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陶：亦称陶瓷绘画，它是我国悠久的“国粹”——陶瓷艺术之中的艺术，早在距今七千年左右的半坡文化时期，陶上便出现了最早的彩绘。而瓷上作品相对纸本更具张力，彩陶艺术中融合了艺术家的各种创作思想、风格、语言，创作出风格各异而又多姿多彩的艺术珍品，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

彩陶是指在打磨光滑的橙红色陶坯上，以天然的矿物质颜料进行描绘，用赭石和氧化锰作呈色元素，然后入窑烧制。在橙红色的胎体上呈现出赭红、黑、白、诸种颜色的美丽图案，形成纹样与器物造型高度统一，达到装饰美化效果的陶器。

彩陶制作精美，以泥质陶为主，质地细腻，因之既是实用器皿，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由于色彩绘于烧制前，故和陶器一起焙烧后，色彩和陶胎结合紧密，不易发生脱落。彩绘的形式总体上可分为图案和图画两大类。

彩陶发源于距今约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在新石器时代伴随着相对定居的农耕文化一起发明了烧陶技术。关中地区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的老官台文化时期就有了较发达的陶器，有个别钵形器口沿装饰一条宽彩带，这是彩陶的萌芽。在公元前5000年的西安半坡村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很多精美的彩陶，表明在半坡时期，人们已经能熟练地控制窑温，并且彩绘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彩陶的器型基本上都是日常生活用品，常见的有盆、瓶、罐、瓮、釜、鼎等，在器型上很难看出来有其它特殊的用途。在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用两瓮对合理葬小孩的例子，瓮上凿一小孔，表达了原始人对再生的向往。

中国彩陶发现较晚（1921年）约有84年，而彩陶的诞生却已有8000年的历史。彩陶记载着人类文明初始期的经济生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彩陶文化分布广泛，延续时间长，从距今8000年到距今3000年左右，绵延了5000多年，跨越老官台、仰韶、马家窑、大汶口、屈家岭、大溪、红山、齐家等文化，在世界彩陶历史中艺术成就最高。从制作工艺、艺术成就、历史价值、升值空间等诸多因素看，陕、甘、宁、青的仰韶、马家窑、齐家文化彩陶和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彩陶最宜收藏。

中国彩陶的起源一直颇多争议，在大地湾发现的直径51厘米的彩陶圜底鱼纹盆，是国内发现直径最大的鱼纹盆。与上面地层的仰韶文化面貌截然不同。陶片质地松脆、色泽不匀，几乎见不到大块的陶片，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多已破碎，发掘人员形象地称这些陶片为“酥皮点心”，这一现象可说明当时制陶技术较为原始。发现的器形很特殊，底部多有小小的三足支撑，或圜底、或圈足，基本不见平底器。更为奇怪的是，在钵形器口沿内外均发现暗红色的彩条带。以上特征无疑表明，它们不是通常认识的仰韶文化。从地层上看，这是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经北京大学考古实验室测定，送检的5个标本年代约为距今7300年—7800年，比仰韶文化早了近千年。大地湾文化的发现不仅确立了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而且为探索彩陶与农业的起源提供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大地湾彩陶与世界上最早出现彩陶的两河流域，及中亚地区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步的，表明中国彩陶起源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渭河流域。

彩陶最早于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其后在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北等地陆续发现。彩陶因时间的不同，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

仰韶文化彩陶

仰韶文化距今大约7000年左右，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最丰盛繁华的时期。它位于黄河中游地区，

以黄土高原为中心，遍及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北、宁夏等地。

仰韶文化的制陶工艺相当成熟，器物规整精美，多为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灰陶与黑陶较为少见。其装饰以彩绘为主，于器物上绘精美彩色花纹，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的部分内容及艺术创作的聪明才智。另外还有磨光、拍印、等装饰手法。造型的种类有杯、钵、碗、盆、罐、瓮、盂、瓶、甑、釜、灶、鼎、器盖和器座等，最为突出的是双耳尖底瓶，线条流畅、匀称，极具艺术美感。

由于时间跨度与分布地域的不同，仰韶文化必须分类加以区别，主要有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

半坡彩陶

最早发现于西安半坡，距今有七千年的历史。是我国彩陶文化历史较早、特点突出、影响较大的一个类型。半坡彩陶的遗址，在河流的岸边，因而半坡的彩陶有汲水尖底瓶、葫芦、长颈瓶，另外还有盆类、罐类，与盆罐大体相似。

半坡彩陶早期纹饰，多为散点式构图。也就是说，在一件器型上，装饰往往只占据器面的一小部分，纹样一般是自然形态的再现。半坡纹饰的形象可爱，表现了人类童年的天真稚气和与自然的亲切关系。仔细体味，有人与自然溶为一体的感觉，可以说是半坡人原始生活的记录。

纹饰形象主要描绘了当时人们接触的动物，有奔跑的鹿、鱼纹、人面纹、蛙纹、鸟纹、猪纹以及由以上纹样两种或三种组合的纹样。也有一些单纯的任何纹样如折线纹、三角纹、网纹等。

庙底沟彩陶

庙底沟类型的彩陶，主要有盆、碗、罐等。早期和中期也有类似半坡的葫芦形瓶。

庙底沟彩陶比半坡成熟得多。点、线、面搭配得当，空间疏朗明快。曲面之间，穿插活泼的点和线，使纹样节奏鲜明，韵律感很强。二方连续的组织结构，是节拍的具象化，更使之有较强的音乐效果。这反映了原始的恬淡、闲静的心态。

马家窑文化彩陶

马家窑文化制陶业非常发达，其彩陶继承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爽朗的风格，但表现更为精细，形成了绚丽而又典雅的艺术风格，比仰韶文化有进一步的发展，艺术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陶器大多以泥条盘筑法成型，陶质呈橙黄色，器表打磨得非常细腻。许多马家窑文化遗存中，还发现有窑场和陶窑、颜料以及研磨颜料的石板、调色陶碟等。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早期以纯黑彩绘花纹为主；中期使用纯黑彩和黑、红二彩相间绘制花纹；晚期多以黑、红二彩并用绘制花纹。马家窑文化的制陶工艺已开始使用慢轮修坯，并利用转轮绘制同心圆纹、弦纹和平行线等纹饰，表现出了娴熟的绘画技巧。彩陶的大量生产，说明这一时期制陶的社会分工早已专业化，出现了专门的制陶工匠师。彩陶的发达是马家窑文化显著的特点，在我国所发现的所有彩陶文化中，马家窑文化彩陶比例是最高的，而且它的内彩也特别发达，图案的时代特点十分鲜明。

