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潮：“炮兵是战争之神，军马是炮兵之足，炮校是炮兵之父，教员是炮兵之魂。军马是战争中服役的乘骑，所以，”军马是炮兵之足

1951年初，为尽快把领导机构建起来，以适应国防和朝鲜战场的迫切需要，陈锡联请示中央军委将四野炮兵机关的大部分人员调京，充实了军委炮兵机关，成立了炮兵政治部、炮兵干部管理部、炮兵后勤部、炮兵军械部、炮兵马政局等部门。与此同时，在华东、东北、西北军区也建立了炮兵领导机构。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8月，郑新潮局长与载涛顾问在刚成立的中央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工作，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参战，由于战争急需大量的军马，炮司军马局收集大量军马受到局限，1951年1月，郑新潮执行军委命令和上级首长指示，投身筹备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马政局。

郑新潮是八路军中具有文化的军人、曾与乌兰夫在一起，共同为中国革命走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峥嵘岁月。郑新潮：早期投身创建八路军炮兵事业、也是早期创建全军首个军马场-牡丹江军马场和军马基地建设事业的创始者，属于文人中的军人，军人中的文人。解放后，先后在中央军委炮兵司令部军马局、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马政局工作、兼任总后勤工作部军马局工作。

1950年11月中旬，抗美援朝激烈进行，当时志愿军没有制空权，敌机向志愿军交通运输线狂轰滥炸。据当时随第38军、第47军赴朝作战的载涛两个孙女金霭璇、金霭珧回忆，美机擦着树梢在她们头顶上飞来飞去。苏制卡车等机械化运输工具不适应朝鲜崎岖山地，一度延缓了志愿军炮兵运动。针对这场不对称的殊死战斗，中央军委决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立即快速向朝鲜前线输送25000匹军马，以解决后勤补给运输问题。朱德总司令亲自把电话打到马政局，郑新潮局长告诉了载涛中央军委的决定，并拿出具体意见立即实施。马政局为此召开了全国动员大会并作细致分工。郑新潮率领工作组火速奔赴东北、内蒙古等地选购征集军马，最终如数将25000匹军马送过鸭绿江，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赢得了时间，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史上首次大规模运送军马出国的罕见壮举。为此，中央军委马政局有关领导和干部以受到了上级的嘉奖。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后，与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炮兵部队急需军马上战场拉炮。志愿军的前后方纷纷发来电报“迫切急需大量军马”，只有军马才能在朝鲜的山峦起伏与河流山川中发挥独特的运输优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郑新潮奉军委炮司之命进京筹建军委炮司马政局，炮司马政局隶属于军委炮兵司令部。1950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在北京成立，成立大会上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宣布郑新潮为炮兵司令部马政局局长，同时继续兼顾军马场工作。然而，炮兵收集军马的数量十分有限，无法满足整体战争需求。在郑新潮建议下，经毛泽东、朱德批示立即成立全国全军范围的军委马政局，全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马政局”（简称军委马政局），上级首长命令郑新潮在原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的基础上投身创建“军委马政局”工作，代任局长。

　　同年，郑新潮在筹建军委马政局工作中选定办公地址，工作人员基本上是从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带过来的。1951年9月，军委马政局正式成立。当时，军委总后勤部还没成立军马局，到了1953年朝鲜战争快结束时，停战谈判期间，总后勤部才成立军马局（不称马政局）。随着体制的变更，1954年军委马政局辖属下的总后军马局，简称军委总后军马局，郑新潮继续默默为军马事业工作，从事落实全军军马场的整体拓展与收编等规划工作。

　　郑新潮担任马政局局长期间，到东北、西北等地进行视察调研。先后来到牡丹江、肇东、扎兰屯、索伦等军马场以及甘肃山丹、贺兰山、贵德等军马场调研。针对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的马政管理机构十分混乱的状况，郑新潮牵头起草了一份《整合与收编各旧马场》的请示报告，经马政局讨论通过上报中央军委。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马政局收编、整顿、整合、扩建军马场26个，建立全国性改良军马种站50余个。马政局引导各地方政府、指导各军区、各军兵种在养育、收集和调集军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郑新潮功不可没。

