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工作（field work）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核心，也是人类学学科的明确特征，既是一种实地获得文化理解的方法及其研究技术与工具的手段，还包含着一种文化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早期的人类学者根据“野蛮人”或“原始人”的社会文化资料、殖民当局的档案、旅行家以及传教士的记述，在“安乐椅”上进行理论建构。但近一个世纪以来，英国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所创立的“参与观察法”一直是人类学田野工作所强调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一次革命。作为人类学典型的一种方法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田野工作做个简要概述。

早期的人类学为了服务于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殖民统治的需要，一直以“野蛮民族”、“异文化”等为研究对象，故田野工作总是在异邦展开。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急变，人类学家已不能方便地出入“异文化”的国度了，而且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高涨，异邦与本土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西方国家自身内部的各种矛盾日趋明显，这一切促使着欧美人类学研究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

传统人类学均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所以相对于被研究者而言，田野工作者的身份不同于当地人。二战以后由于形势所迫，西方学者将眼光从原来的异文化转向本土文化，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局内人与局外人之分。一种倾向认为，局内人不适合进行人类学研究。在以与近代文明隔绝的人们为科学的研究对象时，能产生一种舍弃自己所处社会的社会常识和价值观，彻底地对研究对象的区位进行观察的方法。另一种倾向认为，局外人和局内人一样，各有自己的缺陷，因此主张二者兼容。费孝通认为，局外人有“进不去”的问题，而局内人有“出不来”的弊端。因此，无论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都受自身文化背景的限制，他们都不可能判断得那么客观。蒋力蕴认为，田野工作者首先应具备局内人的身份，具备文化心理的相同和理解，但最好具有较长一段时间的局外人的体验，以培养足够的敏感性和客观性。而美国人类学家林顿则主张培养本土学者掌握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鼓励其从事本土文化的研究。

志在“以小见大”的社区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视角。然而，人类学家在由简单而封闭的小型社会研究转向复杂大型社会的研究过程中，很多人一直在置疑着小型社区研究的代表性。如果是同质型的小型社会，一个村落的研究对于社会整体结构的把握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在如此大规模的复杂社会中，社区研究理论确有不完善之处。小社区仅仅是更大复杂社会中的一部分，社区本身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来自各个层次网络的影响。因此在进行社区研究时，许多人类学家总是把田野材料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之中，这样才产生了具有很高理论水准和富有解释力的佳作。事实上，人类学者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研究一个个具体的文化，然后从这些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探索人类文化的普适性特征。尽管有人质疑小社区的田野调查所得资料的代表性，但作为人类学独特的“以小见大”式的研究，还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在可信度和研究的深度上与之相比。

人类学者进入田野前需不需要研究假设，这一直是人类学界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田野调查的基本逻辑结构是研究者在确定了所要研究的问题或现象后，不带任何假设进入到现场或对象所生活的背景中，通过参与观察，收集各种定性资料，在对资料进行初步分析和归纳后，又开始进一步观察和进一步归纳，通过多次循环，逐步达到对现象和过程的理论概括、归纳和解释。但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学观察的前设性条件是观察的形式和结构问题，而问题的提出，往往是从理论预设开始的。事实上，人们对事物的观察总是有目的性的，也总是带着一定问题意识的。否则，人类学田野调查就像是一直没有触角的蚂蚁，到处乱撞。然而，研究预设并不是研究结论，也绝不可能演变成为了论证预设而有选择性地在田野中搜集材料。研究预设在田野中或被证实，或被证伪，或进一步具体化、清晰化。

传统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将西方与非西方、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习俗与理性等截然分开，并认为凡是传统的就是乡村的和习俗的，凡是现代的就是理性的和城市的。这种二分观念决定了田野工作采用一种自上而下的“文明”与“野蛮”的研究途径，将西方社会置于中心地位。然而，当今世界的跨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科技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已经大大缩短了田野工作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这些事实推翻了来自西方的传统与变迁对立、习俗与理性对立的观念。事实上，在田野工作中，人类学家和研究对象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文化的表述者。

1、时间的“长”与“短”

一般认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周期以一年为标准。如果调查的时间短于一年，就不大可能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的了解。但是，“几上几下”式的短期调查，由于使田野与书斋密切结合，避免了单纯的行为主义调研，同时又节约经费，因而日渐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和推崇。

2、地点的“生”与“熟”

人类学田野调查多半是研究异文化的，即大多以“生”地作为调查点。一般而言，如果从一开始就研究自己经常看到的文化，要发现其中深层次文化的运行规则，往往是不容易的，也容易犯熟视无睹的错误，“想当然”地忽略一些重要的东西。但以“生”地为调查点，也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如需较长时间才能进入田野，存在着语言、文化上的沟通障碍等等。而“熟”地也未必不是好的调查点，也有许多人类学者回家乡做田野调查，这样不但可以节约经费，还可以迅速进入“田野”这种有特殊关系的社区。

3、观察的“入”与“出”

有学者认为，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主要有四种程度不同的观察：局外的观察，这是比较客观的，其分离度也高，但卷入田野的程度最低；观察者的参与，观察者参与到田野中，但参与其中的程度适中，仅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同时保持了客观的立场，这种参与观察最难做到；参与者的观察，观察者已经深深地参与进去了，但还能够有一些观察，有一点客观；完全参与者，很多的是完全的主观参与，只能形成主观价值判断。在调查过程中，能否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观察到什么程度都是参与观察中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传统民族志，亦即现实主义民族志作者在对“异文化”的描述中非常强调写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为了表现其“科学性”，在其著述中往往采用“当地人”的观点，尽可能使用主位研究法。当他们看见某人做某事时，他们不说“我看见某人做某事”，而是说“某人做了某事”。这样就产生了两种互相矛盾的效果：一方面作者让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使读者不知道在田野工作中人类学者的知识与他们获得知识的方法之间的联系。从20世纪60年代起，人类学理论发生重大转变，尤其是在民族志的撰写上对由马氏所确立的传统民族志提出反思，于是人类学界出现一股对民族志做出新实验的潮流。这一潮流的基本特点有三：一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作业经历当作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二是对文本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研究；三是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翻译者，对文化事象进行阐释。

4、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的有机结合

人类学田野调查除了参与观察以外，另一重要方面就是深度访谈。有一些问题是难以直接观察出来的，只有通过深层次访谈才能把这些问题“聊”出来。这种深度访问方法在效度上是很高的，即针对所问问题得到了真正需要的满意程度很高的材料。但是，其信度却不一定高，即每次所问的结果未必相同，不一定能重复。与人类学深度访谈相比照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信度很高，具有可重复性，其最大困境就是有时效度很可疑，即得到的结果不一定令人满意。

一般而言，科学追求通则，人文追求个例。人类学是研究文化通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是一门科学。但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对象是人，研究者也是人，研究对象有各种的感情因素，在对文化的解释上也会因研究者而异。因此，除了追求文化通则即追求科学性之外，人类学田野调查也应从个体的立场出发来理解具有丰富感情的研究对象即强调人文性。早期的人类学，是以科学性为目标的。之后，人们开始对田野调查的科学性表示了怀疑。以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为代表的意在追求人文性的阐释人类学应运而生。

学术与应用之争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长期存在的实际情况。利奇和费孝通在学术与应用之争上执不同的观点。利奇注重理论建设，他反对学术与应用的结合，认为人类学的使命就在于揭示或探求族群（种族/民族）优越感。他认为通过深入而细致的地方性研究获得的知识，对于任何人类社会的调查都是适用的。而费孝通则主张二者相结合，并倡导立足于实践的人类学类型，对利奇的纯学术研究执批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