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Ethnography），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和写作文本，是基于实地调查、建立在人群中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

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它运用田野工作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民族志呈现一个整体论研究方法的成果，这套方法建立在一个概念上：一套体系的各种特质未必能被彼此个别地准确理解。这种写作风格在形式上与历史上，均与旅行家书写与殖民地官员报告有所关联。某些学术传统，特别是建构论与相对论的理论典范，运用民族志研究做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许多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的本质。

民族志往往指称描述社群文化的文字或影像。其作为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的记录资料，可区分为“巨观民族志”，研究复杂社会、多样社区、多样社会机构或含有多样生活型态的“单一社区”；“微观民族志”，单单描绘某个异国小部落、中产阶级社区中一小群人的单一社会情境，或单一社会制度却含有多样社会情境者。

民族志发展的三个阶段：

如二十四史中的“蛮夷传”

民族志专著的写作方式，将自己的描述和分析规定在单一的社会和时空。它的优点在于使人类学研究注意到文化元素所处的社会场合和时空的重要性，以及人类学者能采用被研究者的观念分析他们的文化。

人类学家到一个田野点上进行调查，把观察到的地方的人民的生活方式记录下来；透过对部落社会的细部刻画，如经济交换关系，家族制度，宗教仪式过程，来说明社会整体和文化全貌。马林诺夫斯基主张民族志的调查必须包容三大类的素材：

民族志内容主要为相关人的访问内容、档案记录的检视、与衡量与访问内容的可信度，从此内容，可找出特定团体与组织之间的关联，并为关心大众以及专业的同行撰写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民族志学家则记录人们的日常生活。研究的焦点放在人类思想和行为中较可预测的型态上。为了真实纪录，1930年代后，民族志的产生通常需要相当冗长时间的实际体验。

民族志特色在于研究的族群或文化内容的开放心灵。然而，这种特色并不代表其内容不严谨。而这些开放的特色散见于被访问族群或团体的理论形式、范例研究设计、资料搜集技巧、分析工具及一个特定撰写的形式。

20世纪之前的“前殖民时期”，以西方世界（含日本）为主的民族志研究活动及内容多少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或偏见。事实上，研究的问题、地区或人群的选择本身就是含有偏见的。后殖民世界中的民族志工作除了控制偏见，将偏见集中焦点外，也经由多方检证，脉络化及非主观的方向降低这些学问偏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于日常行为的直接、第一手的观察，包括参与观察。民族志研究者在各种场合观察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他们往往在田野地点停留超过一年，可因此观察一整年的循环。

研究者运用许多正式程度不同的访问方式进行访谈。包括有助于维持互信关系的闲话家常、提供当下活动的知识、长时间访谈。访谈可能是有结构或无结构的。

早期研究者发展出系谱记号与象征，来研究亲属、继嗣与婚姻。系谱是非工业化社会的组织基础，当地人每天都与近亲共同生活及工作。人类学家需要收集系谱资料，以了解社会关系并重建历史。

每一个社群都有某些人，由于他们的机运、经验、天份或训练，而能提供某些生活面向的全部讯息或有用讯息。也因此成为重要文化报道人。

某些村民比起其他人，对研究者更感兴趣，而且更有助益、风趣与愉快。当某个人特别引起人类学家的兴趣，他们可能会蒐集其的生命史。

民族志研究者往往结合两种研究策略：主位观点（emic，当地人取向的观点）、客位观点（etic，科学家取向的观点）。这些语汇源自于语言学，主位观点探究当地人如何思考感知与分类这个世界。客位观点则是观察者所注意到的且重要的事情。

民族志的趋势，已从全貌观的叙述转向更具问题取向与实验性质。想要研究全部事情是不可能的。大多数的人类学家在进入田野前，往往带着一个准备处理的问题，蒐集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

长期研究是针对某个社区、区域、社会、文化或其他单位的长时间研究，这往往建立在多次重访的基础上。民族志多半包括二次以上田野研究的资料。

新进的研究者以先前学者的接触与发现为基础，以增进关于当地人如何因应与经营新环境的知识。学术应是一项集体事业，先行者将过去的资料放在这整个事业中，让新世代学者继续运用。

越来越多人类学家在大规模社会中从事研究，他们发展了结合民族志研究与调查研究的创新方式。由于调查研究处理大型复杂群体，其研究结果必须运用统计分析。民族志研究可补充并微调调查研究。

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是围绕着民族志研究而发展的，而且它们的经典文本大多是民族志：例如，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伊凡普里查的《努尔人》；或是贝特森的《纳芬人》（1958）。今日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对于实际进行民族志研究赋予极高的价值，这是相对于民族学——对于民族志资讯的综合比较研究。

后殖民时期的民族志研究重点

后殖民时期的民族志其重点于民族志为实际的体认与实行，花费时间可能长达一年半载，甚至数年，数十年。

民族志不是他者生活方式文献化而是是具有主观起源的一种呈述。

民族志化的研究方式或对待主体的方式起源必须为深入的“被注视性”。

民族志虽为人类学一旁支，但并非光只是人类学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