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啊，人！》是中国当代作家戴厚英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80年11月。

孙悦是C城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是一个美丽、善良、正直的女人，但她的人生道路很不平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她和青梅竹马的男友赵振环一同跨入C城大学。那时候，她是个极其单纯的女孩，并且不久就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学习成绩优秀，不断在校刊上发表散文和诗歌，而且是学校体操队队员、系话剧团团员、周末舞会上的活跃分子。她因此而被各个年级的男生注意，成了他们追求的对象。何荆夫是在迎新生的时候认识孙悦的，因为第一次见面他就被她吸引了。在此后的日子里，何荆夫从关注孙悦、接近孙悦到狂热追求孙悦。但孙悦没有接受何荆夫的追求，因为她与赵振环从上小学就在一起，青梅竹马，她不愿背弃自己的初恋，不愿做一个忘恩负义、朝秦暮楚的人。为此，她公开宣布了自己与赵振环的恋爱关系。何荆夫尊重她的选择，却无法放弃对她的爱，只有在日记里不断倾诉对她的爱。

就在这时，他们迎来了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在大鸣大放中，校党委书记奚流以“鸣放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为由，不许华侨学生小谢出国探望生病的母亲。何荆夫为此贴出大字报，批评奚流缺少起码的人情味。大字报在校园里引起很大反响，有一千多人在上面签名，孙悦也签了名。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了，孙悦受到组织批评，为签名一事做了检讨。而何荆夫则因此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学籍，遣返乡下。就在批判何荆夫的时候，他的日记作为罪证材料被摘抄公布。日记中对孙悦的深爱使孙悦的内心受到强烈冲击。何荆夫被遣送下乡前夕，她与何荆夫在一片灌木丛单独见了面，并且突然在他的脸上吻了一下，然后急忙离去。此后，她曾经一次次单独去那片灌木丛。由此可见，她虽然忠于她与赵振环的恋爱关系，但还是被何荆夫的感情所打动，内心充满矛盾。这时候的孙悦事实上面临着两种选择。但是，在反右的大背景上，各方面的条件都使她不可能选择已经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何荆夫。

与爱情上的矛盾一样，孙悦在思想中同样充满矛盾。她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积极追求进步，虔诚地信仰时代流行的价值。但是，正如奚流对她的评价：“受18、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影响太深，充满小资情调。”她要追求进步，就必须对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改造。后来，孙悦在全系学生大会上现身说法，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检查和批判，认为自己在阶级斗争中不坚定，甚至差一点就与一个“右派分子”恋爱，“是受了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影响”。她因为深刻的自我检查而受到奚流的表扬，并且在大学毕业时被留校任教。在此后的日子里，她成为奚流的忠实追随者。

“文化大革命”开始，孙悦被作为奚流的“铁杆保皇派”揪了出来，但她毫无怨言，因为在她的眼里，奚流是党的化身，又是德高望重的长者，所以心甘情愿。即使被挂上“奚流姘头”的牌子站在奚流旁边被批斗，她也仍然坚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泼在自己满身的这些污水会被洗去。但是，当造反派把奚流写给有夫之妇陈玉立的肉麻情书当众宣读时，当她听到奚流对一个鄙俗的女人表示“我愿做你的一条狗”时，当奚流承认这信的确是他所写时，她精神上的一根支柱倒塌了。她带着一身脏水被下放到一所中学。与此同时，生活上的打击紧接而来：她的丈夫抛弃了她。大学毕业时，赵振环被分配到千里之外的A省日报当记者。虽然他们一毕业就结了婚，但因为孙悦“C城大学党委书记姘头”的名声使赵振环感到丢脸，加之另一个女人的介入，赵振环离开了孙悦。

离婚之后，孙悦带着女儿生活，伴随她的是种种痛苦和困惑。“四人帮”垮台后，奚流官复原职，孙悦也被从中学调回，担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但是，此时的孙悦对奚流已经没有崇拜。她看到的奚流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值得信赖的党的化身。她开始与奚流争辩，甚至在党委会上公开顶撞奚流。孙悦与奚流的关系变化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孙悦本来以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奚流也许有所改变，但她没有想到官复原职之后的奚流只关心自己的权位。这使她非常失望，甚至后悔调回大学来。

