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权伸 (1904年1月—1973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吉林省东辽县人。193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曾担任东北军一二七师第六团排长、一一九师六四七团连长、一三〇师六九一团九连连长，晋察冀军区冀中人民自卫军第九大队大队长、第二总队总队长、第二团团长，八路军第三纵队第八支队司令员，冀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冀中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华北军区独立第二〇九师师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绥远军区参谋长，河北省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等职。

1904年1月，于权伸出生于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建安镇香泉村，原名于泉伸。

1915年，于权伸进入西安县二道河子区（现东辽县建安镇）私塾读书。

1918年，于权伸进入西安县（现东辽县）县立高级小学读书。

1921年，于权伸回西安县二道河子区香泉村私塾任教。

1923年，于权伸回家务农。

1925年，于权伸入县初中学习，后转入省师学习。在省师学习期间，于权伸参加了沈阳五卅运动。8月，于权伸入东北军第七师补充团任缮写员。

1926年4月，于权伸到东北军四方面军团司令部任上士。8月，于权伸考入东北陆军第五期教导队。

1927年1月，于权伸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

1928年8月，于权伸毕业，分配到一二七师六团任准尉见习生，后任准尉排长。

1933年，于权伸任东北军一一九师六四七团连长。

1936年7月，于权伸到陕西省西安市王曲镇受训，听到一些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情况，了解到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生活如何艰苦，作战如何勇敢，被俘的官兵如何受优待等情况，开始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正确的认识。西安事变后，六四七团团长吕正操从西安回来，在团内组织东北抗日先锋队。

1937年1月，于权伸由沙克介绍参加了先锋队，每月开会一次，学习政治、时事，讨论改造部队的措施，并在连队实行废除打骂，开展民主，设意见箱，周末召开军人大会解答问题，经济公开，士兵参加管理伙食，每月公布账目，开展文体活动，组织识字作文等等，连队出现一派新气象。六四七团的新情况引起了上级的怀疑，于同年5月被编散，于权伸随吕正操带的一个营等到驻石家庄的一三〇师六九一团，担任九连连长。这时，党派杨经国同志来九连做秘密兵运工作。6月，于权伸在石家庄由杨经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六九一团北上永定河作战，后随五十三军南撤，在藁城梅花镇与日军作战后，吕正操团长根据党的指示，回师北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0月14日，吕正操在晋县小樵镇小学校大教室，主持召开全团官兵代表会议，宣布六九一团脱离东北军，部队改称“人民自卫军”，共1300余人，下辖2个总队，于权伸任第九大队大队长，担任先遣支队，行经深泽、安国、博野、蠡县。人民自卫军在地方党的领导支持下建立政权和各种抗日组织，扩大抗日武装。此后，部队不断扩大，下设3个总队，赵承金、于权伸、沙克分任第1、2、3总队总队长。10月，于权伸参加进攻高阳的战斗，消灭了冀东保安队尹松山部6个中队。攻打尹松山伪保安队时，于权伸率部攻上城墙后，亲自在北城楼用轻机枪消灭了城中心楼顶上的敌机枪火力点，掩护部队攻击前进，迅速解决了战斗。11月，人民自卫军发展到3个团，于权伸任第二团团长。12月，吕正操、孙志远率主力到平汉路西整训，于权伸听了聂荣臻司令员的报告，学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以及红军管理教育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进一步提高了革命的自觉性，坚定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信心。