半山彩陶

半山类型的彩陶器，多为罐、壶。造型饱满近似球，足内收，腹近直线，由于器型的下半部内收，装饰都集中于上半部。

半山类型的彩陶，是在马家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马家窑更丰富；她的繁荣昌盛、雍荣华贵的风格是由饱满器型上的旋动结构的纹饰，黑红相间的色彩，线条的粗细变化，及锯齿纹、三角纹的配合，大图案里套小图案形成的。旋转而连续的结构，使几个大圆圈一反一正，互相背靠，互相连结，有前呼后应、鱼贯而行、连绵不断的效果，显示一种融合、缠绵的气势。与器型共同构成一种雄伟宏大的气势。半山期，是我国彩陶文化的高峰阶段，显示博大、成熟的特色。

马厂类型彩陶

1924年秋发现于青海民和马厂塬，主要分布于青海、甘肃等地，器形基本沿袭半山类型的造型，但较之半山彩陶显得高耸、秀美。出现了单耳筒形杯，耳、纽的造型富有变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350～前2050年。纹饰有同心圆纹、菱形纹、人形蛙纹、平行线纹、回纹、钩连纹等。另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齐家文化等遗址中也出土有彩陶，但在数量、规模、艺术水平上与上述文化类型的彩陶有一定差距。古代陶器中还有一种在陶器烧成后画上纹饰的彩绘陶。

当代彩陶艺术

在当代彩陶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四川彩陶，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川彩陶制陶业的兴起，以1998年吕艺彩陶的建立为标志。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四川的彩陶生厂厂家数量已经超过二十余家，产品远销海内外。在全国重要的工艺品市场中，消费者可以很容易地购买到集古典、现代美于一身的彩陶工艺品。作为该行业的开山鼻祖——吕艺彩陶，已经在历史的变迁中逐渐消亡，她曾经创立的辉煌自然是无可超越的。该公司作品“十大元帅瓶”为中国军事博物馆所收藏，“1999”更是作为国礼，在庆澳门回归之时赠给澳门市政府。取而代之的是，工艺进一步革新的聚艺彩陶等厂商。当代的彩陶艺术生产流程总计五十余道工序，其中融合了流传已久的拉坯技术及陶坯雕刻技术及当代的色彩工艺。当然，当代彩陶艺术的发展时间尚短，文化积淀依然不足以和源远流长的古典彩陶相媲美。但一种陶文化的形成需要时间，需要更多地将时代的科技与中国文化想结合。一个没有文化的产业，必然是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的。

在早期陶器发展的几千年中，制陶工艺尚不成熟，彩陶生产的技术条件无法具备，因此，陶器产生几千年以后才出现彩陶。从出现陶器到生产彩陶，这是一个长期摸索、反复试验、不断改进的过程。

陶器生产之初，没有刻意装饰的纹饰，但加工过程中手捏、片状物刮削、拍打器壁等往往会留下一些不规则的印痕。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增强，他们逐渐将这种不规则的印痕转变为有意的、规则的纹饰，如成排的剔刺纹、一圈的手窝纹等。早期陶器上大量出现的绳纹是在木棍上缠绕绳索滚压器壁而形成的纹饰，既可增强陶胎的坚实度，又能起到美化陶器外表的装饰效果，一举两得。后来只起装饰作用的纹饰种类越来越多，逐渐演变为单纯的装饰花纹，也因此，人们对陶器的装饰也越来越注重。随着工艺条件具备，彩陶便应运而生了。彩陶是将各种天然矿物颜料绘制到陶器上，形成五彩缤纷的各类图案，使陶器不再仅仅是实用品，而且还具备了艺术品的审美功能。其中大多数是先在陶坯上绘制，然后人窑烧制，颜料发生化学变化后与陶胎融为一体，这样的彩陶色彩不易脱落，经久耐用而且美观。还有一类称为彩绘陶，是将颜料直接绘制到烧成以后的陶器上面，此类彩绘贴附在器物表层，使用过程中容易损坏脱落。大地湾文化中上述两类彩陶同时出现，以前者居多。

彩陶产生的技术条件有三：

第一，生产彩陶的首要技术条件，是对天然矿物颜料的认识。作为彩陶颜料，必须在高温烧窑时不分解，比如含量较高的赤铁矿具有耐高温性能。而且还要掌握矿物的显色规律，什么样的颜料烧制后会变成红色，或者会变为黑色，如此才能运用自如地生产出理想的彩。颜料经加工稀释后才能使用，粉末的粗细程度、加水稀释的浓度，都有一个不断熟悉、掌握性能的过程；

第二，陶坯表面必须达到一定的光洁度，颜料才能渗透到陶胎里面。这就需要认真对陶土进行筛选、淘洗，拉坯成型后对器表还要反复打磨。考古发现中的彩陶大多是泥质陶，即便是夹砂陶如辛店文化，器表也都较为细腻。大地湾文化陶器主体是夹细砂陶质，但器表均抹有较光滑的泥质层；

第三，烧陶的温度越高，颜料的附着力就越强，纹饰越牢固。彩陶烧制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便逐渐改变了陶窑结构，加大了窑室的密封力度，以达到烧制工艺对彩陶生产的保障。

彩陶图案有大量的几何形纹饰，这既是早期陶器中编织物纹印以及鱼网、水涡、树叶等图案的延续和变化，同时也是原始人内心音乐涌动和视觉表现。

人能把自身体验到的运动、均衡、重复、强弱等节奏感用画笔表现出来，这无疑是神奇的创造。彩陶中的动植物形一般都用几何形把它概括出来形神兼备，显示了彩陶艺术写心写意的高超水平。彩陶的象形图案多种多样，最基本的主题是生殖主题。有大量的鱼、蛙、植物果实、花朵的描绘。半坡时代人的寿命平均二三十岁，生育是即神秘而又急迫的事情。所以鱼蛙这些多产的动物就成了生育的象征。尤其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对生育能力的赞美就是对女性的赞美。生育繁衍的主题在民间艺术里一直延续。

有一些很特殊的图形，如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盆，是在盆的内壁描绘图案，用装饰的手法画出一个圆圆的脸，三角形的鼻子，用两根短线画出眼睛，似乎闭目在默默地祈祷什么，双耳和嘴的部位都画着鱼，盆的其它部位也画着鱼。这种图形似乎和半坡氏族的原始信仰有关，是图腾崇拜的产物。这种以鱼来装饰人体的母题，一直延续到民间艺术里，只不过含义和象征会随着社会习俗的变化而产生畸变。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彩陶盆，是在接近盆口的内壁，描绘了三组拉手手小人的纹饰，每组5人，有头饰

