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考古，包括文化资源管理合规过程、考古教育、公众阐释等行为，其发生场所包括学校、公园、博物馆等；包括考古行为中所有与公众互动的内容或可能存在互动潜力的内容。在中国，公众考古可被视为文化资源管理者在处理文化资源社会化问题及调整社群与文化资源关切程度时须考虑的一系列问题的总和。

“公众考古”（Public Archaeology） 一词最早出现于1972年麦克吉米西（Charilesr McGimsey）同名著作。其使用语境与文化资源考古（CRM Archaeology）直接相关。

根据《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公众考古，包括文化资源管理合规过程、考古教育、公众阐释等行为，其发生场所包括学校、公园、博物馆等。包括考古行为中所有与公众互动的内容或可能存在互动潜力的内容。

公众考古学是考古学研究的分支。由于其笼统性，导致很难给公众考古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国外学术界的定义大致如下：在北美, 几乎所有由公众资助（直接或间接）或获得广泛授权的专业考古就是公众考古；在具体的条款中。公众考古可以被解释为“为保护考古资源。在诸如学校、公园和博物馆等公共场合进行的公众教育和公众解释”。其目标是：保护考古遗产资源；向公众灌输关于这些资源的管理伦理；把考古伦理性解释和解释目标紧密类比。

借鉴国外公众考古的相关理论，中国学术界对公众考古的定义给出了通俗的解释：公众考古学就是考古学的大众化， 其核心思想为考古学利益相关者（public stakeholder）、“交流”（communication）和“解释”（interpretation）。公众考古学所采用的“公众”（public）概念实际上包含了“公众”与“公共”两层意思。其中，“交流”与“解释”‚既是公众考古学的基本理念‚，也是其进行社会实践的基本方法。公众考古学社会实践的所有活动都是围绕“交流”与“解释”而进行的。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首先使用“文化资源管理”的概念，这一概念随后在西方很快被广泛采纳。同时，随着考古学自身建设的日趋成熟，学科发展的需要，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考古学家社会责任感的唤起及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出现的考古遗存和文化资源管理的紧急情况，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业内人士对以往那种由专业学者和官员来“替”公众管理文化资源的模式进行反思，首先从理论上厘清了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出现的公众角色定位问题。

1974年，“文化资源管理会议”在美国丹佛召开。自此, 西方考古界开始熟悉文化资源管理的相关法规，各大学也开始设置文化资源管理的课程，培养既懂专业研究又能从事管理的新型人才。更重要的是，针对政府文化资源管理社会化的趋势，出现了合同考古学的操作方式，引入了市场机制推动其运转。这使考古学从一门纯学术的学科转变为科研和管理相结合的综合学问，考古学家在进行发掘之前要懂得妥善权衡利弊，把保存文化资源放在首位。“文化资源管理”逐渐成为西方考古学界的指导方针。

20世纪80年代，在北美等发达国家，以保护和管理为宗旨的“文化资源管理”已成为文物考古工作的最高理念，并以立法予以确认。随后，美国文化资源管理中的“保存理念”、“整体意识理念”和“公众意识理念”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基础理论，并开始配合基本建设的合同考古学、考古资源管理（CRM）、考古学与土著的关系乃至90年代兴起的考古人体与信仰资料回埋运动，完成了对考古学家的伦理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极大升华。自此，研究考古学与社会、考古学与新闻媒体、考古学与遗产旅游、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等问题逐渐引起西方考古学界的重视。在此背景下，美国考古学界提议制定了一个全方位的文化遗产保护计划，该计划后来被查尔斯·麦克基米西（Charles R. McGimsy）命名为“公众考古”（Public Archaeology）, 其含义等同于“文化资源管理”概念，即除了保护、管理之外，它还包括志愿服务、公众阐释和公众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针对公众与考古职业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公众考古研究持两种基本态度，早期为“灌输模式”，随后的看法则趋于尊重公众视角的多元化，即“多元模式”。前者认为公众只有在专业者指导下才能认知考古知识，专业者与非专业公众之间的关系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后者则更多强调公众的能动性，认为考古行业应当改变从考古“本位”出发来对待公众的态度，而应当努力去满足公众的教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需求。这两种对于公众考古的基本认识框架构成了公众考古研究的主体。

基于多元模式，公众考古研究更加关注“公众”群体的构成、公众对于“过去”的看法、使其形成现有看法的现当代社会背景因素、公众对于考古职业者所提供材料的“再解释”（古物在公众头脑中的意义生成过程）以及公众利用“过去”的方式等。

同时，公众考古研究还致力于提高考古行业本身的社会化程度，即研究如何使其更好地为社会和公众服务，以及解决或缓解由行业特征所引发的社会冲突问题，如遗产权利问题、遗产归还问题、文化认同问题等伦理困境，从而在了解社会的过程中，寻找和调整考古学本身所处的社会和文化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