自1956年9月1日后，总后勤部军马场管理局和下属军马场移交国家农垦部。

1947年2月25日，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东北大地上，郑新潮与妻子邵清廉带着5名战士和自己的3个孩子，找到了一匹毛驴和一盘磨，在被苏军轰炸后的日军特务机关的残垣断壁上安营扎寨，开始了军马场的创建工作。

在中央军委炮兵司令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牡丹江军马场得到了迅猛发展。与此同时，郑新潮在中央军委炮兵司令部的指示下，还创建了白城子军马场、扎兰屯军马场与肇东军马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牡丹江军马场等军马场为解放战争提供了三万六千匹军马、为抗美援朝提供两万五千匹军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军马事业从牡丹江军马场开始逐步形成，从牡丹江畔发展到全国。

1950年9月，炮司马政局在北京成立，炮兵司令部决定让郑新潮留在北京马政局工作（任局长）。1951年1月，抗美援朝中，郑新潮按照军委和炮司指示创建军委马政局全称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马政局”。郑新潮代任军委马政局局长。1953年，郑新潮被军委炮兵司令部任命为军级军事主任研究员。

郑新潮，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他是文人中的军人，军人中的文人，参加过黄埔学潮、面谏蒋介石全力抗战，为了革命他险遭暗杀，奔赴延安抗战、创建炮兵学校、筹建军马场，功勋卓著。郑新潮在战争年代就投身创建八路军、东北民治联、解放军炮兵事业和军马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局长、代任军委马政局局长。

抗美援朝战场军马紧缺，急需大量军马补充。在郑新潮的努力下，马政局多次召开全国全军收集军马动员大会，郑新潮在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此后，郑新潮不辞辛苦，辗转祖国各地，率领工作组火速奔赴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选购征集军马，动员收集了2.5万匹军马，最终分批分期送往朝鲜战场。浩浩荡荡的军马抵达朝鲜战场后，在志愿军各部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赢得了时间，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战争史上首次大规模运送军马出国的罕见壮举。为此，郑新潮等马政局有关领导、干部以及顾问载涛受到了上级嘉奖。

军马场的广泛建立为全军全国马种优化起到了推进作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1953年，郑新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充分赞誉和表彰。

1950年8月10号，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委任令》，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载涛是清朝光绪皇帝的七弟，宣统皇帝的七叔，曾在法国索米骑兵学校研修骑兵战法、相马理论、改良马种及驯养军马的知识。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特邀代表，载涛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周恩来邀请载涛为政府提议案，李济深、蒋光鼐也跟载涛建议“提个军马方面的议案”。于是，载涛就提出了“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议案，并由李济深、蒋光鼐一起签字后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了议案极为重视，并把议案转交毛泽东。毛泽东审阅后，提出任命载涛为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批转朱德，朱德同意并交炮司落实。

郑新潮局长根据上级首长指示先后陪伴载涛顾问到过东北和西北军马场视察。通过谈古论今交流感情，不断增加友谊，同时，在视察中载涛看到新中国成立后，祖国东北和西北人民当家做主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

1951年初夏的一天，载涛顾问从“炮司马政局”骑车到“中央军委马政局”来看望郑新潮，门卫见载涛穿着一身黑色衣服不让他进，次日，郑新潮向上反映，想为载涛先生申请要一套军服，政工人员表示：他是党外党派人士，不参加军内党委、军事会议和军事行动，不享有军事编制和待遇，鉴于他参加马政局军马改良研究业务，建议他不必每月来到一次马政局，尤其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加上他年势偏高，军方没安排他必上班（也无权安排）。由于炮司马政局离载涛家距离非常近，逢年过节郑新潮也常到他家送去慰问品、喝茶亲热座谈。

邵清廉，1932年，邵清廉婚后有孕在身，在郑新潮离开北平南下后，邵清廉中断北平辅仁学院的大学读书生活，离开丈夫，独自一人回到沈阳老家生产。郑新潮离家的数年间，邵清廉在家里独自抚养孩子。

1941年9月，延安党组织为免去郑新潮的后顾之忧，派地下党去沈阳新民县找到邵清廉。当邵清廉看到丈夫的亲笔后，她毅然决定奔赴延安，与丈夫并肩抗战。

邵清廉带着幼子郑云燕踏上了千里寻夫之路。她徒步穿越了东北军、国军、晋军与日伪军的重重封锁线，逃脱了日军的杀害，终于抵达延安。邵清廉经过了共军严格的政治审查，成为一名八路军女战士。