彩陶器形在完善功能的基础上，造型样式千变万化，充分体现了制陶者的艺术才能和乐此不疲的创造热情，而且不同类型的装饰技巧和艺术效果，各具特色。

半坡类型的彩陶，以西安半坡、临时漳姜寨、宝鸡北首岭等遗址出土得为代表。施彩的陶器通常为圈底式平底钵、平底盆、彭腹罐、细颈瓶等。花纹绘在口沿、器肩、上腹等醒目位置，或绘在敞口盆的内壁。花纹图案除有宽带三角、斜线、波折等几何纹样外，还有大量的动物图案。后者具有浓厚的绘画意趣。

庙底沟类型的彩陶，以河南陕县庙底沟及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出土得为代表。彩绘多施于大口小底曲腹盆外壁的上半部，风格轻盈挺秀，纹样多用弧线描绘，除了鸟、鱼、蛙等动物图形外，最流形的纹饰手法是以圆点、弧边三角、垂幛、豆荚、花瓣、花蕾等构成图案，植物纹显著增加。多数图案采用二方连续的方式构成，具有虚实相生之妙。

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多瓮、瓶、盆罐等器型，装饰面积大，纹样以旋涡纹、波浪纹、弧边三角纹居多，具有构图繁密，回旋多变之特色。

其一，“无始无终，回味无穷。”其二，“仰观俯察、由上观下”。

一是游目法则，这是后来中国绘画和中国园林的一个基本审美原则，即画面既无起点，也无终点，呈现为一个整体；二是彩陶的创造和观赏按照“仰观俯察”

这一中国观照方式进行，这也是后来在诗词画和建筑中广为应用的一个基本法则。

陶器是圆形的，面向四方，具象图案把人的注意集中在一面，倾向于形成焦点、定点。而具象图案转为抽象之后，整个图案就是游走的了，面向四面，使四面形成一个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一气呵成的整体。这样彩陶的绘制自然而然成了移动的散点透视，它让你围绕着彩陶进行“步步移，面面看”的欣赏，又在这彩陶有限的圆面中体会到一种“无尽”的意味。而这种“游目”正是后来中国绘画和中国园林的一个基本审美原则。中国彩陶不同于其他文化彩陶的另一个特点是，无论是盆，是钵，还是瓶与罐，都注意到由上观下的效果。例如瓶与罐，在绘制四面图案之前就细心照顾到靠近瓶罐颈口处的图案，使得在由上方下视时也形成一幅和谐的图案。由此可见，彩陶的创造和观赏是按照“仰观俯察”这一中国观照方式进行的。这也是后来在诗、词、画和建筑中广为应用的一个基本法则。

远古先民制作的彩陶，选用经河水冲积的优质陶土，纯净无杂质，润如粉糕；和成泥有柔韧性。烧制成的陶器用肉眼观看有“胶”质感。

由于当时烧造技术条件差，烧造温度相对较低，烧出的陶器具有很强的吸水性。用手敲打陶身会发出低沉的哑音；用手掂陶器感觉重量比较轻；不该有沉重的压手感；用水打湿陶器，能嗅到一股微弱的土荤气味；用心察看陶器表面会有细小的针眼。

古陶器，大多都是先民的生活用具，在埋入地下之前，器身有磕碰痕迹，长期使用器身有自然磨损现象，有与空气、水、油脂等物接触而产生的“皮壳色浆”。彩陶埋入地下几千年，长期的积淀，陶器表面生满了“水垢”。真“水垢”用水冲洗不掉，用稀盐酸刷试“水垢”，就会见“水垢”冒白烟，起白沫。

真正的古陶给人的感觉：古朴、淳厚、自然、柔和、饱经沧桑，没有生硬的火气感。

远古时期，还没有标准尺寸概念，制做出的彩陶器，不可能出现同一规格；同一造型、同一图案。先民们制作陶器时，采用敷泥脱胎法，泥条盘筑法，堆塑手捏法，使用原始慢轮修整，制造出的陶器不可能十分规整，有轻微的变形，表面有凹凸感。当时工艺水平有限，生产的陶器内接口处多为粗糙，瓶口不十分圆润规整，两边的瓶耳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大小不一。

各种文化类型的彩陶，有其独特的类型类别，收藏者应多看书，多接触实物，将类型特点熟记于心。

彩陶所绘纹饰是当时各氏族或部落特定的氏族标志。如西安半坡彩陶主要绘人面纹、鱼纹、变形鸟纹；马家窑彩陶主要绘旋涡纹、神人纹、网络纹；辛店彩陶主要绘双钩纹，太阳纹、鹿文、鸟纹；大汶口彩陶主要绘八角纹、变形花卉纹。

随着技术的进步与人类审美意识的逐步增强，新石器时代的人们逐渐开始对陶器进行刻意的装饰，于是，便有了彩陶这种艺术品。绘彩，是制作彩陶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新石器时期的先民们在已制好的陶坯上，用彩色颜料绘出一幅幅稚拙、古朴、雅致的装饰图案，使极为普通的陶器在陶工灵巧的手中，变成了一件件珍贵的史前艺术精品。

我国最早的彩陶源于大地湾文化，其色彩是偏暗的红彩；之后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主要以黑彩为主，并有少量的白彩；半山与马厂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棕色复合彩。在有些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些矿物颜料。经过多年的综合研究，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学术界对多种颜料的矿物成分和着色剂，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彩陶之所以斑斓绚丽的原理。

彩陶是先绘彩后烧制，因此，所选矿物颜色必须要耐高温，在高温下显色却不分解，仍能保持原有颜色。早在数万年以前，人类就已发现并开始利用大自然的赏赐：山顶洞人在死者身上布撒红色的赤铁矿粉粒，用矿粉染红各类装饰品；大地湾二期的房址中，发现有当时的人们在居住面铺撒的一层红色赤铁矿粉。由此可见，人类对矿物颜料的认识及使用，经历了数万年的历程，红色早巳被视为吉祥美好的色彩。

红彩：将大地湾一期陶钵以及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陶壶上的红彩取样，经检验测定，其显色元素为铁，显色物相为氧化铁。出土的矿物颜料是赤铁矿的风化物赭石，主要成分是氧化铁。有的地方还使用含铁量很高的红黏土作为红色颜料。赤铁矿在自然界较为多见，容易获取，所以红彩成了人们早期彩绘的主要选择。他们用红色表达着自己的激情，又用红色象征着对幸福的企盼。

