、社会学教授。次年任南开大学文科主任。回国之初，李济的科研重点仍集中在人类学尤其是体质人类学方面。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他在丁文江资助下，赴河南新郑一处青铜器出土遗址做实地考察，并对那里获得的一些人骨作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写成《新郑的骨》一文。嗣后又在中国科学社和南开大学的资助下，专程赴湖北各地进行居民体质调查，对包括学生、工人、警察、犯人等人群在内的一千人作了人体测量，发现鄂西北较鄂东南居民的身长普遍要高些，试图从中找到湖北居民历史上的迁徙源流和构成痕迹。但不久，其工作重心就开始转向田野考古。

民国十四年（1925年）4月，29岁的李济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特约讲师，讲授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和考古学等。

民国十五年（1926年）2、3月间，李济和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到晋南汾河流域开展旅行调查，发现交头河、西阴村等史前遗址和多处历史遗迹，并顺道在山西介休对当地居民人作了人体测量。同年10月，由美方出资，李济作为主持人，和袁复礼等人正式对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了田野发掘，前后历时二月多，采集遗物余箱，大多为新石器时代陶片，以及一些石制工具、箭头、骨器和半个经人工切割的蚕茧，由此把中国人养蚕的历史上推到了新石器时代。

民国十七年（1928年），李济受聘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在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做人类学讲师，与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学术大师同执教鞭。10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李济受傅斯年邀请，加入史语所考古组阵营，从此开启了考古人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创立时，李济正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商谈合作事宜，傅斯年以考古主任非李济莫属，驰电相邀。李济同意就聘，随后与董作宾亲赴安阳，掘得大宗龟甲、兽骨、陶器铜器。

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李济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民国十九年（1930年）5月，李济在南京寻勘六朝古墓，后赴济南、临淄等地访求历下及齐都遗迹。同年11月，与董作宾等发掘山东龙山镇城子崖遗址，掘得黑陶、贞卜及兽骨，发现龙山文化遗存，主撰《城子崖》一书，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出版。李济认为“大约一方代表沿海岸育成的东方文化，一方代表与那更古的西方文化接触过的西北文化。但是两文化似乎都直接一个更古老的同样的中国背景”。从而依据新的考古发现对安特生的观点作了直接回应和纠偏。在7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赠予李济考古学讲座一席。

民国二十年（1931年）秋季开始，每年补助史语所经费三万元，作为考古工作、语言研宄及出版报告的费用。当年春，李济与董作宾再次前往安阳，会同河南省政府人员进行实地发掘，小屯之外扩至后冈。在后冈，梁思永发现其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小屯、龙山、仰韶三期叠压痕迹明显，显示三期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关系。李济曾根据殷墟出土遗物讨论东方古代文化，认为骨卜、蚕桑、装饰艺术等要素皆起源于华北，分别代表早期中国人的宗教、经济和艺术生活。同时，李济认为，殷商青铜文化的来源问题十分复杂，有赖于殷墟发掘与史前资料的陆续发现，需要广泛的田野考古与深入的比较研究。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传播东北非中国领土的谗言，李济义愤填膺。他认为，史前时代的东北在民族文化上即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并为傅斯年的《东北史纲》作成英文节要，斥日人谬说，正天下视听。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李济应蔡元培之约，组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主任。计划建立自然、人文、工艺三个馆，分别由翁文灏、李济和周仁任主任。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4月，殷墟第九次发掘，李济自洹水南岸小屯扩至北岸侯家庄。10月，在西北冈掘墓四处，获石器千余件，不乏精品。同时，李济兼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后，获取补助费用，为侯家庄发掘提供经费保障。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李济应邀前往伦敦及斯德哥尔摩讲学，并出席国际科学联合会总会的伦敦大会。返国后，适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济随中央研究院西迁，经武汉、长沙而至昆明，最后迁往四川南溪李庄。而中央博物院筹备亦前往昆明，李济随即派人赴陕西宝鸡、三原等地调查彩陶遗址，并在云南昆明至大理、苍山一带探寻史前遗址。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李济被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选任为荣誉研宄员。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李济主持大理附近的马龙等地发掘，得遗址十处。同年12月，于南诏遗址掘获有字瓦片百余，成为研证南诏史的重要资料。对此调查结果，李济主撰编为《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刊行。直到抗战胜利，李济随史语所留川六年间，一面整理研究安阳发掘遗物，一面谴人分赴西北、西南各省调查古代遗址。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李济担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中央研究院返回南京，李济以专家身份奉命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赴日本东京、京都、大阪等地，调查、接收战时日本军民劫掠中国的书画、古器物及一切与文化有关的古物。李济先后调查了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研宄室、京都帝国大学考古陈列馆、东方文化研宄所和白鹤美术馆等公立藏处，还有住友氏、藤井善助氏、守屋氏、三合定治郎氏与黒川福三郎氏等私人藏所，使许多重器得以回归故土。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李济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迁居台湾。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暨故宫博物院迁台，李济主持督运，终使文物得以安然运台。并于隔年创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1953年秋，李济率团赴菲律宾参加第八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与第四届远东史前会议。

