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葬品
丧葬礼俗文化
随葬品是私有制在丧葬礼俗中的体现,它标志着墓主的身份、等级。古代国家的礼制大多规定死者生前身份、地位及相应的随葬品,超过这种级别的称作“逾制”,按理是要受处罚的。随葬品的出现、发展是与人们的社会“意识、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只要“灵魂不死”的意识存在,就是随葬品的存在,社会普通的“孝”的意识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因如此,历代隆葬厚丧比比皆是。中国自古就有“视死如视生”的传统观念,古代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多为生活实用物或专为死者而制的冥器,想象死者能在另一世界使用。
随葬品的意义
随葬品在传统葬礼中标志墓主的身份、地位。中国古代礼制对随葬品有所规定,随葬品要与死者生前身份、地位相应,超过了级别为“逾制”。
随葬品的出现与人们的社会意识、宗教信仰相关,孝及灵魂不死观念的深入人心,使人们普遍存有厚待死者、希望死者在冥间生活得更好的意识,而随葬品正是这种意识的产物。历代厚葬死者之所以普遍也源于此。
随葬品的发展
最早死者的随葬品多是生活用品,如粮食、工具、家畜家禽等。人们认为死者虽死犹生,他还要像活人一样生活,因此应该让他带去生活必需品。
后来,奢侈品也渐渐进入随葬品的行列,如金玉器物、布帛绸缎、家具什器、书画玩物等等。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的随葬品,仅酒就有几大陶缸。货币经济出现后又有货币随葬。河南安阳殷墟的墓中,出现海贝多达七千多枚。金属铸币出现后,同样也进入墓葬,供死者花销。汉墓中还发掘“买地券”。它证明了墓主对墓地的所有权,明确昭示别人不得骚扰、侵犯。人们逐渐领悟:“人死如灯灭”,用不上什么实物随葬品,基于这样的认识,仿制的象征性随葬品就出现了,这就是明器、社火。明器也叫男器,是依实物仿制的象征性随葬品。古时明器多是实物模型,用竹、木、陶土、布帛、锡箔纸等制作。
宋代起纸做的明器逐渐流行,如象“花圈”由原来的实物转向用纸扎的。今之以纸为之,谓之宾器。”自纸做明器出现后,实物模型明器也没断流,二者齐头并进。为区分两种不同的男器,有的地方把纸扎的明器称作“社火”,有的还称“纸货”。由于实物模型明器费工、费时、费料,并不比纸货好看,所以现代农村多用纸扎明器。纸货一般都在坟头焚烧,实物模型的明器有随葬的,也有焚烧的。明器就其内容来讲,可分两类,一类是实用的、生活中常见的,另一类是纯粹象征性的,与死后时世界一样,是人们观念的产物。实用的明器衣食住行都有,如盘盏碗碟,衣服鞋帽,被褥枕头,床铺桌椅,牛马车辆,书童婢女,还有住宅院落;在廊柱挂有榴联,上写“月镜水花,浮生一梦;纸窗竹屋,小住三年”在纸屋里,有桌椅床铺、三铺四盖,院里有牛马车辆,家禽家畜。还有纸扎的主人坐在中堂,环端茶点烟,院中还有纸扎的仆役打扫庭院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死者生前嗜好之物都带上。
另一种明器是常用的聚宝盆和摇钱树。这是人向往的,也是人们观念的产物。让死者带上这种宝物去,或许真的有用场。因而至今仍可在农村的传统葬礼上见到。中国的隆丧厚礼是世界闻名的,今天也不例外,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花样不断翻新,并追求时代潮流。
有的地方在人死后,儿孙给扎有冰箱、彩电、收录机、摩托车、小轿车、沙发、大立柜等随葬焚烧。为了不让死者再过贫穷、劳累的农村生活,甚至“孝子”们还仿制城市户口本、医疗证、工作证,让死者在另一个世界农转非、土转干。可谓拳拳孝心、脉脉深情。
现代墓随葬品
“随葬品”顾名思义,就是随同安葬者一起放入墓穴里的物品。对于这个词我们是既熟悉又陌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早在我们小学历史课本就学过,从石器时代的北京人、山顶洞人等祖先们就开始有了随葬品,往后我们又常常会听到秦始皇陵、马王堆墓等,许多文物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更有许多电影电视所要去寻找宝藏,几乎说的都是某某墓的随葬品,所以随葬品说起来对大伙并不陌生。
但上面所说的都是些大型古墓中的随葬品,而我们现实中,我们平民老百姓中,我们现代的公墓中,随葬品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我跟大家一一讲解一下。