黑彩：是甘肃彩陶中最常见的色彩。据对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火烧沟文化、辛店文化采样标本分析，结果表明显色元素是铁和锰，显色物相为四氧化三铁。其矿物以磁铁矿与黑锰矿为主。马清林博士还在马家窑文化的黑彩中首次发现了锌铁尖晶石。这几种矿物均属尖晶石系矿物，其中，锌铁尖晶石、黑锰矿烧成以后颜色较黑，磁铁矿则偏蓝，这正是马家窑文化黑彩漆黑发亮的原因。甘肃省博物馆和临夏州博物馆曾做过一些实验，如果用纯锰矿颜料绘制彩陶，在高温下锰元素全部分解；若使用含锰赤铁矿，在稀释较淡的情况下，彩陶烧成后只显红色；较浓的情况下，则显黑褐色。这一系列的实验表明，史前陶工已认识到含锰赤铁矿，即赤铁矿与磁铁矿的混合矿物颜料具有两种不同的呈色性能，并且熟练掌握了浓淡的变化规律，使其满足于绘彩的需要。

棕色：在半山、马厂类型的部分彩陶中，出现了既不红也不黑的棕色纹饰。李文杰先生认为：棕彩与黑彩的化学成分相同，但锰的含量低于黑彩，铁的含量高于黑彩，可能是在颜料中搀和了红黏土。马清林博士对此有新的认识，他通过实验分析认为：此时已使用了黑、红两种颜料的复合颜料。通过配色后，色调发生了变化，彩陶的色彩层次因此也更为丰富。

白色：仰韶中期开始，出现了个别白彩，至马家窑类型时，白彩增多。大地湾三期出土的白彩，经X射线衍射分析，显色物为较纯的石英粉末。马家窑类型的白彩，其主要成分为石膏或方解石。

采集到矿物颜料后，要经过加工方能使用。首先，将颜料矿物砸碎，然后需研成细粉末，越细的颜料附着力越好。将研成的细末加水调和成颜料浆，或调成混合颜料。在甘肃出土文物中，因彩陶发达，颜料及其加工工：具常有出土。大地湾的先民们惯于使用石斧，用它将颜料矿物砸碎，因此，出土的石斧上常沾有颜料。出土的上百件研磨石、研磨盘，无疑是研磨颜料的成套工具。研磨石有圆形、圆锥形、椭圆柱形，均有一个光滑的研磨面；研磨盘形状多样，但都有一凹陷的磨坑。有的研磨盘非常精致，磨面青黑光亮，呈一规整的圆形。在兰州白道沟坪遗址窑场出土的两件工具，一件为石质研磨盘，一件是高边分格的陶盘，盘内留有鲜艳的紫红颜色，当为调色盘。颜料调好后，最后的工序就是绘彩。

绘彩时究竟使用何种工具，因无实物出土，难以定论。但根据对甘肃彩陶的观察，不难发现许多彩陶花纹在不经意间留有尖细的笔锋，推测是用类似毛笔的工具所绘，不仅有硬毛制作的硬“笔”，还有用软毛制作的软“笔”，否则，半山、马厂类型细密的网格纹、锯齿纹等都无法完成。从细长流畅的线条中可以看出，当时绘彩的“笔”很可能是用狼、鹿之类的毛制成的长锋硬笔，并具有较好的凝聚性。2．绘彩

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彩陶是最早将图案与器物造型结合的原始艺术作品。绘制彩陶时，先民们非常注重图案与器形、视角的关系，并已注意到了图案在不同视角下所产生的视觉效果，绘制设计出了无论从哪个角度，正平视还是俯视，都可以看到好的画面，并力求达到图案的构成与器形相协调。根据器形不同，确定设计其装饰部位及图案花纹。因史前社会并无桌案之类，故物品多置放在地面或小土台上，与现代摆放位置截然不同；还有，史前先民多席地而坐，自然视角也有著明显的区别，因而，绘彩重点多在器物腹部及以下部位。如仰韶文化的盆钵等，视线局限于口沿与腹部，所以仅在视线所及部位绘彩；马家窑类型的盆，大口浅腹，因俯视内壁更为清楚，因此多以内彩为主，简练的外彩为辅；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瓶形器物造型瘦长、腹部斜直、器体不大，整体一目了然均可纳入视线，因而从口沿至下腹大部分施彩或通体施彩；半山类型的瓮、大圆鼓腹造型，因在置放于地面时下腹基本被遮挡，故在中部以—上绘彩。

工匠在绘彩时不可能是随意涂抹的，依据器物的造型，对口沿、颈部、腹部的花纹及内彩，应该有事先的设计与构思。将图案的位置确定之后，把器物的彩绘部位根据需要加以分隔划分、定点，然后进行绘画。绘画时先绘主题图案，再补充勾画与主题协调且相辅相成的辅助纹饰。根据对彩陶图案的观察研究，推测具体绘彩过程如下：

（1）等分或分隔

彩陶除个别器物外，均为圆形器物，基本是由多组纹饰构成横向展开的彩绘带，少数彩绘为纵向。所以，首先要设法将彩绘部位加以合理等分或分隔，然后再分组绘画纹饰。由于器形各异，等分的方法也不同，竖长型器物多以横向平行线从上到下将彩绘部位分隔；横宽型器物则以纵向平行线将器物由左向右等分。彩绘的图案带有二等分、三等分、四等分和多等分，都因主题图案纹饰而定。有些图案较为简单也易划分，如鱼纹盆，把圆周横向分为二等分，绘两组相同纹样的鱼；花瓣纹彩陶盆是先用垂直线将器物腹部横向二等分，之后再四等分、八等分，最后绘成八组花瓣纹图案。还有些器物的彩绘部位为单数分隔，如永靖三坪出土的被称之为“彩陶王”的彩绘瓮，它以平行线将彩绘部位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之后再分部绘彩。等分线或分隔线不仅可作为各部位不同图案的间隔线，又成为边框起到了一定的装饰作用。半山、马厂类型的图案繁密复杂，等分或分隔极为精细，如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连续重弧纹彩陶瓮，需将圆周等分为11份，可见当时此项工作的难度非同一般。因此，当时也许已经有了用来等分的工具，否则，这11组弧线难以等分得如此精确。对于带耳的器物，这些附件都是最方便、现成的等分点。

（2）定位

仰韶文化晚期以后，彩陶出现了大量的旋动连续性图案，且极富整体性，又无法分隔，用等分法显然已不能适应彩陶发展的需要。根据此类图案的特征，首先要整体规划布局，确定其定位点或定位圆，并划分彩绘部位。如陇西吕家坪采集的尖底瓶，需用三个涡纹的中心圆。点作为定位点，然后再以圆点为中心，向四周引出弧线，构成连续的漩涡纹。半山、马厂类型的彩陶，多以圆圈为主题花纹，于是圆圈便取代了圆点，演变为圆圈定位，如半山类型的彩绘，要先绘出几个大圆圈、葫芦纹等，再绘其他周边补充辅助的锯齿纹等图案。马厂类型彩陶也是如此，先绘出四大圆圈的轮廓，其后填充圆圈内的网格图案，以及周边空当的细碎纹饰。