1938年1月，部队返回冀中，二团以蠡县地区为中心，配合地方开展工作。于权伸率部袭击保定南关，中旬又袭击保定东南的东石桥据点。为防敌报复，于权伸立即率营、连干部察看地形、划分战斗区域，明确了作战方案和火力部署，各连指战员连夜修筑了必要的工事。部队转移到南北于八村一带，次日拂晓遭敌一个中队包围。于权伸果断指挥部队与日、伪军展开激战，最后将敌军大部歼灭，击毙日军中队长1名，俘虏日军7名、缴获轻机枪1挺、掷弹筒1个、步枪数十支。南于八战斗是冀中痛歼日军的第一个硬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上级奖励给他们部队奖旗一面、慰劳款400元。同年春，于权伸主持争取清苑四十八村联庄会和开辟清苑地区的工作。这一带地主组织的联庄会有脱产人员1600余人，枪三四百支，标榜维护地方利益，不准抗日部队进村，不供应军粮。二团与敌作战归来行经车固村，被联庄会击伤一连长，连续派人交涉均被扣留。为争取这一部分武装，于权伸乃组织火力对空射击，以实力相威胁。联庄会感到理亏，同意进行谈判。于权伸经多次开会并亲自找其负责人个别谈话，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耐心争取教育，打通上层人物的思想，解除顾虑，团结中下层人员，加之我军积极打击敌寇部队纪律严明，受到群众的拥护，联庄会接受了加委为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支队的番号。博野民军（这时为反共分子所把持）也早想收编这支武装，听说接受我军的委任，即向其发动进攻。于权伸应联庄会请求，派两个营去为他们解了围，之后进一步动员他们正式整编，穿上军装，派去政工干部，成立支队部，编成3个大队，同时配合地方到各村进行宣传动员，建立抗日组织，打开了这个地区的局面。5月，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统一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于权伸任八路军第三纵队第八支队司令员（至1939年10月）兼冀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至1940年6月）（政委吴西）。7月，二分区在蠡县成立，辖人民自卫军二团、六团、七团改编的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3个团和1个特务营，继续开展抗日斗争。路西整训后，于权伸回冀中路过定县，带部队开进一家美国传教士开的医院，医院院长以为大祸临头。于权伸说明是来购置药品的。院长问知不知道吕正操团长，于权伸回答，我们就是吕团长的队伍。院长表示医院的药品可以任意选取。因为药瓶上没有中国字，认不清什么药，于权伸以为小瓶的是贵重药，就把小瓶药全拿了。院长坚持不收分文，于权伸说明了我军的纪律，院长仅收下50元。此事当时上海英文《密勒士评论报》曾予以报道。同年冬，于权伸组织了对旧军阀张荫梧民军的反摩擦斗争。反动军阀张张荫梧七七事变后逃到山西凌川县，他为了控制博野民军进行反共摩擦，派张存实到博野任民军司令员，吴嘉谟任参谋长。张存实原是共产党员，到博野后曾任二分区副司令员，反对张荫梧搞摩擦。于是，张荫梧的嫡系吴嘉谟和二团团长张文样、三团团长李伙飞反对张存实，拉走两个团，南下投靠张荫梧，路上杀害了地委宣传部长宋振恒等4位领导同志，制造了“安平惨案”。冬季，张荫梧又派王长江为民军副总指挥，带三个团来博野，企图解决与我军靠近的民军第一团并占据安国、博野、蠡县一带发展其反共力量。冀中军区命令二分区针锋相对，开展反顽斗争。于权伸坚决执行军区交给的任务，部署3个大队进行戒备。12月16日，民军首先向我军二十二大队开枪，我军即发起全面反击，挑晓打响后很快就解决了战斗。在这一斗争中，我军掌握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事先争取了民军第一团保持中立，并争取了王长江站在我军方面。这次反击战，除有一部南逃外，吴嘉谟以下大都成了俘虏，取得了反摩擦斗争的胜利。遵冀中军区首长指示，部队将缴获的武器如数发还，由王长江率领到河间整训，改编为冀中民军。

1939年夏，于权伸带领部队开辟藁（城）无（极）地区。当时藁无地区被大刀会所控制，道首侯老信、聚老迈接受日本人委任为伪保安团正副团长，不让部队进入。经多方争取，侯、聚带百余人武装来进行谈判，操起武器要动武。于权伸指挥部队采取打击上层瓦解下层的方针，当即加以解决，将侯、聚逮捕，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其丧心事敌压迫群众的反动本质，戳穿其封建迷信的欺骗手段，当场执行枪决，镇压了反动会门的气焰，随即派部队深入这一地区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配合地方建立抗日组织，开辟了藁无地区的工作。同年上半年，二十二、二十四大队到平汉路西进行整训，合编为第十七团，返回分区后，成为分区的第一个主力团。9月间，获悉深泽县城之敌百余人到无极县城换防，于权伸亲率十七团一营连夜进至深无路上之流村设伏。第二天上午，日军100余人带30辆大车出动，狡猾的敌人为防止我军伏击，避开村庄沿磁河河堤西进，距我设伏地点有六七百米。于权伸根据当时情况，决心将伏击转为阻击，遂决定集中全营轻重机枪向敌人猛烈开火，杀伤了一部敌人，敌停止西进转面向我军进攻，我军据守村沿阵地抗击敌人。经一天激战，敌人始终未能接近我军阵地，天黑以后，残敌悄悄撤至罗尚村，第二天才进至无极县城。这次战斗，我军以伤亡一二十人的代价，毙伤日军70余人，缴获步枪数十支，掷弹筒一个，军用物资5大车。在这次战斗中，于权伸不仅沉着地指挥战斗，而且拿过战士的步枪，以精确的射击技术，连续打掉三四个最危险的目标，极大鼓舞了士气，“司令员举枪镇敌寇”在部队中传为佳话。六九一团的老战士都知道，于权伸在当连长时军事技术过硬，对连队的射击、劈刺训练有方，要求严格，打靶做示范百发百中。他的这种作风，对培养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是有很大影响的。同年，部队连续进行两期政治整军。

