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的名称起源于明朝中后期，在此之前被称为邸报，是由通政使司或内阁在北京出版的半官方性质的中文期刊。由官方特许经营的报房投递。由于《京报》只是从政府专设机构中誊抄官方拟向公众传递的资讯，只能起到公告板的作用，故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真正的报纸。民国初年影响巨大的《京报》则由邵飘萍创刊于1918年10月5日。1926年4月，《京报》揭露事件真相惹怒了当权军阀，招致邵飘萍被杀害而停刊。1929年，在邵飘萍夫人汤修慧女士的主持下，《京报》得以复刊，并一直坚持到“七七事变”后而正式停刊。

“京报”这一名称在明朝已经出现，但在明代实际上是邸报的别称。至清朝初年，京报与邸报也是同一概念。因为在明清时代，各省都派有专司文报的提塘长驻京师，兵部则派出提塘分驻各省。驻京提塘称为“京塘”，京唐抄发的邸报称为“京报”；驻省提塘称为“省塘”，抄录的各省辕门钞称为“省报”。这种省报往往印成单张随京报一同分发。所以“邸报”这一名称就逐渐为含义更加明朗的“京报”所取代。又明代的邸报发行范围扩大，一个府就有好几本，提塘从六科抄得邸报原件后，便让民间抄报人抄写或印刷若干份，由塘兵排日提送。当时既有提塘主持的官报房，又有抄报人组织的民间报房，民间抄报人，又称“京报人”或“刷写文报者”。因为邸报的内容有一定的保密性，而抄报人又是普通的老百姓，便会出现个别胥吏和商贾向民办报房订阅邸报的事。但这种行为在清朝雍正之前是被禁止的，因为阅读邸报这一官员们的政治待遇，还不肯轻易与庶民共享。因此，明末清初虽有“京报”这种名称，也有民办报房专司抄报工作，但还未发展到后来那种由民间报房公开发行销售的程度。

“京报”发展到完备形式，即可以用《京报》来指称，则始于乾隆年代，清中叶以后日趋盛行。现存的京报实物，大都在光绪、宣统年间出版，亦有一些道光年间出版的。清高宗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抚州卫千总卢鲁生等抄传伪稿案发。朝廷感到由各省提塘分别向地方抄发“京报”，很容易夹入伪稿，便决定对抄报制度进行一次改革。清高宗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朝廷决定：“嗣后各提塘公设报房，其应抄事件，亲赴六科、五城御史严行访察，如有讹传、私抄、泄露等弊，交部治罪。”由于全国统一抄发，复制量很大，因而这一印制任务由与内府有关系的荣禄堂南纸铺承担。这种印制物的名称开始固定为《京报》，但其性质仍然属于官场的情报资料，其内容仍是些可以公开的宫门抄、明发谕旨和大臣奏章。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173年）以后又规定凡刊入京报的奏章抄件，要盖上承办衙门的印信，才可由负责公报房的直录提塘交付刊行，最后还需将京报样本和盖有印章的原始抄件一起每10天一次送兵部验证存档。与以前的邸报不同的只是由原来分散地雇人抄报，改为统一由民营作坊印刷。

《京报》统一印刷，印刷量当然不少，必然每天有少量剩余。日积月累，逐日多余的《京报》就成了一大堆废物。后来有个以负贩为生的山东登州人，将过期的《京报》携带到北方去试销。由于当时科举考试策论时要涉及到时事问题，而《京报》恰恰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于是这些过时的废物十分畅销。《京报》本来就经过如此严格审查，不可能有悖逆朝廷的内容存在，更没有秘密可言，又是过时货，因而有关官吏非常乐于利用这些废物赚钱牟利，从而使原本属于官场上的参考消息变成市场上的畅销商品。

由于《京报》的销路越来越好，荣禄堂的印刷力量已很难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因而贩报人便联合起来，在正阳门外另办起一所报房，直接供应私人订户。这样，民间公开订阅的民营《京报》诞生了，时间大约在乾隆年代。因为嘉庆初年外国人已经能看到《京报》，并且有声称从《京报》上看到该官员陛任协办大学士而向其祝贺的事情。这时，《京报》的性质已经出现了变化，一方面它继续邸报的余绪，在中央和地方官吏中发行，含有内部参考资料性质；另一方面，它公开销售于民间，只要付钱便可订阅，具有大众传播工具的商品特征。考察现存道光以后的《京报》可知，《京报》虽刊登的仍然是皇帝谕旨、大臣奏章和政府文牍，但已不属于政府公报性质。这一点，清廷也曾明确宣称：“所有刊发钞报（即京报——引者注），乃民间私设报房，转向递送，与内阁衙门无涉。”它由民办报房印刷并销售给官员与平民，各报房出版的京报每天一册，详简不一，大都有黄色封面，因而有“黄皮京报”之称。当时，不仅北京已有报房多家，各省也有当地的翻印机构，但各省印制的《京报》有各自的名称，如《谕折汇存》等。