（3）先主后次，由繁至简

彩陶图案一般可分为主题纹饰及非主题纹饰。主题纹饰绘在器物最醒目的位置，其他纹饰或作为陪衬、补空，或饰在口颈部、下腹部，起辅助装饰的作用。绘彩时，要把握重要位置，先绘显要位置的主题图案，后绘边角的附属纹饰，以便整体达到和谐的效果。永靖三坪出土的彩陶瓮，上中下分为三格，由三部分图案构成。中腹部一格最大，主题图案位于中间重要位置，需先绘作为主题的旋涡纹，之后再于周边空白之处填画小同心圆，上下腹部的其他纹饰最后完成。半山类型彩陶，图案繁密精致，绘画难度大，但仔细观察分析，虽然黑彩图案占据主要空间，仍不难看出整体图案是以红彩为骨干，红色的线条还起着等分定位作用。黑色锯齿纹或条带、条块间隔于红色线条之中，黑红相间彼此辉映，形成好的画面。因此，看来半山类型彩绘的绘画程序应是先用红彩勾画出主干纹饰之后，再绘制黑彩图案。总而言之，先绘主题图案、骨干线条，就能控制整个画面，使布局更为合理美观。

（4）先勾轮廓，再填充

自仰韶文化晚期，出现了较多的网格纹，其外轮廓有圆形、椭圆形、葫芦形、三角形、回形条带等等，而且轮廓内填充的网格亦越来越密集精细。对于这类器物进行分析，应是先绘外轮廓，其后再填充轮廓内的网格纹、菱形方块纹等纹饰。如鲵鱼纹彩陶瓶，应是先勾勒鲵鱼的身躯之后再绘其躯体内的网格纹及肢体。半山类型的葫芦纹彩陶壶，显然应先绘出葫芦的外轮廓，然后填充葫芦内的细网格纹，最后再用其他线条纹饰将周围空当补充完善。马厂类型的单耳杯，需先绘出回形的条带纹，再绘条带间细密的网格纹，约1平方厘米的条带间，有5条纵横交错的经纬线组成，当时画工娴熟的技巧以此可见一斑。如若不然，线条则会粗细不一、疏密不匀，或线条弯曲以致造成重叠等等。由此可见绘画技能的熟练程度直接影响着彩陶的质量与美观。

无论何种器形、何种图案，也无论什么文化类型，任其千变万化，绘彩时总是遵循着一定的原则与程序，即从上到下、由点到面、先主体后其他和从整体布局到局部结构，这些规律开创了后世绘画艺术的一般规则之先河。在甘肃彩陶的鼎盛时期，图案依然是繁而不乱、井然有序，其根本原因是有了上述绘彩的基本规则。

彩陶是在陶坯尚未完全干燥时进行描绘的。坯体绘彩后要用卵石等工具反复打磨，这样可使器表质地敛密而变得光洁细腻。绘上去的彩料也会经过滚压打磨的手段嵌入器表，成为器表的有机组成部分，牢固地附着在坯体上不至脱落，且烧成后器表光亮色泽美观。半山类型的彩陶器表打磨得最为精细，图案明丽、光彩夺目，达到了极致。兰州市牟家坪半山类型的彩陶壶，颈肩交界处留有利用圆棍纵向滚压而产生的凹痕。经李文杰先生实验，内彩可用硬而光的圆球进行滚压，外彩可用硬而光的圆棍滚压。滚压时要注意用力的方向与器表基本垂直，这样彩料才不会移位，图案则保持原状。

绘彩之前先在陶坯，上加施一层彩色陶衣，是仰韶中期以后各类—型彩陶文化中常见的做法。施陶衣之后，器表如同披上了一层华丽的彩衣，再用其他颜色绘彩。如在红色陶衣上绘黑彩，色彩对比强烈且稳重，更加绚丽夺目。有的陶器加陶衣后即使不再绘彩，如大地湾四期陶鼎，通体饰紫红陶衣，仍显得华美耀眼。陶衣原料一般为仔细淘洗过的细陶土泥浆，有时也调入其他颜料。加施陶衣时，将泥浆涂刷在器表或将器物置放于泥浆中蘸泡而成。马厂类型，以及火烧沟、辛店、沙井文化均流行红陶衣；仰韶、马家窑文化有少量白色陶衣。经鉴定，红色陶衣的原料是含铁量高的红黏土，白陶衣多为白垩土。

彩绘陶是指陶器烧成后再绘彩纹的陶器，这类陶器的绘彩颜料中加有胶质物，借以使彩料贴附到器表，但仍然容易脱落。大地湾一期发现一片白色彩绘陶片，白彩绘在罐形器内壁，颜料质地较粗，明显高于器表。经X射线衍射分析，颜料为方解石，成分为碳酸钙及二氧化硅。当地随处可见的“料姜石”中含有较高的方解石，估计是将“料姜石”烧熟后研磨成白色颜料。

在大地湾四期出土了较多的彩绘陶，一类是绘在灰泥质陶上的红色彩绘，因彩料脱落而图案不清；另一类是绘在泥质瓶、壶上的白色彩绘，脱落现象不如红彩严重。红色彩料经鉴定为朱砂，白色彩料主要成分为方解石及少量的石膏。这时的白彩料成分与一期基本相同，但质地较细，在陶器上的黏附性能强于一期，工艺明显有了进来，可能是采用了较好的胶质材料。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制作方法大致可分为手制、模制和轮制。从早期的手制经慢轮修整，发展到快轮制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换句话说，最早制陶是没有陶轮的，大约在距今7000年后才产生了慢轮，在距今5000年前后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才发明并使用了快轮。

手制又可分为捏塑法、泥片贴筑法、泥条筑成法。捏塑法仅限于少量小型器物，以及器物上的附件，如耳、足与贴附在器物上成为附加堆纹的手捏泥条等。泥片贴筑法主要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泥条筑成法是包括甘肃在内的黄河流域的主要制陶方法。

模制法即以模具为依托的陶器成型方法。它的初级阶段是模具敷泥法，我国最早的彩陶即大地湾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彩陶，就是以这种方法制成的。而成熟阶段的模制法则盛行于黄河中游的庙底沟、龙山文化。两者的区别是，前者在模具上敷泥，后者却是在模具上垒筑泥条。

轮制法是用快速旋转的陶轮拉坯成型的工艺。据李文杰先生观察，只有转速达到每分钟90周以上，坯体才能迅速成型，低于这个速度，转轮只能用以修整坯体的工艺。可见慢轮虽已用于制陶，但因无法使陶器成型，因而只可作为辅助手段修整坯体，所以不能归人轮制法。

