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考》：
翼人立其子孝侯于翼，只得更号为翼侯。孝侯何以要更号为翼侯。推测起来，此时曲沃愈加强盛，孝侯比昭侯更加微弱，为了自保其身，只得放弃晋侯称号，屈称翼侯以示对曲沃的避让。是时，桓叔便依仗自身的势力，堂而皇之地自称晋侯了。
晋侯喜父器铭载：“隹（唯）五月初吉庚寅”，验诸《张表》，我们选取公元前739年五月历日与器铭历日对勘。查《张表》，公元前739年子正五月戊子朔， 初三庚寅，是月为小月，初三新月始出合于初吉，是年为平王32年，也就是
晋昭侯七年。《
史记·晋世家》载：“七年，晋大臣
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诛潘父。”
《唐风·扬之水》透露，此时，桓叔已穿起了红边衣领的
中衣，俨然以
诸侯自居，并暗中发布了政变令。 恐怕就在这个时候，桓叔铸造了晋侯的
礼器，并自称晋侯了。自此，晋国二侯并立，事实上已二国分立，所谓“别为沃国，不复属晋”。
据《晋世家》
曲沃君第一代称
曲沃桓叔。第二代称
曲沃庄伯。第三代即改称
曲沃武公。桓、庄、武均为谥称。而据《左传·隐公五年》春“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武氏、尹氏助之，翼侯奔随。”而在当年的夏季，“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国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这里的“王”即
周桓王。“曲沃”指曲沃庄伯。据《路史·余论五》“春秋用周正”条引《汲冢纪年》：“晋起自殇叔。至庄伯十一年，鲁隐之元年也。”
鲁隐公元年当曲沃庄伯十一年，则鲁隐公五年，当庄伯十五年亦即周桓王二年（前718年）。
关于“
曲沃叛王”的内容，史籍失载。从庄伯之子改称武公看，所谓“叛王”，应是不经周王册命，而擅自称“晋公”。【庄伯十五年称“晋公”。（这句话莫名其妙的，乱入？）】据《年表》庄伯称公以后两年的
鲁隐公七年（前716年）“庄伯卒，子称立，为武公。”则晋公戈铭文的四年，不可能是庄伯纪年，而只能是庄伯之子武公及其以后曲沃一支国君的纪年。而据《史记·年表》晋侯缗二十八年“
曲沃武公灭晋侯缗，以宝献周，因命武公为晋君，并其地”。次年“
晋武公称并晋，已立三十九年，不更元，因其元年”。《晋世家》：“晋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晋侯缗，灭之。尽以其宝器赂献于周厘王。厘王命
曲沃武公为晋侯，列为诸侯。於是尽并晋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号曰晋武公。”《左传·庄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以一军为晋侯。”
鲁庄公十六年为前678年，继武公而嗣位的
晋献公元年为前677年，献公在位二十六年，死于前651年。
如上所述，从晋公戈的形制看其年代下限应是前710～前689年，可见晋公戈的晋公不可能是武公之子
晋献公，而只能是
晋武公。晋世家所说的“厘王命曲沃武公为晋侯，列为诸侯。……
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号曰晋武公”。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是前679年。武公为晋君后的第三年（前677年）即已死去。因此晋公戈的“四年”不可能是周“厘王命曲沃武公为晋侯”以后的四年，只能是武公即位的四年（前714年）。武公之父庄伯死于
鲁隐公七年（前716年），武公元年应是前715年，武公四年应是前712年。
由于武公之父庄伯已经“叛王”，武公不可能再使用周王纪年。也不可能再使用周正，而只能使用夏正。查张培瑜《春秋朔闰表》前712年夏正六月庚辰朔。丁亥为八日，与戈铭“四年六月初吉丁亥”相符。应该指出：上引《晋世家》“更号曰
晋武公”说法是错误的。“武”是谥称，不是生称。所谓“更号”是周王朝更改了称号，承认的“
曲沃叛王”自称“晋公”的事实。
晋公戈的发现证明，最晚在
晋武公四年（前712年）
曲沃国君不仅已经自称“晋公”，而且已经开始使用自己的纪年和历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