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撤离长江南北各苏区，转战两年，到达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行动。

1933年9月～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先是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1934年4月，中央红军（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命令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命令红军第6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派出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未能达到目的。10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缩小，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被迫退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

此前，中革军委曾于9月8日命令西征的红6军团在湖南省的城步、绥宁、武冈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尔后转移至湘西，并和在川黔湘边境活动的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后因湖南、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党军主力进至绥宁、靖县（今靖州）地区阻击，红6军团遂于9月中旬转兵向南，于10月1日进占贵州省的旧州。24日，红6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地区同红3军会师。会师后，红3军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接着，红2、红6军团发起湘西攻势，相继攻占永顺、大庸（今张家界）、桑植等地，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行动。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及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地区同红2、红6军团会合。红军第24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10月17日，中央红军由雩都（今于都）南渡贡水。21日，中革军委以红1军团为左路前卫，红3军团为右路前卫，红9军团掩护左翼，红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5军团担任后卫，从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于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桃江）。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这种甬道式队形，携带大量物资器材，沿山路缓慢西进，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从湖南省汝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广东省的城口间、湖南省的良田至宜章间通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区。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共77个团实施“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而此时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内，国民党军兵力薄弱，且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逃跑，消极避战，继续使红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间西渡湘江，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27日，先头部队红2师一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次日，红4师一部也渡过湘江。各路国民党军即以优势兵力南北对进，在飞机的支援下向红军猛烈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奋战，经过新圩、直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战斗，挡住了国民党军的猛攻，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队于12月1日渡过湘江。但是，红军却遭到惨重损失，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被阻于湘江东岸，指战员大部牺牲。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锐减至3万余人，红8军团番号撤销。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调整部署，迅速向湖南省西部的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赶筑工事，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北去湘西的路上。12月11日，中央红军进至湘桂边境的通道、下乡、长安堡地区。此时，中央红军若按计划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必然要和以逸待劳的优势国民党军决战，将会有覆灭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面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省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创建苏区。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接着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地，继而进至余庆、瓮安地区。1935年1月2～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7日晨先头部队进占遵义。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不久，中央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共中央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军队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中央红军根据遵义会议确定的方针，准备从四川省泸州以西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四川省西北部创建苏区，在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配合下转入反攻，争取赤化四川。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挺进。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并且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据此，中革军委2月7日决定，中央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边界地区机动作战。9日，中央红军集结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地区进行整编。11日，掉头东进，接着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在娄山关、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遵义战役后，国民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中央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移，于3月16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忙令其“追剿”军向川南追击。中央红军突然折向东进，于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红军以红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牵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拦阻，向西挺进，24日进入云南省，逼近昆明，接着转向北进。2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各军团：“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5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此期间，在乌江北岸活动的红9军团，也从云南省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随后与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3月28日～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下，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始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100余千米的广大新区，为巩固川陕苏区和继续向甘肃省南部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此时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只看到苏区的困难和国民党军将要进行的大规模进攻，看不到坚持苏区斗争的重大意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5月初，红四方面军、地方武装和苏区机关人员共约10万人，开始向西转移。至中旬，先后占领四川省茂县、威州、理番（今理县）等广大地区，并继续向西发展。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中共中央在川西北创建苏区的战略方针，于5月15日从四川省会理县城附近继续北进。蒋介石命令薛岳、刘湘等部南追北堵，企图凭借大渡河等自然障碍消灭红军。中央红军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顺利通过彝族区，24日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25日，红1团第2连17名勇士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乘船强渡大渡河成功。但这里水流湍急，无法架桥，中央红军仅有4只小船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大渡河。因此，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主力沿大渡河右岸迅速前进；第1师及干部团从安顺场继续渡河，尔后沿大渡河左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距安顺场160千米的泸定桥。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4团，于29日晨攻占泸定桥的西桥头。当日16时第4团发起夺桥战斗，由第2连22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击溃川军1个团大部的防守，攻占了泸定城。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天险大渡河，取得了长征中又一次重大胜利。

此后，中央红军继续北进，于7日占领天全。8日，突破国民党军的芦山、宝兴防线。接着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这时，红四方面军正分路西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今小金），一部前出达维。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开创新的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4年冬，国民党军40多个团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和“清乡”。红军第25军2900余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1月16日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以西转移，开始长征，留下部分红军（不久组成红28军）坚持原地斗争。12月上旬，红25军突破国民党军重重拦阻，经河南省卢氏县境进入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地区。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雒南县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界创建苏区，并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随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界的郧西、卢氏、雒南、镇安之间地区，开展创建苏区的工作。至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荆紫关、袁家沟口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建立了鄂豫陕苏区。

