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服”，为中国古代推行的一种“服制”体系，该体系有三重含义。第一层含义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五个社会阶层；第二层含义是根据与逝者的亲疏远近，丧服被细分为斩衰（cui，缞[cuī]）、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级。最后一层含义为距离单位，每一“服”大约相当于500里，由近到远依次划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今口语中的“五服”用以指称同族从高祖父至自身的五代亲属。同宗同姓人中血缘关系的亲疏，“五服”是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

“五服”字面意思就是周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五个不同等级的服饰样式。引申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五个社会阶层。《尚书·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尚书孔安国传》：“五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形章各异，所以命有德。”《周礼·春官·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车旗宫室之禁。”郑玄注：“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宋王禹偁《北狄来朝颂》：“荷旃披毳，安知五服之仪！”

中国古代的家族是以亲属网络为基础形成的，而亲等制度是亲属网络的重要内容。“五服”是古代汉族丧葬仪式中的基本服式，《礼记·学记》：“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丧服的等级则标明了亲属的亲疏关系。中国古人对于丧葬礼仪看得十分重，有人去世，其家人与亲属必须按照礼仪的规定在一定的时期穿一定的丧服，亲等近的穿重丧服，亲等远的穿轻丧服。丧服分五大类，依次为斩衰（cui，缞[cuī]）、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级。故而称这种严密的制度为五服制。

斩衰：五服中最重的孝服，分上衣下裳，用最粗的麻布作成，不缉边，称斩，当胸缀有长六寸、宽四寸的麻布，称衰。斩衰显示服丧者最强烈的孝心和哀痛之情，服期为三年，凡子及未嫁女为父、承重孙为祖父、妻为夫、母为长子、未嫁女子为父均服之。服丧者居于临时搭建的草棚内，《荀子·礼论》载“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前后三个年头。

齐衰：齐衰次于斩衰，其服用粗麻布做成，上衣下裳均缉边，故称齐衰。服期有三年的，如父死为母；有一年的，为齐衰杖期，如父在为母，夫为妻；有五月的，如孙为曾祖父母；有三月的，如孙为高祖父母。服丧者可以居于简陋的房屋中，“蔬食水饮，不食菜果”。

大功：其服用熟麻布做成，较齐衰为细，较小功为粗，服期为九个月。凡为堂兄弟、未嫁的堂姊妹、已嫁的姑姊妹、已嫁女为伯叔父母、妻为夫之祖父母、已嫁女为本家兄弟、舅姑为嫡子之妻等都服大功，可以“寝有席”和食菜，但不可加酌料。

小功：其服用较细的熟麻布做成，服期为五个月。凡为从祖父母、堂伯叔父母、未嫁祖姑和堂姑、已嫁堂姊妹、兄弟妻、从堂兄弟、未嫁从堂姊妹、外祖父母、母舅、母姨等皆服之。服丧者可以睡床、食菜加酌料，不可饮酒。

缌麻：五服中最轻的一种，其服用细麻布做成，服期三月。凡为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及未嫁族姊妹、表兄弟、岳父母服之。服丧期间不得饮酒宴乐。

《尚书·益稷》：“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这里的”服”有服事天子之意，“五服”意指古代王畿外围，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到远依次划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

“五服”在当今口语中的含义是用以指称同族从高祖父至自身的五代亲属。同宗同姓人中血缘关系的亲疏，“五服”是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

古代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及域外国家所建立的朝贡关系及其相关制度是先秦时代中央与地方之间、天子与诸侯之间朝聘制度的延伸和发展。从《尚书·禹贡》所载夏代五服制及九州的划分来看，夏禹统治时期，随着局部统一局面的形成，中央与地方之间出现较为固定的朝贡关系。《史记·夏本纪》因袭此说，认为夏禹“披九山，通九泽，浃九河，定九州”之后，九州的地方长官，“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

西周初年分封列国时，实行五服制。《国语·周语上》记载祭公谋父谏周穆公将征犬戎时说：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绥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绥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服”即“服事天子”之意。甸服和侯服都是周王的子弟和近族，须参加周王室例行的祭祀活动，居于邦内的每天参加，居于邦外的每月参加一次。这就是“邦内甸服”和“邦外侯服”的由来。“侯卫绥服”，乃谓周天子所封之国，其中包括侯、甸、男、采、卫五个阶层，《尔雅·释诂》云：“绥，服也。”注谓：“喜而服从。”封君在自己的国内享有自主权，但要承认周天子对他们的宗主权，所以他们对周天子的义务是“时享”，即每季来朝贡一次。

从五服制所呈现的朝贡作为诸侯履行周王室义务的视角审视，周初的朝贡体系已趋于完善。该制度不仅系统勾勒了周王室与诸侯间的等级化贡纳关系，更关键的是揭示了朝贡体制自中心向周边辐射扩展的动态过程。

准五服以制罪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法律之一，“准五服以制罪”是依据亲属之间的关系、社会地位的尊卑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