在抗战最需要炮兵的时候，邵清廉投入到延安炮兵学校的创建工作中，担任炮校助理员。由于出生于马业发达的沈阳市法库县，邵清廉对驯马工作十分熟悉。她利用自己在家乡学到的育马驯马知识，对延安炮校的军马进行饲养、训练、医治，防范军马吃草时吃进钉子，教新战士钉马掌，调教惊恐狂奔的军马，成为八路军炮兵学校中独有从事军马工作的女性工作人员。

1946年1月，郑新潮和邵清廉随延安炮校搬迁到沈阳东郊的东大营，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沈阳。1947年1月，朱瑞接见郑新潮，向他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并对他说：“军马与炮兵密不可分，纵览中外炮兵发展史，军马是炮兵之足，炮兵党委研究决定，正式组建牡丹江军马场，你和清廉既精通炮兵又懂得养马，军马场的组建任务必须交由你们完成。”在上级党组织的安排下，郑新潮、邵清廉成为全军在牡丹江畔的第一代军马人。

1947年深秋，军马场刚建立不久，场外开来两辆大卡车，一大群日军战俘由几名管教人员押解到了军马场，上级决定利用军马场对其进行监管教育。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刚刚入睡，突然，门外一阵枪响，只听监管战俘的战士大喊：“战俘暴动了，快来人，大家听到喊声急忙追赶，将战俘全部抓了回来。战俘中一名日军大佐见逃跑不成便剖腹自杀。

按照上级要给日军战俘提供最好的生活待遇、防止和杜绝战俘自杀的指示，管理人员给战俘们开会，希望通过思想工作打消战俘们的自杀念头，但教育与思想工作都无济于事。情急之下，场里的女性—邵清廉站了出来。因为邵清廉在沈阳读书时学过日语，她向日军战俘说道：“你们想通过自杀结束生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你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在后半生将要蒙受更大的痛苦，他们该怎样活下去”邵清廉的一席话感动了日军战俘，战俘们当场痛哭流涕。此后，战俘们再未动过自杀的念头。后来，除战犯以外的所有战俘陆续回到日本。在牡丹江军马场监管的日军战俘离开时，无不恋恋不舍、痛哭流涕，他们由衷地感谢军马场战士在连粗粮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让他们吃上大米白面和鱼肉，感受到了人间温暖，感受了做人尊严，他们从心底里认识到了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真诚忏悔他们的罪行。他们也感谢邵清廉，如果没有她的劝导，他们不会活着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

郑新潮与妻子邵清廉愉快地接受了创建军马场的光荣任务，在牡丹江谢家沟日本兵营的废墟上，开始创建军马场。在好人好马送战场的大背景下，后方军费十分紧张，郑新潮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申领经费，当时，只给他批了9.99元，但郑新潮、邵清廉夫妇凭着一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畏艰难，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他们开荒种田、捡拾废品、网罗人才，带着6名伤兵2匹种马，白手起家、艰苦奋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3年的时间创建并发展了牡丹江军马场。上级给牡丹江军马场拨来了6名日本俘虏，其中3名干过兽医，1名炮兵大佐是有名的相马专家。邵清廉凭借日语说得好的优势，与相马专家反复沟通，充分发挥其作用，帮助军马场繁殖大批军马，还培育出驮载骑乘全都符合要求的改良马。当年就繁殖军马上百匹，随后，又通过收编、扩建和改造国民党时期的旧马场等办法，使军马事业得到迅速发展。解放战争中，东北军马基地为前线输送了3.6万匹军马，为辽沈战役等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1947年开始，郑新潮、邵清廉夫妇在东北牡丹江、扎兰屯、肇东等地建立军马场，共建立了36个军马配种站，还在肇东、太康、安达等地建立起军马牧草基地。军马场的广泛建立为马种优化起到了推进作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1953年，郑新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充分赞誉和表彰。

扎兰屯军马场，位于内蒙古扎兰屯市市区北部１０公里处滨洲铁路沿线，东临阿荣旗，北与牙克石市接壤。

场部驻地卧牛河镇。原为伪满兴安牧场。自１９４８年以后，东北炮兵和骑兵以及军马场的马源就一直从扎兰屯收集大量优质蒙古马，扎兰屯是东北军马来源地之一。由于扎兰屯拥有大量的和稳固的蒙古马马源，为了巩固和扩建军马基地，从１９４９年开始筹建扎兰屯军马场。１９５１年２月，经国务院商得内蒙古人民政府同意，将扎兰屯牧场（伪满兴安牧场旧址）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改建军马育成场，建立了牡丹江军马场扎兰屯分场。４月２７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颁布了军马场番号：驻扎兰屯的军马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三军马场”。