1954年秋，接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墨西哥大学讲学。

1955年，应邀在华盛顿大学讲学。接任董作宾的遗缺，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到1972年为止。

1958年2月，被“国史馆”延聘为史料审查委员。1959年，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成立东亚学术计划委员会，李济被选为主任委员；10月奉命代理中研院院长；同年秋，获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以访问学人身份在哈佛大学研究一年。

1960年秋，李济因劳困不堪，遂患糖尿病及眼疾。1973年，李济不小心摔断了左腿骨，行动十分不便，但手和脑仍在不停工作，读书、写作不辍，以英文撰写《安阳》初稿；晚年将主要心血倾注在中国上古史的撰写。

1979年8月1日，李济因心脏病去世。

①西阴村遗址：

从民国十年（1921年）开始，瑞典人安特生在中国奉天、河南、甘肃等地开展发掘活动，开启了中国史前文化的探索历程。为了验证中国彩陶西来的假说，安特生从风俗、遗物两方面比较了仰韶彩陶与安诺、特里波列的彩陶，并用两年时间调查了甘青地区史前遗存，提出仰韶彩陶与安诺彩陶可能出于同源的假说。为探索这些新石器晚期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李济主持了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即西阴村遗址发掘。此次发掘获得一大批陶片，共装了60多箱。遗物运回北京后，在清华大学公开展览，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以科学发掘为特征的考古学得到中国学界的充分肯定。根据此次山西调查和发掘情况，李济先后写成《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和《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两篇学术报告，以西阴彩陶的精细程度为切入点，对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阐释其怀疑立场。后来，梁思永对西阴村发掘所得陶片进行分类、统计，并与其它地区的相关遗址进行比较研宄，写成《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第一次将西阴村的考古收获以英文的形式公布于世。而一个“曾经人工切割的蚕茧”，则被史密森研究院专家鉴定为家蚕的茧，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抽丝。

②殷墟遗址：

殷墟十五次发掘是李济在中国考古学上的重要成就，也奠定了他对中国古史研宄的重要基础。自民国十七年（1928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史语所共进行了3个阶段15次考古发掘工作。第一阶段（1928—1934年）主要在小屯进行发掘；第二阶段（1934—1935年）主要在侯家庄发掘，掘出7座大墓及一个方坑，在东区发现了3座大墓及1200座小墓。第三阶段（1936—1937年），又继续在小屯村发掘，掘出不少商代建筑基址及1万多片甲骨。殷墟挖出了大批三千年以上的陶器、占卜用的兽骨和艺术品，坐实了中华民族在商朝的文明状况。

第二次挖掘时，结合小屯遗址现状及其试掘结果，李济提出小屯遗址状况的三个假设：一是小屯遗址明显是殷商的最后一个都城；二是遗址的一个重要中心在出甲骨的地方；三是其他类遗物的时代要视埋藏处多种因素而定。根据这些假设，李济制定了小屯遗址的第二次发掘计划。一是聘用一个称职的测量员，对遗址进行测绘；二是继续以挖深沟的方法进行试掘，弄清地下地层情形；三是对遗物的出土地点、时间、周围堆积和层次等进行详细记录；四是要求发掘人员坚持写田野工作日记。李济将地下堆积分三层：一是殷商文化堆积；二是隋唐墓葬；三是现代堆积层。由张蔚然负责测绘，测量以小屯为中心的遗址地形，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完成测量工作。另外，在整个发掘过程中，工作队对收集到的陶器进行系统记录，“指导思想和发掘技术的变化，标志着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殷墟发掘完全脱离金石学范畴，走向现代田野考古学之路。”