《京报》作为中国古代报纸发展得最成熟的一种形式，之所以还不能属于大众传播媒介，是因为它只有抄录和印刷人员，没有记者、编辑，只许照章抄录宫门钞、谕旨和奏章，不准自行采写新闻、发表评论、安排版面。总之，《京报》与之前的同类载体相比，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仍没有质的变化，还不能列入近代报刊之林。由于《京报》只是从政府专设机构中誊抄官方拟向公众传递的资讯，只能起到公告板的作用。清末逐渐被《政治官报》（1907）及《内阁公报》（1911）所取代。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北京又出现了一份《京报》。二月十五日（3月28日）创刊于北京。日报，采用文言。由刚刚迁居北京的汪康年任社长兼总编，名誉社长兼采访主任为文实权。主要刊载政治新闻，敢于直言。同年8月26日因因涉及杨翠喜案，被勒令关闭。

1915年9月3日，梁启超于《京报》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对即将实行的帝制大加嘲讽。该文写成未发之前，筹安会打电报给他，直言“勿将此文公布”；袁世凯亲派内使夏寿田赴津，贿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但都被他严辞拒绝。梁启超说：“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为避免他人受累，又特地声明脱离进步党，以示纯为个人行动。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的次日，《国民公报》转载。接着上海《申报》、《时报》、《神州日报》也相继刊出。

7日，天津《大公报》转录。梁启超说：“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乎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截然不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他指出，所谓“国体一更，政制即可随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他说，共和制在中国曾酝酿十余年，实行已四年，“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诸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当国体骤变之际与改变之后，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今微论规复之不易也，强为规复，欲求畴昔尊严之效，岂可更得”？他向帝制派呼吁：“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徙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穷之戚也”。

梁文迅速引起海内极大反响。《京报》即日售罄无余。又有多人请求再版。及次日《国民公报》转录，因限于篇幅，不能登完，故四、五两日则见彼此见面即问：“君有三号之《京报》否?今昨日之《国民公报》亦可”。《国民公报》销路畅旺，为向来北京报纸所未有。

《京报》创刊于1918年10月5日，由报人邵飘萍与潘公弼于北京创办，日出对开4版，注重对政局、战局的报道和评述，讲求新闻时间性，反帝反军阀的旗帜鲜明。1926年4月24日，邵飘萍从俄国驻北京大使馆被张翰举骗出而被拘捕，26日被枪决。同日，《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1929年，在邵飘萍的第二夫人汤修慧女士主持下，再度复刊，并在他蒙难三周年之际出版了纪念特刊。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汤修慧撤离北平，抛弃了全部资产，《京报》正式停刊。

《京报》是北洋政府时期在北京出版的进步报纸，无党无派，不以特殊权力集团撑腰，主张言论自由，坚持做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得到广大读者喜爱，名声倾动一时。一年后中国北方各省皆有报纸代派处，1919年8月《京报》因屡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文章，被北洋政府查封，邵飘萍逃亡到日本。

1920年9月7日复刊后，支持冯玉祥建立国民军，支持中苏建交，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称赞国共合作的南方革命政府“治绩为全国第一”。此外，还出过“列宁专刊”和“马克思纪念特刊”，并介绍社会主义理论。“五卅”运动期间, 持论激烈，曾刊出“‘打倒外国强盗’帝国主义”的口号。所出副刊曾发表鲁迅的《可惨与可笑》、《如此讨赤》、《大衍发微》等文，对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皖系军阀进行猛烈抨击。《京报》还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党委做了许多工作，积极支持《工人周刊》和《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小册子的出版发行工作。

《京报》在新闻业务上有不少改革。其标题和版面的安排都有所创新，新闻通讯和评论紧密结合，标题多行多层次，在当时普遍比较死板的北京报界，很引人注目，对当地当时报纸新闻业务的改革，有较大的借鉴作用。

《京报》堪称当时的京城名报，它的副刊之多，也是与众不同。除了《小京报》、《京报副刊》等，从周一到周六，每天都有不同的周刊，如周一的《戏剧周刊》，周二的《民族文艺周刊》、周三的《妇女周刊》等等。其中由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是旧中国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而由鲁迅主编的副刊《莽原》，更为《京报》增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