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乌家培同志一直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经济学科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科的评议组成员，同时也是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
1932年5月29日生，浙江宁波人，著名经济学家，我国数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1955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统计系。1986年以前先后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从研究实习员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职。其间1980年至1982年为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系我国参加世界经济预测联结模型Link项目首位经济学家。
1987年起调
国家信息中心工作，历任总经济师、副主任、专家委员会主任，以及兼信息经济与技术研究所所长等职。其间1992年至1993年为日本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客座教授，系我国参加太平洋
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太平洋经济展望（PEO）专家组首位经济学家。
1984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1991年因发展我国科学研究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受国务院表彰，1992年获国家计委科技进步奖。现为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信息协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信息经学信息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南京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等全国20多所高等学校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的兼职教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四届经济学科或应用经济学科、全国社会科学基金应用经济学科（从1983至2002年），全国
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科的评议组成员。《经济研究》《管理科学学报》等杂志编委。已出版各种专著（如《经济数学方法研究》《经济数量分析慨沦》《数量经济学若干问题》《经济信息与信息经济》《信息与经济》《经济、信息、信息化》《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信息社会与网络经济》等）、编著（如《宏观经济控制论》《信息经济学》等）、译著 （如俄文的《经济数学方法和模型》、英文的《发展计划指南》等），以及《乌家培选集》等共30多部，被国外出版的著作（如《Economics， Econometrics and The Link》等）所采用的英文论文约20多篇，并著有英文学术著作《Economy and Information》。
乌家培的突出贡献是在数量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开拓上，其他经济学领域也有涉猎。50年代末，在《人民日报》、《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坚持按劳分配和
物质利益原则的社会主义性质。60年代初，就经济数学方法的一般问题、社会再生产模式、部门联系平衡表、经济计量学的剖析和利用，发表过一系列论文，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推动了这一方面的学术研究。70年代中期，积极宣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正确观点，批判“四人帮”篡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反动谬论。后期，在总结常州市多快好省发展地方工业经验的基础上，对专业化协作、老企业技术改造、改进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果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引起当时经济学界的重视。80年代初，系统地论述了数量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在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中的应用，并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数量经济学进行探索。《探索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式的若干问题》一文获198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80年代中期，主持和完成了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国家“六五”重点课题，撰写和主编了5本专著及其他有关书籍，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同时，大力提倡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结合上著文发表见解，促进交叉科学、软科学的发展。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数量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
“七五”期间主持和完成了“经济信息合理组织及其效益问题研究”的重点课题，并对经济信息和信息经济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创见，对推动我国信息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八五”期间主持和完成了国民经济宏观管理中预测、决策、调控问题研究重点课题，提出了宏观调控的综合协调、模型预测比较研究等观点。这一期间，还就信息产业、信息市场、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和著作，在国内外引起一定反响。
“文革”后，第一个来访的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是在1979年，由计量经济学创始人克莱因率领。乌家培想不到，因为参加接待，为他与克莱因、与计量经济学建立起那样深远的连接和缘分。值得注意的是，克莱因一行甚至早于东欧国家的布鲁斯和奥塔·锡克来华。克莱因是一个伟大的行动者，中美刚刚正常化，便以经济学家之身，搭建东西方桥梁，其意义远远超过他所主持的世界经济模型连接项目（LINK）。1980年，对于克莱因和乌家培都是非凡的一年。克莱因荣获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个荣耀的夏天，他再来北京，举办计量经济学暑期讲习班，为中国培训第一批计量经济学人才。而乌家培则作为社科院第一批访问学者，被马洪派往
宾夕法尼亚大学克莱因教授门下学习。无疑，乌家培是幸运的。不过，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幸运，是一连串的幸运，其中凝聚着几位前辈的血。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学家以阐述经典和政策为主，只有定性，没有定量分析。其实，有人不仅想到要开展定量研究，而且也有部署、有行动。1955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学院统计系的乌家培，既有红的背景，又有专的才能，被孙冶方点将，成为最早的经济数学方法研究者之一。1958年12月，孙冶方在布拉格参加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学术协作会议”后，顺道于1959年1-2月访问苏联。看到苏联同行在搞经济数学化，孙冶方也打算把它引进来，于是派乌家培、田光去苏联学习。为此，乌家培先被送去
中国科技大学学了两年数学。1965年，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找数学家华罗庚商讨建立经济学家和数学家联盟时，乌家培也在座。经过暴风骤雨的 “文革”，到了1979年，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交给乌家培一个任务，召开“开展数量经济研究，成立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座谈会。会后，于光远拍板，定下了“
数量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据说，这个叫法，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也曾用过。1980年
大年三十，乌家培等五位社科院第一批访问学者到了美国。1980年10月，得知自己所在的经济所所长许涤新带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来美，乌家培赶去威斯康辛大学参加他们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等经济学家的交流 1981年3月，各国经济学家代表在纽约联合国开LINK预测大会。1982年回国时，乌家培整50岁。他奉命筹备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他与董辅秖合作主持了“六五时期的国力预测”、自己主持了“宏观经济模型及其应用研究”等重大项目，出版了《投入产出法在中国的应用》（1984年）、《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研究》（1986年）、《经济计量方法在中国的应用》（1986年）、《宏观经济控制论》（1990年）专著。1982年10月，国家计委成立经济预测中心。5年后，成立
国家信息中心。乌家培先后担任中心总经济师、副主任。1985年，国务院领导批准中国参加克莱因的世界经济预测模型系统。乌家培、范木荣和郑绍廉领导有关单位开始研究用于LINK项目的中国模型。一年之后，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终于正式联结到世界经济模型的系统中。如果说中国经济和世界的接轨直到21世纪才大体完成，而模拟的接轨则始于1980年代。LINK创造了一个平台：连通中国和世界。1992年，他受聘国家信息中心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