许多家属常从电视里看到,将逝者生前使用过的物品放入穴中,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因为现代公墓中,墓穴的尺寸都有标准,几乎就是放下骨灰盒大小,所以放穴中的随葬品数量、大小均有所限制。逝者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如大件的物品自然不能再放入穴中;而小件的物品,往往就是手镯、戒指、耳环等珍贵物品了,但这些珍贵物品又因他还需继续使用,也不便于随葬。所以人们又想出了一种并非生前使用,甚至没有实用性,纯粹为随葬而制作的物品,古人们把这种物品称之为“明器”,谐音“冥器”。
明器材质又分为许多种,但有些注意事项是需要大家了解的。它长时间放在地底下,因此必须考虑到它的永久性,这就要求随葬品不能被腐蚀、不能被氧化、而且不易破碎,综合以上总种原因一般使用“玉”制随葬品最好,所以人们又常听说一个词“葬玉”。
随葬品一般都用“明器”,明器的另一个解释意思就是礼仪性用品,他象征着财富、身份、地位,所以“玉”制随葬品又很有讲究。
从习俗上讲主要是财富,又根据古代象征财富的两样物品:元宝、老钱,所以用黄玉制作成元宝,它如同黄金一样,称之为“黄玉元宝”,一般用四枚放骨灰盒四个角,叫做“四角压财财兴望”;用翡翠玉制作成玉钱,一般用七枚放骨灰盒底下,叫做“脚踏七星脚踏财” 它们象征着财源滚滚来。
以上两样一般是放在穴里必备的物品,再者就是一些玉制的童男玉女象征着地位,有仆人的服侍;传说中的貔貅象征着接纳四方之财等等。
随葬品的分类
随葬品分为两大类,一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物品,二是并非生前使用,甚至没有实用性,纯粹为随葬而制作的物品,后者称为明器。有些物品,因为体量、珍贵或还需继续使用等原因,不便于随葬。此外,绝大部分历史时期,墓主人生前的姬妾、侍从、奴仆等也不允许陪葬。这时,就需要制作明器以为代表。
随葬品的分类
生活用具
指日常生活用的陶、石、骨、木等器具。陶器既是史前时代最主要的生活用具,同时也是最主要的随葬品之一。一般用于随葬的陶器,多为实用器,也有少量专为死者制作的所谓“明器”(即“冥器”)。实用器上多留有使用痕迹,如炊器上的烟炱和容器破损后的修补痕迹等;明器多小而轻薄易碎,是一种象征性的器物,不具使用价值。随葬品组合一般由炊器、水器、食器、容器类物品组成,也有仅随葬其中一类或两类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或不同文化中,随葬陶器在组合、形式等方面往往有所不同,反映出比较鲜明的时代、地域和文化特色,是考古学断代、区分文化、划分地域类型的主要依据之一。
装饰品
用装饰品随葬的例子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墓葬;新石器时代各文化中均较为流行。黄河流域较常见的有骨珠、牙饰、陶环及发笄等;长江流域则多见石或玉制的管、环、璜、缺等。一般说来,装饰品多见于女性墓葬,如姜寨 M7 为一青年女性 , 随葬有 8577 颗骨珠;大汶口的 M 10 为一老年女性,随葬有一串 25 件穿孔白色大理岩长石片、 2 件牙形石片组成的头饰、一串由 31 件大理岩石珠组成的头饰、一串由 19 件形状不规则的绿松石片组成的项饰并有象牙梳等。因此,装饰品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男女性别的差异。
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也是史前墓葬中很常见的随葬品种类之一。依制作质料分,有石、骨、角、蚌、陶器等,其中石器最多;依用途分,有斧、锛、铲、镰、凿、刀、锥、锉、针、匕、矛、镞、鱼叉、纺轮、磨盘、磨棒等。在不同文化中,由于经济方式不同,随葬的工具种类也有所区别。如在以渔猎经济为主的黑龙江省密山县新开流遗址墓葬中,多随葬石镞、骨投枪、鱼叉、鱼镖、鱼钩、牙刀等渔猎工具;黄河流域以粟作农业为主要特征的诸文化中,则主要随葬石铲、石刀、磨盘、磨棒等农业生产工具。有时不同墓葬中随葬工具的差异,也可能反映了死者生前所从事主要工作的差异。如临潼姜寨 M87 出土有石砚、石磨棒、水杯及赤铁矿颜料块等,是一组用于绘画的工具,表明墓主人生前有可能是主要从事彩陶制作的工艺者 ;在属大汶口文化的江苏邳县大墩子 M38 出土的随葬品中除骨、牙器外,还有骨料、牙料 24 件,磨制骨器用的砺石 4 件,墓主人生前显然是一位主要从事制作骨、牙器的工艺者 。此外,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墓葬随葬工具统计表明,男性墓随葬工具远多于女性墓,如姜寨遗址男性随葬工具占 68.8 %,女性墓仅31.2 %;北首岭遗址男性墓随葬工具达99.3%,女性墓仅占 0.7 % 。说明男性是生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礼仪性用品