１９５１年６月４日，扎兰屯军马场正式宣布成立，任命刘忠山为场长。成立大会上，当地政府各级领导、军委炮兵司令部郑新潮局长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扎兰屯军马场除了场部管理机构外，下设有九个连队，共６００余名兵团官兵，军马的年存量两万匹左右。炮司马政局改隶总后勤部建制后，第三军马场改称扎兰屯军马牧场。1956年9月1日后，总后勤部军马场管理局和下属军马场移交国家农垦部。

郑新潮先局长写的一篇回忆录《回忆和载涛先生相处的日子》，在回忆录中，郑新潮提到了自己陪同载涛顾问视察军马场的那段难忘经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马事业的创始人之一郑新潮，１９４５年春担任延安炮校教官。同年秋，为了实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随延安炮兵部队进入东北。

１９４７年２月，毛主席批准让东北民主联军建立军马基地，驯养军马，供给全国战争需要。炮兵党委任命郑新潮为场长，创建了全军第一个军马场——牡丹江军马场。此后，依托牡丹江军马场又扩建了肇东、扎兰屯两个军马场。在三年多时间里，军马场共繁殖种马２５００多匹，为炮兵输送军马３６０００多匹，为炮兵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熟悉掌握全国军马场情况，炮司副司令员苏进责成郑新潮等干部陪同载涛到东北、西北等地进行视察调研。他们先后来到牡丹江、肇东、扎兰屯、索伦等军马场以及甘肃山丹、贺兰山、贵德等军马场调研。

１９５１年８月初，郑新潮和载涛顾问一起回到了北京。郑新潮被调入炮司筹建马政局工作。此后他和载涛顾问在一起度过了难忘的近十年时光。

调研中，郑新潮载涛发现各军区的军马场管理水平有差异，特别是不久前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的马政管理机构处于十分混乱的状况，他与郑新潮共同起草了一份“整合与收编各旧马场”的请示报告，经马政局讨论通过上报中央军委。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马政局收编、整顿、整合、扩建军马场26个，建立全国性改良军马种站50余个。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军马作为配合战争的一支重要动力军，强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在全国军民共同努力下、在中央军委马政局和军马人物的统筹下，将两万五千多匹军马分期分批送往前线，军马为战争的胜利扑汤蹈火，战死在疆场上，军马虽无言，却铭记在中朝两国人民心中的那块英雄纪念碑上，其功绩永垂不朽！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军马是一支强大的运输动力军，曾是推动或延缓战争不可缺少的关键要素，这支重要的军马部队，为志愿军（27个军）和朝鲜人民军在与美军为首的16国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进行交锋的殊死战斗中，发挥了不可缺少的核心作用，中央军委马政局和全国军民在战争期间，向朝鲜战场捐助输送了两万五千匹军马，军马在关键时刻为赢得这场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不仅是中华军史上史无前例的军事典范，也是全世界举世无双的军事创举。

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二次战役后，由于以美军为首的5个空军联队狂轰滥炸，切断了志愿军供给线，公路、铁路和桥梁、仓库都遭到毁灭轰炸，致使卡车等机械运输工具无法运输。志愿军前方在交锋中的炮火和枪支弹药、军棉衣及粮食、伤病员等军需物品连连告急，前线的战士缺衣少食，甚至断炊、在冰寒中冻僵，连队的机枪只能瞄准着敌人、高射炮团只能紧盯着敌机而缺少弹药。各部队首长们都能心如刀绞地体会到前线发来怒吼的告急声音。首长们强烈表示：决不能让我们的前线部队“弹尽粮绝”。

面对此紧急状况，后勤部队曾采取动员当地百姓用人力肩披背扛把弹药送往前线，但在大风雪攀山越岭，长驱直入近百里地，不仅进程迟缓，而且力不从心，途中要穿越战场，屡遭敌机轰炸，造成伤亡太大。当时，只有军马在朝鲜崎岖的山川地形中，可发挥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作用。在战争急需弹药的紧迫关键时刻，各级首长都认为：当前战况迫切需要军马！当下提供军马是战争的最关键的要素，也是最主要的核心问题。