根据研究成果，甘肃彩陶的成型方法主要为模具敷泥法和泥条筑成法。

大地湾一期的陶片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即陶片分层。主要分为内外表层和内胎层，而内胎层又可分成两层或三层，从陶片剖面就可清晰地见到各层的纵向贯通纹理。彩陶钵形器内外表层均为红色泥质陶，内胎层为灰黑色，夹有较均匀的细砂粒。陶片断茬处可见分层脱落现象。由此初步判断，陶坯是由不同的泥料分层敷贴制作的。为什么可以认定是模制？

有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根据制陶工艺的常识，泥条筑成法制成的陶胎胎壁较厚，而一期陶胎较薄，一般厚为0．3厘米；

其二，一期器型种类简单，而且许多陶器大小尺寸相同，进一步证明模制的可能；

其三，也是最确凿的证据，因为发现了制作器物的内模和制作壶口的外模，均为经烧制的实心泥质模具。由此我们确认最早的彩陶成型是模具敷泥法，即主要以内模为依托，直接将泥料挤压成泥片，一层又一层地敷贴到模具上。

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先将内模置放在木质垫板或平整的石板上，模具表面撒上一层细干土，以便制成后的陶胎与模具分离。敷泥时将模具放置在垫板上，大头朝下，以便操作。直筒罐、深腹罐等，因其内模器壁呈陡坡状，敷泥应自下而上，否则如果自上而下地敷，胎心则易下坠或断裂。钵的内模器壁呈缓坡状，既可从中央开始自上而下去敷，亦可从边缘开始，自下而上去完成。敷泥最关键的第一个步骤是敷第一层胎心泥，以挤压的方法用手使劲挤压泥料，使其牢固地贴附在模具上不致脱落，然后再一层层地继续往上敷泥。分层所敷的泥片要有一定的叠压关系，相互间的黏贴面要参差不齐，这样才能将先后所敷的泥片牢固地黏结在一起。

陶胎成型后脱模，然后在陶胎的内外表用手涂抹一层泥质陶土。在一些陶器内壁发现有自下而上的手指抹痕，正说明表层是抹泥而成的。抹泥时双手分放在器物内外，用力提拉挤压，既排除了泥层间接茬处形成的气泡，又可消除、抹平器壁的缝隙，从而使陶胎的结构进一步紧密结合，器表也因此而变得光滑平整。

彩陶中的三足器，足是用拼接安装的方法完成的。足用手捏制而成，待水分蒸发略变干硬时才便于操作。将预先做成的足插入器底钻好的孔洞中，再分别在内底与外底贴上泥条，将接缝挤实压平，再以泥浆抹光。

经对大地湾一期的陶器研究可以看出，此时的制陶者不仅利用器身的内模，而且还利用壶领部（口沿）的外模，并且熟知泥质泥料与夹砂泥料的不同性能，在同一器物上间隔交替使用两种泥料。这些事实表明，人们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说明这种模具敷泥法并非最原始的制陶方法。对于其来源尚不大清楚，有待继续研究解决。

但由于模具敷泥法制作工序繁复，加之坯体的形状、大小都要受到模具的限制，因而难以制作大型器物。且制成的器物形制单调、生产效率低下，烧制过程中又往往产生开裂及分层剥落现象，造成许多废品、残次品，因而极大地制约了陶器的进一步发展。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对陶器的大量需求，在不断的生产实践中制陶工艺逐步发展，以致这种较为落后的制陶方法被随之而来的新工艺——泥条筑成法取而代之。

泥条筑成法是一种典型而成熟的手制成型方法，在新石器时代是使用最为广泛、时间最为长久的陶坯成型技术。这种方法是先将泥料搓成泥条，再用泥条筑成坯体。在甘肃境内，从距今约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开始，直至青铜时代，始终以泥条筑成法为制陶的主要方法。也就是说，甘肃彩陶除大地湾文化之外，基本都使用这种制作技术。

应当指出的是，在仰韶文化早期，上述两类方法共同使用。圜底的钵、盆多为彩陶，仍然采用模具敷泥法。它们的陶片仍是分层的，因此证明与大地湾一期制作方法相同。不同之处则在于此时各层陶质一样，均为细泥陶，各层之间结合得更为紧密牢固。大量使用的平底器、尖底器，则改用泥条筑成法。在平底器内，有时留有泥条之间的接缝，在尖底瓶内底，可见一圈圈盘旋的泥条痕。到了仰韶中期，圜底器基本消失，泥条筑成法最终完全替代了模具敷贴法。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泥条筑成法又分为盘筑、圈筑两种方法。盘筑是将泥条一根接一根地连接起来，呈螺旋式筑起坯体；圈筑是把泥条

每根首尾相接，做成泥圈，再用泥圈摞垒成坯体，因而胎壁内侧往往留有泥条的缝隙。两种方法中以盘筑法多见，马厂期彩陶有时也使用圈筑法。

具体操作时有倒筑和正筑两种手段。倒筑是从上部往下部制作坯体，先筑器壁后筑器底，用于尖底瓶等；正筑法是先制作器底后筑器壁，用于平底器。器底是事先制作成的泥饼，再从器底外侧边缘用泥条筑成器壁，俗称“天包地”。有时将器底制成浅盘状，从内侧接续器腹，俗称“地包天”。这种制作是在一个固定的工作台上来完成的，泥条一根接一根，根据需要不断续加或垒筑添摞。器壁各部位的变化，依靠捏泥条的手指控制并改变造型。手指向内或朝外就能扩大或缩小器物的直径。向内倾斜，器壁直径逐渐增大形成腹部；向外倾斜，器壁直径逐步缩小形成肩部；与工作台垂直，器壁直径不变，形成直腹或颈部。因为器壁的薄厚取决于泥条的粗细与手捏的力度大小，所以，在泥条筑成坯体的整个过程中，手的操作技巧起着决定性作用。彩陶是造型美与装饰美结合的统一体，造型的和谐全凭工匠高超的技艺。造型美是指器物的外轮廓线美、形象美，其首要条件是各部位间的比例协调。底径、腹径与口径的比例，腹径与通高、器身高与领（或口沿）高的比例等。下腹部的倾斜度不同，器物的造型就不同，如仰韶中期的曲腹盆，倾斜—度较大呈曲腹；马家窑类型的平底瓶，倾斜度小因而呈长直腹；半山类型的彩陶瓮，倾斜度大呈圆鼓腹。不同的造型竞显出不同的优美曲线，以及和谐统一的艺术风格。