所谓礼仪性用品,就是指用以表示身份、等级和地位的用品,如象征神权、王权、兵权的琮、璧、钺等。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各文化墓地的墓葬,从墓形的大小、随葬品的数量、种类等方面来看,差别并不太大,反映出氏族成员的地位基本相同。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氏族墓地出现了墓形大小、随葬品多寡的差异,特别是出现了表示身份、地位、等级礼仪性用品如玉钺(或斧)、玉琮玉璧等,表明当时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并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
在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了随葬品多寡等方面的差异,如大汶口的 M10,有“井”字形木椁,随葬 38 件陶器、大量的装饰品和并非实用品的玉铲玉斧等。到了龙山时代,这种差异进一步扩大。在陶寺墓地墓有大、中、小之别,大、中型墓数量很少,但规模大、随葬品多。例如 M 3015 随葬品多达 200 件以上,其中除了日用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以上,还有多种彩绘木器和石磬、鼍鼓、玉钺、石钺等礼仪性用品; M 3072 则出土有彩绘蟠龙纹陶盘等。这此重要礼器的存在,表明大墓主人是执掌祭祀和军事的部落显贵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 M48 出土有 83 件石璧,远超出装饰的需要,应是显示地位、权势的礼器 。
在长江流域,崧泽文化时期已出现了随葬品多寡不一的现象。如江苏吴县张陵山的 M05 ,有木棺并随葬有 31 件陶器 。良渚文化早期开始,在一些大墓中盛行用玉质礼器随葬,如张陵山上层的M 4 ,随葬品多达41 件,其中包括玉斧玉琮玉瑗各一件;玉琮呈外方内圆的方柱体,表面饰有兽面纹,显然是一种礼仪性器物。良渚文化中、晚期“葬玉”之风更盛,如江苏武进县寺墩 M3 ,是一 20 岁左右的男性墓,随葬各类陶、玉、石器达 120 余件,其中玉璧 24 件、玉琮 32 件; 24 件玉璧大小不一,分置于头前脚后、身体上下,其中最大的一件置于腹部,直径达 26 厘米; 32 件玉琮自 1 ~ 15 节高矮不等,环绕墓主一周;左侧上肢旁有 1 件精致的玉钺。新近发现的 M 5 随葬重要玉器有琮、璧、钺、带钩等,其中有 1 件玉璧直径达 29 厘米,是迄今出土规格最大者;置于足后的玉琮长 32 厘米,分为 11 节,精刻 44 个人面纹,是长琮中玉质最佳的一件 。良渚文化晚期的吴县草鞋山 M198 ,为一男性附葬两女性的墓葬,男性居于墓穴中央,随葬品最多,包括有玉斧玉琮、玉璧等,两个女性为二次葬,也随葬有玉璧、玉琮、玉饰等 。此外,在华南地区的广东曲江县石峡文化晚期墓葬中,也发现有用玉琮、玉璧、石钺等礼器随葬的现象 。
东北地区早在红山文化中,就已出现了大型墓葬和礼器随葬的现象。如的牛河梁积石冢群中,大石棺位于石冢的中心部位;各类石棺中出土了数量众多、十分精美的器,有玉猪龙、玉璧、勾云形玉佩、玉环、玉鸟、玉龟玉鱼、玉兽等。这些发现表明至少在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其他随葬品
除了上述随葬品之外,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墓葬中还广泛发现有猪、羊、狗等家畜随葬的现象。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盛行用猪头随葬,如大汶口墓地的 133 座墓中,随葬猪头或猪骨者占 1/3 ;其中 M13 随葬猪头14个, M60 发现有半只猪,其他墓葬则随葬猪下颌骨、猪牙等。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有用猪、羊、狗等骨骼随葬的习惯。如甘肃永登蒋家坪发现一座属马厂类型中期的大墓,随葬有 30 多件陶器,人骨架下挖有一长方形坑,内分层埋有猪、狗等骨骼;甘肃临夏大何庄墓地有 9 座墓随葬有猪下颌骨,少者 3 块,多者可达 36 块。黄河中游的陶寺墓地有 14 座墓随葬有猪下颌骨,最多的一座达 30 付以上。长江流域的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也发现有用猪下颌骨随葬。此外,在黑龙江的密山县新开流遗址墓葬中,还发现有用鱼骨、野猪牙、鹿角等随葬的现象 。