而我军后方迫不及待地要把大量物资和弹药送往前方，虽物资堆积如山，却无法送达前线。面对供求两方的强烈愿望，军委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发现当下存在的最严重问题不是军需，而是军马问题。随即责令全军唯一的炮兵司令部马政局，立即收集大量军马送往前线。

针对军马问题，当时总后勤部还没有成立军马机构（迟至朝鲜战争快结束时才开始成立总后军马局，其业务归属中央军委马政局管辖），而我军率先成立的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又不归属总后部管辖，炮司马政局只是装备炮兵系统的军马机构。

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郑新潮局长在紧急会议上提出：当前战争中急需解决最突出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军马，军马已构成“推进或延缓”整体战争的关键要素。由于炮兵司令部马政局的权利和管辖范围所受的局限，无法向全国全军调集几万匹军马的紧急收集行动，为了扩大收集军马的范围，郑新潮局长建议：迅速成立全国军民共同协作共建的调集和收集军马的专门机构。

会后，中央军委很快采纳了以上建议，同意立即创建独立的全国全军马政专门管理机构，形成国务院与军委共建的单独的军马管理与输送体系，1951年初，在上级首长命令下，责成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郑新潮局长全权负责、迅速筹备创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马政局。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马政局（简称中央军委马政局）于1951年初正式成立后，由郑新潮代局长，立即主持召开了全国全军（包括各大军区）抗美援朝调集军马动员大会，国务院、军委、人大政协及民主党派等各界代表均参加了大会。此后全民一致，全军一致，在抗美援朝期间，分批分期先后向朝鲜战场输送了两万五千多匹军马。

这里面凝结着汉族、蒙族、回族、壮族、满族，鲜族、维吾尔族等捐送军马的必胜信心，体现了各民族团结一致的爱国力量。来自祖国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地区捐赠捐助的军马，汇集成浩浩荡荡的军马大军，成群的军马远远看去十分浩瀚壮观，分期分批开往鸭绿江畔，体现出新中国和中华民族万众一心震撼的拳头力量！

中央军委马政局是抗美援朝期间的产物，中央军委马政局从1951年初创建成立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的1958年12月期间，郑新潮一直代任局长（无其他人替换接任），在郑新潮局长主持工作期间，中央军委马政局主要做了以下工作内容：1.多次召开全国军民动员与筹集大会，疏通和组建了筹集与调集军马上下畅通的马政管理体系；2.通过祖国各地和各族人民的努力，中央军委马政局把两万五千多匹军马分期分批运送到战争前线；3.勘察了全国各马场和军马场状况，收编和整编清末、日伪、国军遗留的旧马场，整编形成我军由26个军马场构成的全国全军统一的军马基地并奠定基础。1954年，周总理和乌兰夫副总理在中南海国务院接见了郑新潮，批准了中央军委马政局对全国军民共建军马场做出的整体规划。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马政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全面完成了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指定的目标任务，军马人物和两万五千匹军马在战争中，执行并体现了全国军民保卫祖国战而必胜的坚强意志。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军马是一支强大的运输动力军，曾是推动或延缓战争不可缺少的关键要素，这支重要的军马部队，为志愿军（27个军）和朝鲜人民军在与美军为首的15国联合军队进行交锋的殊死战斗中，发挥了不可缺少的核心作用，中央军委马政局和全国军民在战争期间，为朝鲜战场捐助输送了两万五千匹军马，军马在关键时刻为赢得这场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不仅是中华军史上的军事典范，也是全世界举世无双的军事创举。

1951年初，创建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马政局直接受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指挥。各大军区军马机构和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及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快结束时，总后勤部刚刚成立的军马局等，其军马业务均归中央军委马政局管辖与调遣。

1956年8月31日，国务院以（56）国办周字第52号通知批复国防部、农垦局、中央军委总后勤部，自9月1日起，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军马场管理局和下属军马场移交国家农垦部。

1958年5月至7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决定中央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方勤务部三个部门，作为军委的工作机关，在军委统一领导下负责各部门主管的工作。 1958年，志愿军剩余部队分三批撤回国内，中央军委马政局是抗美援朝的产物，完成了其历史使命。1959年1月，中央军委马政局与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建制均一并被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