陶坯制成后，需进行适当的修整，这样可使器物各部位规整而美观，口沿及外表变得光滑，造型也更加匀称。修整时用类似骨匕的片状物，刮削掉多余的泥料；还可用陶垫等块状物垫在内壁，用以调整器物的曲线；或用手增补泥料，进行加工，使陶胎达到最佳形态。造型完成之后，要对陶胎进行拍打滚压，才能使泥条相互黏合得更加紧密牢固。在仰韶文化中，出现了慢轮修整技术，在一些陶器口沿留有轮旋的痕迹。大地湾、王家阴洼等遗址出土的陶罐、葫芦瓶，底部出现修整时产生的正心涡纹，都足以证明慢轮的存在。正心涡纹是将坯体倒扣在陶轮上，用工具从中央往边缘修整器底时逐渐移动而产生的纹理，它不同于快轮制陶分割器底时所产生的偏心涡纹。虽然尚未发现陶轮，但在大地湾却发现了从仰韶早期到晚期成系列的制陶转盘。转盘为夹砂陶，既厚且重，直径大多30余厘米。早期转盘中部隆起为一平整的工作台面，晚期转盘则在盘中央倒扣一陶盆。仰韶晚期的一套器物，出土时就正好表现了制作中的情形：陶盆倒扣在转盘上，转盘中间有一圈凸起的圆形泥棱，正好将盆固定于转盘之内。操作时转盘置放于陶轮之上，直径15厘米的陶盆底部则成为盘筑陶坯的工作台面。有的转盘内部还刻有许多以正中为圆心的同心圆，借此可将陶器圆形口腹部及底部制作得更为规整。有的转盘边缘部位有多个小孔，以便排出盘内制陶时流出的过多泥浆。这套制陶工具及其细部精巧的构想，充分体现了我们的祖先有着聪明的才智与丰富的创造力。

秦安、甘谷一带有些村民仍然使用慢轮。一般先挖一个地坑，坑内埋设转轴，陶轮用草泥制成，置放时与坑口齐平。制作时用脚蹬踩陶轮，使轮转动。因无其他动力，陶轮只能慢速旋转，陶轮中部再加置一泥质工作台。从这种设备及工作场景中，我们似乎可以捕捉到几千年前先民们制陶的信息。

彩陶的繁荣与制陶工艺水平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快轮兴起后，彩陶迅速衰落。经研究发现：凡具有彩陶制作传统的古代文化，其制陶工艺必然停留在手工制作阶段，掌握和使用了快轮制陶术后，彩陶工艺便很快随之消亡。甘肃彩陶直至辛店、沙井文化，仍然使用泥条筑成法制作。新疆彩陶结束得更晚，是因为至汉代才传人了快轮制陶。我国西北地区，彩陶生产之所以到了青铜时代依然十分发达，其重要缘故就是未能掌握快轮制陶的方法，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甘肃彩陶丰富多彩、异彩纷呈。

位于淮河中游的界首，历来民风淳朴，文化底蕴丰厚。人们用灵巧的双手不断创造着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着精美的民间艺术。这里的剪纸、年画、陶器等民间技艺，散发著泥土的芬芳，繁华般点缀着农家小院，尤其是界首彩陶，以其独特的艺术，成为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陶器的发明，应当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勤劳、聪慧的先民以土为材，挖穴为窑，烧制出精美的低温彩陶。陶器的发明，标志着新石器文化的开始。这一时期的陶器造型朴实饱满，比例协调，装饰图案简洁大方，色彩明丽，集实用、美感于一体。

制陶技艺代代相传，犹如黄河之水绵延不断。至隋代，界首便有了立窑烧陶的历史。至唐代，因与唐三彩产地洛阳为邻，界首三彩刻花陶器随之问世。经过近千年的发展，界首三彩刻花陶已逐渐演变为的三彩刻画陶。但是，其独特的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依然保持了古老的风韵。

关于界首彩陶的诞生还有一个古老传说：最初，他们家族只烧黑陶，生产一些日用品，有一年，唐太宗李世民之父李渊经过界首的“琉璃寺”，借住在附近，夜间梦见幡台，上面摆放着绿、黄、白三色陶罐，醒来后，他立即命令附近窑匠做出三色陶。但是由于当时窑匠技艺有限，烧了三天三夜，只烧出了黄、白两色陶罐，想不出做绿陶的办法。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一位铜匠经过窑厂，由于连续多日下雨，铜匠被迫在窑厂内做工，一些铜粉被风吹进窑里，没想到，这些铜粉竟然改变了陶的颜色，他们生产出来了绿陶。铜粉仍然是他们制陶的原料之一。当芦家掌握了制作三彩陶的技艺后，开始代代相传，并逐渐传布开来。

到清末时，附近的13个村子都生产彩陶，形成了有名“十三窑”。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大量的界首彩陶通过附近的大运河运到全国各地，并被作为一种奢侈品供给达官贵人。

界首彩陶工艺起源的年代并无明确的文字记载。在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淮北柳孜古运河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界首彩陶片和部分剔花彩陶完整器，尤其是在一眼宋代井中发现的界首刻花三彩陶片，为我们研究界首彩陶的始烧年代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徐州明城遗址也出土了界首彩陶器物及残片。通过这些发现，可以推断界首彩陶的制作工艺最晚在宋代。另外，据《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部分》，在颍河的发源地嵩山以北不足百里，便是唐三彩三大产地之一的巩县，而水运又一直是古代运输的重要方式，因此可以推断，界首彩陶工艺的发展很有可能是通过颍河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唐代的三彩工艺的影响。

界首彩陶采用的陶土是取自当地的黄胶泥，窑工又称之为“黄河淤”，即黄河泛滥后沉积下来的黄色粘土。据《元史·河渠志》记载，黄河泛滥影响颍河是在元仁宗延年间（1314～1320年）。当地窑工介绍，黄胶泥又有大、小胶泥之分，黄河泛滥之前的粘土称为小胶泥，其性硬，只能做盆、盘、盏等造型简单的陶器；黄河泛滥以后波及到的地方，沉积的粘土称为大胶泥，其性软，可塑性较强，能制作造型较为复杂的陶器。元代以后，界首彩陶吸收了当地比较盛行的木版年画和剪纸贴花的装饰技法和纹饰内容，出现了刻画、剔花工艺，初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在清晚期至民国时期，界首彩陶在继承前期制陶技艺的基础上，又受到当时戏曲艺术的影响，纹饰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除了花鸟鱼虫外，出现了大量以传统剧目为题材的人物场景画，刻划、剔花装饰工艺更为普遍。建国初期，界首彩陶得到政府的关心和支持，著名窑工卢山义、卢山志被送往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群众艺术研究班学习，使得他们的绘画、制坯水平得到很大提高。1954年，卢山义先生组建了陶器生产合作社，1958年改名为界首工艺陶瓷厂。1954年，苏联东方艺术博物馆《造型艺术》刊登了卢山义先生制作的三彩“刀马人”酒坛的照片，在国际上反响很大，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争相收藏其作品，卢山义先生也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评为全国优秀民间艺人，与紫砂艺人顾景舟等大师齐名。“文革”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文化艺术重获新生，界首彩陶也迎来了一个艺术的春天。界首工艺陶瓷厂在著名工艺美术家韩美林先生的指导下，研制出硅硼系列彩釉，如乌金釉、金砂釉、孔雀蓝釉、玫瑰红釉等，代替了原来的铅釉，同时把陶器由低温型转为高温型（窑温达1000℃左右），胎釉结合较前更为紧密，彩釉更加艳美，产品远销东欧、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卢山义先生的“三彩刻花缸”还于1984年获轻工部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优质产品奖。