第三次田野工作结果证明，“殷墟的范围实超出小屯村境界以外”，殷商文化遗迹重要的中心区位于村西北沟与洹河河谷边界之间。在此次发掘中发现了殷商文化最重要的堆积，即后来有名的“大连坑”。为了解地下的分层顺序，李济将隋墓地层断面与大连坑未触动的地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殷商文化堆积之上有一个保护层，土色从褐到黑，质坚固，厚度1—2公尺不等，这层常常没有任何文化遗物。“大连坑”的出土物及其地下窖穴的堆积证明，以下出土物和有字甲骨显然属于同一时代，这些遗物包括：①无字骨和几乎完整的刻字龟版；②各类动物骨头；③多种类型的陶器：白陶、釉陶、红陶和灰陶；④雕刻的骨器和石器；⑤象牙雕刻；⑥距地面约10余公尺深的地下窖；⑦石工具和青铜工具共存；⑧铸青铜器的范；⑨其他出土物。

③城子崖遗址：

怀着对安特生中国文明“西来说”不服气的心理，李济、傅斯年最终作出了挥师城子崖的决定。民国十九年（1930年），考古组的田野考古工作移向山东，“要在中国东方的齐、鲁地区，探寻不同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古文化，证明中国文化的本土性”。11月7曰，发掘正式开始，工作人员由李济、董作宾、郭宝钧、吴金鼎、李光宇和王湘组成。城子崖的考古工作解释了一些殷墟发掘中难以说明的现象，“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到了一个新的端绪”，进而把史前和历史时期连结起来。“城子崖磨光黑陶遗存及卜骨的发现使得中国原始文化的探索找到了一个极佳的突破口，其学术价值亦非同一般。”因此，李济认为，“要是我们能寻出城子崖的黑陶文化的演绎秩序及所及的准确范围，中国黎明期的历史就可解决一大半了”。

①考古学术语体系

一是器物命名方面。为古器物定名是一件需要细心思考的工作，传统学者依据器物功能定名者较多，而功能是否与形制有固定的联系，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在李济看来，这种考订必须以实物为主，考订每一类器物的生命史，探求它们的功能及其形制的演变。关于陶器定名方面，李济认为，应该遵循两个重要规律：一是名称随用处走，通过定名就亩以确定器物的用处。如尊，本是装酒的，它圜底时候是如此，它变成牺形象形，它的名称用处还是如此。二是形制随时代变化，形制不但与命名无永久关系，它与用处也不一定有永久关系。如觚形器，可以为痰盂，而鼎形可以为香炉。因此，必须了解这种分别，方能讨论古物变化的意义。鉴于此，李济提出，以古文字形比较实物和把陶器形式与铜器比较是命名的两种具体方法。同时，他还参考《西清古集鉴》等著录，对殷墟部分陶器，尝试用形态或特征进行命名。关于铜器命名方面，李济坚持“名者，实之宾也”的名副其实原则，既不沿袭中国古器物学的旧名，也不赞同梅原末治、高本汉等国外学者的“利器”、“武器”与“用器”之命名。比如，李济提出以“锋刃”器指代器物形态，所指现象具体切实，“可以澄清形态与功能混搅的局面，收若干打扫的效用”。又如，在器物文饰方面，凡是指制造程序的如堆塑、彩绘、刻划等，均用“文”字结尾，即划文、刻文、堆文等；凡是指花纹形态或成分的，都有“纹”结尾，如方格形纹、三角形纹、鱼形纹等；凡是讲装饰艺术的一般情形时，即以“文饰”为代表，而具体的装饰构成图案，则称为“花纹”。再如，李济根据《吕氏春秋》的界说，将“有首无身”的复合动物正面称为“饕餮”；将代表一个腹饰四分之一的每一个单位称作“象限面”。