1940年春到1941年秋，部队开展了“向铁的党军化前进”的建军活动。于权伸坚决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和同级干部团结一致建设部队。1940年7月，冀中军区第二军分区改称晋察冀军区第七军分区，于权伸仍然担任司令员（1942年9月）。

1941年秋，于权伸参加了地委的领导，在党的领导和一些老红军干部的帮助下努力学习军事、政治，积极参加党的生活，自觉克服旧军队习气残余和单纯军事观点，密切军政军地团结，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思想政治水平迅速提高。于权伸和分区其他领导问志一起，指挥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掩护群众反复破击平汉路、石德路、沧石路，炸桥、扒轨、挖路基、收电线，使敌不能顺畅通车，并大大迟滞敌人修通石德路的计划。在军区统一指挥下组织多次保卫麦收等战役，并抓紧战机伏击敌人，拔除据点，粉碎敌人多次对根据地的“扫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同年冬，日寇在其“蚕食”政策指导下，于12月8日在2000余兵力掩护下，在藁无、新乐地区，一举安下11个据点，并且立即强迫群众修路挖封锁沟，以对平汉路东侧二三十公里的地区实行面的“蚕食”占领。分区以两个主力团和当地游击队组织了两期反“蚕食”战役，自12月23日至1942年1月11日，共作战27次，击毙日伪军392名，伤日伪军287名，俘日伪军及汉奸191名，缴轻机枪1挺，掷弹筒1个，长短枪47支，战马14匹，大车75辆，骡子120头，攻克据点两座，破坏铁路1段，炸毁机车1辆、车箱8节、坦克1辆，破坏公路80余里，平毁封锁沟80余里。经过反“蚕食”战役，我军虽于敌人打击，但由于只注意了武装斗争，对如何坚持被“蚕食”地区的斗争经验不足，缺乏有力的对策，未能发动当地群众多种斗争密切配合逐步打开局面，终于被人“食”占领。本来当时根据地被敌“蚕食”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而于权伸勇于从个人主观上来检查指导思想上的问题，直到1944年7月参加晋察冀军区高干会议进行整风时，还郑重地就这个问题对照毛主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检查自己作战指挥上的问题，深刻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高贵品质。

1942年春季，日寇为确保冀中平原作为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根据冀中军区指示，七分区部队进行了反“扫荡”的各项准备工作。尽管对敌人这次大扫荡的性质和规模估计不足，但于权伸正确地部署部队先敌外线战役展开，使分区主力在敌“扫荡”开始后没有误入敌预设的“合击”地区，从而保存了自己，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运用速战、速决、速撤的“三速”战术，伏击向我军合击之敌的一路，要求50米以外不开火，以突然烈的火力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不求缴获，迅速转移。“五一大扫荡”开始以后，部队贯彻执行了敌进我进的外线作战的反“扫荡”作战方针，在两面政策配合下伸入敌占区袭击牵制敌人，打了许多胜利的伏击战和村落防御战，创造了像赵户、北白庄、里贵子、宋庄等有名的以少胜多歼敌数百甚至上千人的战例。在5、6两个月中，分区机关适时分为三四个梯队活动，灵活机动地多次跳出敌之合击和奔袭，没有受到大的损失，所属两个团、三个地区队共计作战178次，其中主动作故131次，以阵亡287名、伤43名的代价取得了毙敌伪2300余名、伤敌伪1600余名的战果，粉碎了敌人围歼我军主力的企图，分散调动了敌人，迟滞了敌人建点修碉的进程，掩护了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转变，掩护地方领导机关的安全，并运用新型武工队的形式保卫麦收，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各部队分批掩护了大量的党政军干部过路西，两个团还收容队失散人员，吸收青壮年参军，人枪都有大量增加。在敌人实行面的占领以“鲸吞”冀中根据地的残酷情况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一方面是七分区党政群工作基础好，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中，群众积极支援掩护部队作战，在部队本身则是由于反“扫荡”作战指导思想的正确，体现毛泽东同志关于在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以及几年来部队建设军政素质的提高，经受住了这场极为严峻的考验。6月底，遵照冀中军区电示，分区主力大部转移到路西，于权伸留冀中带着部分部队坚持斗争。军区程子华政委三次来电催促他过路，于权伸出于个人守土有责的考虑一再请求就地坚持。8月间，于权伸指挥作战时头部负伤，在十分残酷的环境中进行治疗，到冬天才过路与分区机关和部队会合。