追溯界首彩陶的装饰手法演变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即界首彩陶的初始时期，严格地说，这时的陶器不能称为彩陶，而只能叫做素烧陶。由于缺乏生产工具，先民们只能用聪慧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揉泥作料，盘泥造型，用柴草低温烧制出没有釉彩的素烧陶；用泥条盘筑而成的陶器，自然而成的条纹便成为独具美感的装饰纹样。

第二时期，即界首彩陶的刻花期。此时，先民们已经开始使用陶轮，借用双脚的外力使陶轮匀速转动，置泥于轮上，双手巧妙用力，拉出造型千变万化的陶胎；晾干后，施白土于胎面，再晾至半干，以铁签或竹签刻画花鸟鱼虫于胎面，再施铅土诸釉，晾干并置于窑内，柴火烧至三四天，即得晶莹三彩彩陶。其刻画内容，多为自然界之花鸟，又因其坛罐颈部或底部均刻有以花为主题的二方连续图案，故称之为刻花陶；陶胎窑烧后呈赭红色，配饰翠绿和土黄釉色，自然形成三彩釉，二者合一即为三彩刻花陶。

第三时期，界首彩陶刻画期，从第二时期始经过数百年的实践，陶器艺人们逐渐丰富了彩陶的刻划题材。除花鸟鱼虫外，诸如《破洪州》、《战秦琼》、《铡美案》等等传统戏剧场景也“搬”上了陶坛；在表现技法上，运用了剔、刻、刮等手法，使画面色彩更加丰富，刻划主题更加鲜明。这一时期的彩陶装饰技法一直沿续。其装饰技法主要在两点，一是刻划工具的特殊性。以刀、针代笔，剔、刻、刮并举，使画面产生黑、白、灰艺术效果；这一传统技艺在国内制陶界尚无他例。二是区域民间艺术的兼容性。界首彩陶的装饰艺术特色既有当地木版年画的线刻表现形式，又吸收了界首剪纸线面结合的特点，艺人们信手刻画，毫无雕凿之匠气。

界首彩陶秉承唐三彩遗风，又吸收了剪纸匣钵内，逐渐加大温度，达到摄氏1000至1050度，烧两天两夜，成品为红底白花的界首彩陶。

界首彩陶体现了农民敦厚朴实的性格和大拙大巧的审美意趣，反映了中国民间艺术崇尚自然、追求和谐的审美趋向。这样的艺术品深受国内外市场的欢迎，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就珍藏有界首三彩刻画陶。界首彩陶鲜艳夺目，色彩丰富，颇受欧洲人的欢迎，建国不久，很多国家领导人喜欢带着界首彩陶，送给苏联、东欧等一些国家要员。

界首彩陶造型装饰方面的独特艺术是由诸多要素所构成。诸如黄金率的无意识应用、空间的处理、画面的布局等等，其多元素的最佳组合，创造出了界首彩陶独特的艺术个性。但是,界首彩陶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社会生活中不断观察、不断发现、不断提炼和不断创造的结晶；从单纯的摹拟刻划到综合的艺术创造，从偶尔的发现到熟练的掌握，如此反复实践，受到启发，得到规律，才归纳总结出创造美的原理。因此，界首彩陶的对称美、均衡美、装饰美，是源于生活、根植于本土的美的集合。界首彩陶的主要材料取自于颍河两岸的胶泥层，因此，又具备了本土的、民族的地方特点，从而形成了具有个性的和独特艺术语言的“界首彩陶”。

界首彩陶的造型多以圆形为主，据考证，具有圆形特征的决定因素有两点。其一，源自于这里的民间风俗。“陶”有“掏”之谐音，“圆”有“团团圆圆”之寓意，二者结合，即为掏个团团圆圆。解放前，淮河中游一带盛行嫁娶之时女方必陪嫁一件三彩陶坛的习俗，圆形的陶坛上刻有牡丹、梅花喜鹊、莲花鲤鱼等内容，牡丹象征富贵、梅花喜鹊寓示喜上眉梢、莲花鲤鱼则有连年有余之意，这些大众喜闻乐见的题材，无一不体现当婚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二，圆形陶器要比其它形器的容量大，实用性更强，而且，在烧制过程中，圆形陶器不易变形。

界首彩陶的造型，在图形的基础上大量而又科学地运用S线，使造型的外廓线富有变化；其正立面双侧的S弧度的大小、宽度、高低的变化，对陶器的容量和整体美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实例中可以看出，界首彩陶的形体十分符合黄金分割法。众多界首彩陶中的圆形陶坛、陶罐，其高与直径之比，大多在6：4左右；三彩陶挂盘的底部与盘底之比也多在6：4之间，因此，在自然干燥和烧制过程中其变形率最低。

界首彩陶更多地运用了变化与统一的造型艺术规律。S形线条的不断变化，突出了形体的个性特征，即弧线为主、直线为辅；侧面看，从坛罐的底部到颈部都是由具有张力的弧线组成，而颈部至口部则运用了少许直线，如此明显的对比，凸显其主次分明、曲直对比的鲜明个性。主体部分（即坛体腹部）的曲线扩张，形成膨胀的近似于圆的形体，使S线形极致夸张，具有饱满、丰硕的视觉效果。而颈部直线的运用，可谓点到为止，恰到好处。这些短直线的运用，起到不可替代的衬托作用，使圆的更圆，饱满的愈显饱满，而且丰富了造型形体语言，即曲中有直，柔中有刚，避免了造型单调、平淡的弊端。直线只有长短的变化，而弧线则有力度和形体的多样性，直线与弧线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界首彩陶统一、协调、均衡和安定的美感。

1958年，界首在颍河北岸顺河路组建技艺陶瓷厂，现该厂已成为彩陶的主要制作地，界首彩陶烧制技艺在这里得到传延。但是，受现代工业产品的冲击，陶瓷厂不景气，面临资金困境，以传统技艺生产的彩陶制品出现滞销，市场萧条，而年轻人多不愿从师学艺，因而界首彩陶烧制技艺有后继无人之忧，有必要对其进行保护。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安徽省界首市的王京胜、卢群山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