二是墓葬术语方面。一是按照葬姿，分为“屈肢葬”、“俯身葬”勻“仰身葬”；二是按照葬具，把用砖作墓室的唐墓叫做砖葬；三是按埋葬物，把墓葬中以铜刀、铜斧、砾石三种器物为随葬品的墓叫做刀斧葬。

三是地层术语方面。将灰土填满的地穴和地窖统称为灰坑，将自然形成的天然土叫净土；将人类作用过的土称为活土：两种以上土混合而成的土叫杂土；漆木器腐朽后遗留在泥土上的纹饰叫作花土；由夯土、淤土构成的地层叫版筑层、淤土层；位于地表的地层叫地面层，翻动扰乱过的地层叫翻动层。

②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

遗址、地层、文物合成的文化层是考古学的中心理论。通过细心观囊与经验积累，李济提出研究出土实物依据的三个条例一是可以自证的实物，出土的地方必须准确；二是在没有扰乱的地层中，同出来的实物可以视为同原、同时；三是在翻动过的地层出来的物品，它们的来源应该由它们的形象定。田野发掘中揭露的任何遗存，必须借用地层关系来确定其时代。民国十八年（1929年）发掘小屯村时，李济对小屯地下情形作了初步探察，指出小屯包含三个文化层：最底部的是殷商时期的主要文化堆积，其上面是隋唐墓葬，最上面是现代的堆积层。随着日后发掘及大量器物的出土，李济又将小屯文化层分为四期：前金属时期，时间是新石器晚期，其文化特征黑陶产品；在黑陶的上层是王朝前的青铜早期，时间约在公元前1384年；青铜中期在青铜早期上面，这时已进入商代，时间约在公元前1384—1111年；最后的是商以后的青铜中期，时间约在公元前1111年。当然，由于殷墟地层复杂和出土遗物繁多，李济对地层的分析研究也经历一个不断、尝试与修正的实验过程。

李济对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的运用，并不限于室外田野发掘过程中，即使在出土器物的整理和分析中，他也坚持基于地层学的器物类型学分析方法，以科学分类的眼光剖析器物形态。

③田野考古发掘方法

早在西阴村发掘时，李济就采用了探方及布方方法，开拓了中国科学发掘的先河。他发现遗址是一个灰土岭，地势南面壁立，突出邻地约三、四公尺，于是决定采取“劈葱式”发掘法。他在这里只开了一个坑，东西八公尺，南北四公尺，在这个坑内又分为八方。同时，他在遗址测量及地层记录方面采用“三点测量”法与“层叠”记载法。与安特生的发掘方法相比，其发掘方法己有以下四方面进步气一是采取了探方发掘方法，边长各2米的探方对于在一个小范围内观察地层及遗物出土的情况极为方便准确。二是在每方的交界处都留有被李济称为“土尖”的圆形土柱，可以说是“关键柱”的雏形；三是更仔细地观察自然层的变化情况，注意到地层的不整齐及厚薄不一的特性，如李济在第四探方竟然把4米左右的地下堆积划分为33层，足见其对土质土色观察的详细。与安特生但求深度记录相比，根据这些层次对出土物进行记录显然更合乎科学的要求。四是注意到打破及扰乱的现象，如李济提到第三方南部第二大层到第三大层之间有一块与周围的土色不一样的黄土，又指出在下面还有一个后来的“侵入”；同时，他还提到第三、四方发现过耗子洞，洞内有谷糠等等，并且自信这些后来的侵入不能扰乱这层次问题。这些晚期文化现象的处理看似简单，其实为室内研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人类学，李济比较认同美国学者罗泊尔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学把人类一切的现象当作自然科学现象去研究，研究有关人类的资料正象研宄地震、狂风、蚂蚁、树木、果子一样”。李济认为，为中国民族文化前途计，我们应该从认识自身的身体做起，以关于自己身体的准确知识为基础，“方能取得更多的他种准确知识；由此再作真理追求的准备，方能说到真正的真理追求了。”李济对于“文化认同对人文学研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充分的认识，并明确提出科学研究的普世性问题，即不仅要去欧洲化，还要去民族化。他既是一位中国文化珍品守护者，尽最大努力守护和研究中国文化；又是一位热心的国际主义者，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史学家只有摆脱“欧洲中心观”和“中国中心本位”等偏见，才能回归史实，呈现民族文化多元并存与互补的历史图景。