7月16日，红25军为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并同陕甘苏区红军会师，从西安以南的沣峪口出发，经鄠县（今鄠邑区）、盩厔（今周至）县境西进，继续长征，留下红军第74师坚持原地斗争。8月3日，红25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县城。遂即北上，11日北渡渭河，进占秦安县城，随后逼近静宁，切断了西（安）兰（州）公路交通。17日攻占隆德，尔后翻越六盘山，向东挺进。21日，在泾川县的四坡村与拦截的国民党军1个团激战，将其全歼。战斗中，政治委员吴焕先牺牲。30日，经华亭县安口窑北进，9月15日到达陕甘苏区的永坪镇，次日同西北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结束长征。18日，红军第25、第26、第27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瑞金→突破敌人四道防线→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陕北吴起会师（1935年10月）→甘肃会宁会师（1936年10月9日）→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会师（1936年10月22日）

长征准备阶段（1934年7月7日～1934年10月10日）

长征失利阶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

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

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

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

大会师阶段（1936年7月1日～1936年12月12日）各部队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吴起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时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却主张红军继续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分属四川、西藏）等偏远地区转移。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另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但是，张国焘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尔后向东发展。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历尽千辛万苦，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于8月底全部到达班佑地区。左路军先头部队也于8月20日到达阿坝地区，但后续部队行动迟缓。29～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围点打援战法，在包座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4800余人，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地区后，中共中央一再致电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便抓住甘肃南部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共同迅速北进，开创新局面。然而张国焘制造种种借口，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的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并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第1、第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的俄界（今高吉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同意中央关于同张国焘斗争所采取的步骤及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将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17日，红军陕甘支队夺取天险腊子口，18日乘势占领哈达铺，27日进占甘肃南部的榜罗镇和通渭。在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根据陕北尚有相当大的苏区和红军等情况，决定率陕甘支队进至陕北，和当地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陕甘苏区。会后，陕甘支队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起县城）。至此，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转战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根据地，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1、第15军团。21～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又1个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后，9月中旬，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第4、第30军共约8万人分别从阿坝、包座地区南下。广大指战员不顾饥疲与险阻，再过草地，下旬全部集结于党坝、松岗、马塘地区。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脚木足）另立党的“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道路。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为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8～20日，红军南下部队进行了绥崇丹懋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攻克绥靖、崇化、丹巴、懋功等地。接着，又发起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24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后，分两路向上述地区发展，至11月12日先后攻占宝兴、天全、芦山，歼灭川军一部。19日，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10多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敌1.5万余人，但自身也伤亡近万人。红军连续作战，缺少粮、弹，不断减员而无补充，战斗力大为削弱，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1936年2月，南下红军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西转移。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雪山，于3月进入西康省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这时，红军南下部队减至4万余人。

1935年9月，国民党军130多个团对湘鄂川黔苏区进行新的“围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机动，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苏区。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从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战略转移。向南渡过澧水和沅江后，于11月底进占溆浦、辰溪、新化、蓝田地区。尔后转向西进，1936年1月9日、12日先后占领黔东的江口、石阡地区。由于国民党军迅速逼近，红2、红6军团于19日决定，放弃在石阡、江口创建苏区的计划，继续西进。2月2日，渡过乌江上游鸭池河，进占黔西县城，接着展开于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地区，进行群众工作。27日，在各路国民党军迫近的情况下，红2、红6军团再次西进，进入乌蒙山区，同优势之敌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山地回旋作战。突破重围后，于3月22日进抵云南省宣威县来宾铺，28日又南进至贵州省西南部的盘县、亦资孔地区，并准备在此地创建苏区。30日，接到红军总司令部要红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电令，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4月25～28日，红2、红6军团分别从云南省西北部丽江的石鼓、巨甸两地渡过金沙江，向北挺进，接连翻越几座大雪山，于7月1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5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共同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936年夏季，中共中央连续致电张国焘，要红四方面军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师以后，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6月6日，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并于10日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北上。但张国焘仍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企图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创一个局面。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继续进行分裂活动，受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抵制和反对。经任弼时等进行团结工作，红二、红四方面军于7月上旬共同北上。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北进。红二方面军分为两个梯队，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红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茫茫草地，于8月上旬到达班佑、包座地区。