1943年春，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上级决定过路西的分区关撤销，吴西和少数干部调去延安学习，部队编成三个小团划归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领导，同时组建新的三十二区队返回平汉路东，于权伸留军区休养。在主力过路西以后，路东又调整组建了精干的分区机关，副司令员尹诗炎任分区司令员。10月，尹诗炎也调去延安学习，于权伸又回路东于12月再次出任晋察冀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至1945年8月）。“五一大扫荡”以后，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游击根据地，七分区党政军民贯彻以武装斗争为主与两面政策相结合的方针，掌握两面政权，大力开展敌伪军工作，度过了艰苦的清剿与反清剿斗争阶段，恢复了县区游击队和各种秘密抗日组织，到当年青纱帐起来，开始转为攻势，采取里应外合、化装巧袭等手段拨除点碉。到1943年底，部队进一步扩大，已拥三个地区队，充实了县区武装，逐渐恢复了小块根据地。

1944年初，于权伸率部展开了缩小敌占区的全面进攻，相继攻克、逼退点碉90余座，到夏，已恢复到“五一大扫”以前的局面，并将争取反正的几股伪军编成外围军抗敌大队（后扩编为四十九区队）。同年冬，在新组成的冀中军区领导下，部队开展大练兵运动，战斗力进一步提高。

1945年夏秋，于权伸率部先后收复安平、深泽、安国、无级等县城，除铁路沿线外，扫清了腹地的全部敌人。日寇投降前后，分区部队先后整编了8个团升级野战军。在这个大转变的过程中，于权伸坚决贯彻上级指示，充分发挥各部队的积极性、主动性，及时总结推广作战经验，迅速打开局面，走向了胜利。

1946年1月，于权伸奉命调离七分区，准备前往东北，因故没有成行。4月，于权伸调任冀中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带领学校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1949年8月，于权伸调任华北军区独立第二〇九师师长。

1950年1月至1951年2月，于权伸调任绥远军区参谋长。

1951年7月至1964年4月，于权伸调任河北省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1955年9月，于权伸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4年4月，于权伸因积劳成疾离职休养。离休以后，他仍不忘学习，教育子女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保持了革命的晚节。

1973年11月24日，于权伸病逝于北京军区总医院，享年69岁。于权伸逝世后被批准为烈士。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在全面抗战中，于权伸在党的领导下，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努力学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接受新鲜事物快。他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虚心听取同级和下级的意见，从而使自己很快地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干部。他忠于党的事业，阶级立场鲜明，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观念，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从全面出发执行上级指示。参加地委领导，他关心地方工作建设，积极参加地区全面工作的研究，遇有争论，能认真负责地讲述自己的意见，力求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因而深得地方党政领导同志的尊重。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他注意加强部队训练，培养部队的战斗作风，提高战斗力。他作战思想积极主动，善于及时总结经验，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不断地提出战术上的要求。他善于用脑，决心果断，在危急情况下不怕艰险，沉着勇敢，指挥若定，失误极少。他关心部队的全面建设，关心司令部工作，注意培养参谋人员，支持政治工作，注重军工生产、后方供应和卫生医疗工作的加强，在困难条件下，从多方面保证部队的持线战斗力。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严格要求自己，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严格遵守各项制度。他平易近人，谦虚诚恳，团结同志，爱护部属，生活朴素，作风正派，处处起模范作用。于权伸虽然没有参加过长征，但是他在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内战中，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中的佼佼者。他在解放战争中浴血奋战，在建国后的岁月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建设、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立了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