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宗法型封建秩序体系，其核心特征体现为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尊卑等级制度。作为儒家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丧服规制通过亲属网络构建起严密的宗族体系：以父系宗族为主轴，母系亲缘为补充，依据血缘亲疏差异，严格规范丧服形制、服丧周期等仪节。在官僚体系运作中，五服制度更成为衡量亲属关系的标准量器，对世袭封爵、荫补任官等政治制度产生实质影响效力。

中国古代社会极为看重等级秩序与家族伦常，在此背景下，礼法结合成为中国法律的显著特色，而服制作为区分尊卑等级的关键标志，开始融入法律体系之中。

在中国传统法律里，针对亲属间的相互犯罪，会依据当事人之间服制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判定案件性质以及确定定罪量刑标准，这便是“准五服以治罪”原则。《晋律》率先确立了“准五服以治罪”这一原则，自此，该法律制度存续长达两千余年，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五服既是宗法制度下区分尊卑与亲疏的标志，兼具礼制与法制的双重属性。在唐、宋律中，虽有“准五服以治罪”精神的渗透，但并未专门列出关于五服的条款。元朝的刑法典将五服列于篇首，这一举措彰显了元朝统治者对汉族传统封建法律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明朝明确提出依据五服来定罪量刑，明律更是将“丧服图”置于篇首，以此体现对服制的高度重视。明太祖朱元璋曾明确表示：“此书（指明律）首列二刑图，次列八礼图者，重礼也。”服制原本属于礼的范畴，将其载入律中，有力地证明了礼与法的紧密结合，以及家族伦常关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随着满族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清朝同样运用服式来区分贵贱等级。

在行政法制领域，服制在官爵承继、礼仪祭祀、科举考试等多个方面均有体现。在礼仪祭祀活动中，五服作为确定典礼“参与资格”和“等级排序”的重要参考依据，发挥着封建礼法的指引作用。例如金代沿袭唐朝旧制，按照“皇家周亲视三品，大功亲、小功尊属视四品，小功亲、缌麻尊属视五品，缌麻袒免以下视六品”的顺序来安排朝贺班次。在科举考试方面，“五服”也被用作官员回避的参考事由。如元代科举规定：举人与考试官存在若五服内的亲属关系，必须主动回避，改由同试官进行考试。若应当回避却未主动申报者，将取消其本次考试资格。在《大清律例》里，不仅对居丧期间擅自结婚的行为作出规定，并依据服制的远近程度给予相应处罚，同时对“同姓为婚”“尊卑为婚”也制定了严格规范。比如娶自己姑舅两姨姊妹者，即便不存在尊卑之分，但仍有缌麻之服，需处以杖八十的刑罚，并强制离异 。

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方法具有显著的历史延续性。从东汉到明清，这种绘图方法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贯穿于中国绘图史的主要模式。具体表现为：以都城、府州县治为极点进行极坐标投影制图，将全国的政治地理区域划分为三个层次——都畿圈、府州圈和县治圈。这种层级关系体现了五服制的政治地理思想：府州以国都为中心，县治以府州为中心，乡野以县治为中心，而国都则是全国的核心。虽然这种划分与五服制的三大政治圈层不尽相同，但其思想内涵——政治地理的差序格局——是一致的。

中国古代地图的方位定位具有多样性。例如，《禹迹图》和《华夷图》以北方为上方，而马王堆汉代地图及南宋程大昌的相关地图则以南方为上方。此外，程大昌的《九州山川实证总要图》以西方为上方，甚至同一地图的不同分幅也可能采用不同的方位。这种多向定位的特点不仅反映了当时测绘技术的局限（如缺乏精确的大地测量和数学投影方法），也体现了五服制“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绘图者会根据观察者的视角调整地图的方向，从而形成多方向定位的特色。这种现象在各类方志中广泛存在，充分展现了五服制思想对中国古代地图学的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地图的空间观念深受五服制思想的影响。许多地图通过变形来强调特定区域的重要性，例如将京城或府县治置于地图中央，或用较大符号表示古城，这些做法往往忽视了地图的比例尺和准确性。此外，地图设计强调政治中心性，反映经济和社会阶层结构，有时会故意缩小某些地区的表示范围以示轻视。这些特点与中国传统地图突出中心、强调对自身所辖政区的政教和经济功能的倾向密切相关。

五服制所体现的“详近略远、重中心轻边缘”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军事地图中，主区按比例缩绘较为准确，而远离主区的地域则在要素选择和比例尺使用上较为粗略。《华夷图》和《禹迹图》也保留了边缘以外的空白区域，既体现了绘制者“知之为知之”的实事求是态度，也为未来地理知识的扩展提供了空间。然而，这种倾向也导致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详近略远”的特点，使得地图缺乏全局性的整体观念。例如，许多方志地图往往以府县城代表整个地区，如弘治《夷陵州志》中的《夷陵州境总图》，州城占据了全图的绝大部分，各县仅以符号标出并标注距离。这种指导思想的负面影响还包括方位概念模糊和边缘表述约略，使得地图虽具有较强的可视性，但精确度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