李济归国不久便翻译步达生的两篇体质人类学著作。步达生的研究证明，石器时代东北沙锅屯人与河南仰韶村人在体质上与近代的华北人相近。迁台后，李济曾测得迈西多邦和特比仑两社全部十六岁以上的男103人，女113人，根据这次观测的资料作详细研宄，写成《瑞岩民族学调查初步报告——体质》一文。

李济采用体质人类学的理论及指数，将测量的中国人以省份及编号区分，用综合量化的资料归纳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在《中国人的种族历史》一文中，他概述了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历程，自被德人布鲁门巴氏归入蒙古人种开始，直至今日美国豪威尔教授等的一些意见。李济认为，虽然现在的中国居民在人体测量学上显示比较大的不同，但在大陆上或多或少出现一种符合的体型，东南亚也发生了另一种民族迁徙的倾向。现代人口迁徙的逐渐扩大，很像是那些遗民在其所经路线上与土著民族混血过程的进一步加深。如果人种学者要坚持保持中国人种的纯粹，让我们引用魏敦瑞在二十年前所提出的问题：“产生混血人的个体是哪些人呢？”他的答案是很有名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绝没有任何'纯种'”。李济分析北京人，综合了步达生、魏敦瑞及杨钟健等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他认同魏敦瑞的观点，认为现代蒙古人足由北京人演化而来。在《中国民族之始》一文中，他参据裴文中、德日进、魏敦瑞、虎藤等对山顶洞人研宄的解释，认为山顶洞遗存人骨代表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民族的一份子。

作为人类学家，李济“把器物当作物质文化的之一，把青铜器放在文化人类学的系统中。不只表现文化的现象，更要说明其工艺性质”。比如，他利用牛、鹿等动物遗骸，结合“牛鼎”与“鹿鼎”等器物纹饰，阐述了青铜器装饰艺术的写实风格。其中，侯家庄安阳出土的牛鼎，其“水牛头雕刻甚深而对称，其两角与德、杨二氏所述的水牛角至为相似”。而鹿方鼎，其中央的鹿头纹雕明显，“雷纹底，四足配有细线浅浮雕额的鹿纹，器壁中的铭文作鹿的象形。”眼、耳、角和下颚均依自然位置布局，只有前额与鼻部凸出部分予以“型式化”的印象。因此，从装饰艺术看，它们深具写实性。

宋文薰：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

李济刚刚考入清华学堂时，在当时的中国，清华的清洁、整齐与效率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如学校规定每一学生在固定时间到洗澡间洗澡。这样的训练风气之下，李济也养成了洗“莲蓬浴”、作“健身操”、“守时刻”的个人习惯，等到后来留学美国时，在生活方式上就不会有太多难以适应之处。生活习惯并非与学问毫无关系，因为在李济看来，“清洁”“整齐”“效率”“秩序”此类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人传统的习惯与环境联系差异明显，清华这种具有美国特色的学校生活方式无疑给李济带来了对于西方文化初步的直观感受。

民国十一年（1922年），李济将论文的主题浓缩为一篇短文《中国的若干人种学问题》，同年2月发表于巴尔的摩的《中国留学生月刊》杂志，次年又刊载于《哈佛研究生杂志》第一百二十三期。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访华后著《中国问题》一书，其中就引用了李济此文的两大段文字，这让李济一下子出了名。此时的李济满怀对于未来学术事业的期待，甚至将自己的字也由“受之”改为“济之”，这与胡适的“适之”颇为相类。

父亲：李权，号郢客。

母亲：涂氏。

儿子：李光谟。

为纪念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开创之功，鼓励更多的考古专业学生不断进取，在李济之子李光谟教授的大力推动下，发现中国文化基金设立了“李济考古学奖学金”。该奖学金面向海内外各高校考古专业（含考古学、博物馆学、人类学、文物、出土文献等专业）在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可申请组别包括田野组、公众考古组和学术组。

2012年，首届“发现中国——李济考古学奖学金”终评结果在京揭晓。来自牛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9所高校的12名学生分获学术组、田野组和公众考古组奖学金，另有17名来自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10所高校的学生荣获入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