一般认为,由于家畜可食用、可交换,因而成为最早的私有财产观念之一。墓葬中出现家畜随葬,应是财产私有的重要表现。
各朝的随葬品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平民墓葬中,最常见的随葬品是各种石器和陶器,因为这些是死者生前的日常用品。那一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则常见玉制的礼器,这些东西代表了他们生前的地位与财富。
秦汉以前
秦汉(前221—220)以前,平民墓葬中随葬品多为陶器,而王公贵族墓葬中则多见各种青铜礼器。此外,商周以来,以车马殉葬的情况也非常普遍。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因不再允许以活人殉葬,所以,以陶、木制作的人俑大量出现。秦始皇(前247—前210年在位)、汉景帝(前157—前141年在位)甚至将他们的整支军队都带到了陵墓之中。这一时期,随葬品中的青铜器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精美漆器和各种丝织品,这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瓷器生产工艺逐渐成熟,随葬品中瓷器与陶俑平分秋色。唐代墓葬多随葬三彩陶器,这是一种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色彩鲜艳华丽。
宋代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从这一时期开始,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均已达到相当的高度,随葬品种类日益丰富,不再具有早期墓葬中那种鲜明的时代特色。
著名随葬品
1987年12月,秦始皇陵兵马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埋葬着这个希望子孙世代做皇帝的始皇帝的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以东35公里的临潼区境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史载,秦始皇为造此陵征集了70多万个工匠,建造时间长达38年,同时也生产着奇迹。
1974年3月兵马俑从5米深的地下“横空出世”,是几位农民的幸运,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虽地处秦始皇陵东侧达1.5公里,以兵马俑一、二和三号坑为主体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仍占地300余亩,规模宏大,气势雄伟。
“8000兵马俑如同复活的军团一般,宿卫秦始皇陵。”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队队长刘占成说:“虽是陶俑,但它们如真人一般大小,或身穿齐膝长衣,外披铠甲,手持长兵器,或腰束革带,腿扎裹腿,足登方口齐头翘尖履,或黑发,蓝袍,绿脸,给人留下的不仅仅是雄赳赳的军威,更多的是2200年前古人的生活实况。”
经考古勘探,秦始皇陵可分为陵园区和从葬区两大部分。陵园区占地近8平方公里, 有内城和外城两重,封土呈四方锥形,现存高76米,周围有大量地面建筑遗迹和陪葬物。陵墓是安放秦始皇棺椁的地方,陵墓四周有陪葬坑和墓葬400多个,主要赔葬坑有铜车马坑、珍禽异兽坑、马厩坑以及兵马俑坑等,历年来已有5万多件重要文物出土。1980年发掘出土的一组两乘大型的彩绘铜车马--高车和安车,是迄今中国发现的体形最大、装饰最华丽,结构和系驾最逼真、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参考资料
最新修订时间:2024-03-12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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