中共中央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表示极大的欣慰和关怀。7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红二、红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局面”。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8月5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从包座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通过腊子口，击溃国民党军的拦阻进入甘南，于9月中旬控制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及附近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地区南下，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9月21日，张国焘违背中共中央关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尔后向宁夏发展的决定，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西进，拟从兰州以西之永靖、循化间渡过黄河，单独向甘西北发展。27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迅速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师。30日，红四方面军折返北进，10月9日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4日，红二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开始北移，22日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长征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转战14个省，冲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通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完成了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

1.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毛泽东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

2.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邓小平说：“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成形的领导，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的，而且也很不成熟。”而当邓小平之女毛毛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的回答是“跟着走”！

3.江泽民同志曾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对长征精神作出过概括，他认为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4.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就学习、研究、宣传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发表的讲话中指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

5.“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长征的伟大意义和精神内涵，生动阐释了长征精神跨越时空的时代价值。

6.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时久、规模大、行程远、困难巨、影响广，为中外战争史上所仅见。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它不仅锤炼了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军队，还培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最初并没有使用“长征”这个名称。中央红军行动之初，所确定的行动目标是到湘鄂西地区与红2、红6军团会合，然后实施反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恢复中央苏区。因此，当时所使用的名称是“长途行军与战斗”、“远征”、“转移”或“战略转移”，而在中革军委与红军总部机关所发布的命令、指示中则称之为“西征”“突围”。这些名称，一直使用到了1935年5月中央红军经过彝民区。此时，距离中央红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已经有七个多月的时间了。

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大凉山冕宁地区彝民区，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在成立冕宁县革委会大会上，朱德讲话中又提到“长征”一词。这是最早见到使用“长征”一词。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的达维、懋功地区会师。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刊登了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队专门为庆祝会师而谱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歌词中使用了“万余里长征”的提法。随后，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所形成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一方面军的一万八千里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事业”。这是在正式的中央文件中首次使用“长征”的名称。此后，长征的名称在中央文件中多次出现，同时，随着红军北上征程的延伸，对长征的表述也逐步变成了“两万余里长征”。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此时，从江西瑞金算起，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已经跨越了十一个省，行程两万五千余里。11月，在陕北召开的红一方面军全军干部大会上，毛泽东激昂豪迈地宣告：“从瑞金算起，十二个月零两天，共三百六十七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二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革军委所发表的宣言中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也开始使用“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名称。毛泽东于1935年12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明确指出“长征”的意义。从此，党史、战史、军史就把这段历史称为长征时期，“长征”一词就不是一般含意的战略转移了。

今天所说的长征，已经不是单指中央红军的长征，而是指由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等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分别由不同的起点出发，纵横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湖北、河南、陕西、青海等省，行程数万里，涉过数十条大江、大河，翻越数座终年积雪的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草地，通过数十个少数民族居住区，进行大小战役、战斗近六百次，攻占县城700多座，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最终会师陕北，完成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大西北的伟大战略转移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战略远征。

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会议

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的通道会议。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原定的去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而取西入贵州。

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会议，再次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了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

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会议，通过了在川黔边展开战略反攻，建立新的苏区的决定。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上。

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4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处的一个村庄（尚无确切考证）召开会议，决定反攻遵义，并且博古向张闻天正式交出中央领导权。

扎西会议 1935年2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云南扎西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决定恢复白区工作，总结了土城战役的失利原因，重新整编了红军并确定了回师遵义的战略方针。

白沙会议 1935年2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古蔺白沙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红军二渡赤水。

苟坝会议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县苟坝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是否进行打鼓新场战役，并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决策三人团，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会理会议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部队中的“右倾情绪”，并点名批评了彭德怀、林彪、刘少奇、黄克诚等人。

泸定会议 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泸定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过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合，并且由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

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26日，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小金县城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北上陕甘建立根据地，准备实行松潘战役。

黑水芦花会议 1935年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黑水县（亦称芦花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集中讨论了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

沙窝会议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毛儿盖地区的血洛寨（藏语叫作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了几位四方面军将领进政治局，同时决定执行《夏洮战役计划》。

毛儿盖会议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左右两路军迅速执行北上东进的发展计划。

牙弄会议 1935年9月8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徐向前、陈昌浩在四川阿西牙弄召开非正式会议，决定联名催促张国焘及左路军尽快北上。

巴西会议 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

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亦称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榜罗镇会议 1935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通渭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为陕北。

吴起镇会议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陕西省赤安县吴起镇召开会议，总结俄界会议后红军的行动，确定新形势下陕甘支队的行动方针，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从而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开创了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