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问易》说“事历三古更五圣，大易衍进揆益宗。”“五圣”是指伏羲、舜帝、文王、周公、孔子。五圣所“揆”，为
阴阳、
三才观。
孟子率先提出了圣人“同揆”说，但，是“先圣”、“后圣”“二圣说”（包括舜帝、文王）；
陆贾发展为“先圣”、“中圣”、“后圣”“三圣说”（包括伏羲、文王、孔子）；
朱熹提出包括周室父子的“四圣说（伏羲、文王、周公、孔子）”。
郭雍主张朱熹的“四圣说”，但反对朱熹“四圣不同揆”的说法。
王夫之坚持“四圣同揆，
乾坤共建说”，而
熊十力先生指出王夫之说法有“乾坤二元”之虞，进一步提出了“乾坤一元说”。
任国杰先生从传统文献和出土新材料中找到了“舜帝
重卦”的依据，提出了包括伏羲、
舜帝、文王、周公、孔子在内的“五圣同揆说”，进而指出大易有“宗”，并将易宗概括为：“
乾坤一元，
阴阳相倚，终始兴替；
三才印心，德道同形，数理比翼。”“乾坤一元”是反对“乾元”、“坤元”二元论；“阴阳相倚”是说独阳不生，独阴不存；“终始兴替”指《
易经》不是讲
循环论，而是讲
唯物辩证法；“三才印心”是指“天地之心”与人心相合，三才之心是“德心”；“德道同形”是说“德”是一种“道”，即
德道。“数理比翼”是说《易经》本旨无象数派、易理派之分。象数、易理为大易的两翼，不可或缺。
“
五圣同揆说”为我们探寻到近代
法制的性善基础和
人文原点，厘清了“
德道”与“王道”的本质区别。既为
执政党长期执政、服务人民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找到了理论依据，也为易学重新走向国际扫清了主要的理论障碍。
如果说“五圣同揆说”为
易学现代化、国际化开辟了新路径，那么，孔子“以同而异”理论、“殊途同归”理论、“继善成性”理论则奠定了她的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