在爱情上，孙悦又一次面临选择：赵振环在跟她离婚之后与冯兰香结了婚，但很快就后悔了，这时正坚决要与冯兰香离婚，并且希望孙悦能够重新接受他。何荆夫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回到母校工作。经过二十年的坎坷和苦难，他比原来更深沉，也更敏锐。他深邃的思想使迷惘中的孙悦看到了亮光。她无法抗拒何荆夫对她的吸引力，渴望与何荆夫结合，但由于过去的那段历史，又对他有一种负罪感，自尊心使她难以轻松面对。这一切，都使孙悦的内心矛盾重重。无论在爱情上还是思想上，她都面临重新选择。事实上，这正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不少人都面临的选择。

由于何荆夫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遇到的阻挠，孙悦更清楚地看到了奚流的真面目，也更进一步了解了何荆夫。她感到自己不能再一次失去他，更不能再让他一个人孤独地承受一切，而应该与他并肩搏斗。最后，孙悦终于与何荆夫站到了一起。

《人啊，人！》的创作有一个特殊的背景：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在当代中国长期没有合法地位。它被判给了资产阶级，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批判。1956到1957年间，在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上，人们曾经试图恢复它在文学中的地位，因而有了巴人的《论人情》、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等文章，但旋即被批判。从此之后，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成为文学表现的禁地。“文革”结束之后，面对人性被扭曲、人的价值与尊严被践踏、人的自由和权利被剥夺的现实，人们试图修复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寻回人的价值与尊严。因此，在控诉极“左”政治的同时，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张扬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思潮。《人啊，人！》正是在这个背景上出现的。

何荆夫

1957年，何荆夫贴大字报批评校党委书记奚流，是因为他缺少人情味。正在鸣放开始的时候，华侨学生小谢要请假出国探望生病的母亲。奚流以“鸣放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为由，不许小谢出国，并且要求他与资产阶级的母亲划清界限。小谢想不通，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奚流与他的谈话。何荆夫为小谢鸣不平，写了题为《希望奚流同志多一点人情味》的大字报。因此，他成了“右派分子”，罪名是：“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党的阶级路线，用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取消阶级斗争，用造谣中伤攻击党的领导。”

他为此而饱经苦难，却进一步体察了泯灭人性的力量给千千万万人带来的剧痛，坚定了对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探索和呼唤。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何荆夫被送回农村，成了一个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粮油关系的流浪者，成了“烧炭的老何”“盖房子的老何”“背石头的老何”“拉车的老何”……流浪了大半个中国。但他没有被打倒，而且始终坚持他的“错误”。家庭、亲人和周围人们的苦难生活使他进一步思索。他要重新认识生活，要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要寻找当代政治生活中不正常现象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随着对下层人民生活苦难的深入了解，他不再为个人的不幸而苦恼，开始思考千千万万人的共同命运。他始终没有忘记人性和人道的问题，面对时代的苦难，他要寻求答案，因而带着信念和责任走过了漫漫长夜，并且成为一个执着的探索者。

“文革”结束之后，他的冤案得以平反，被调回母校工作。饱经磨难的他表现着鲜明的特征：首先，他毫不计较个人的恩怨，表现了浓重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主动登门拜访曾以一张大字报几乎置他于死地的许恒忠，并且给予真诚的帮助。当他得知孙悦早已与赵振环离婚时，心中重新燃起了爱情的希望，但为了使赵振环与孙悦能够破镜重圆，他还是压抑了自己的爱情，真诚地希望他们能够重归于好。他爱孙悦，但他尊重孙悦的选择。因为他知道：“上帝给了我爱别人的权利，可没有给我剥夺别人爱的权利。”他不满于奚流的思想僵化和官僚作风，但仍然不念旧怨，真诚地希望他能够总结教训，改变过去的做法。他和他的家庭屡遭不幸，但他的态度是“谁也不恨”，时时处处以真诚和善良待人。小说的这种描写，使读者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作者写出这样一个人物，显然寄托了她的人格理想。说到底，这个理想并不新鲜，仍然是那个关于人情、人性、人道的理想，那个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旧梦。不过，它在中国文学中已经绝迹几十年。其次，他一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理论探索。小说对何荆夫的描写着重揭示的是他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揭示更多的是通过他对人道主义的思考进行的。回到C城大学的何荆夫不仅行为上处处体现着人道主义，而且正在撰写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专著。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试图阐述这样一种理念：“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人道主义，是最彻底、最革命的人道主义。”在他看来，人都有一种天性，比如，对性爱的追求，对自由、平等的渴望，这都是不应被压抑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我自己”，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亲相爱，而不应该相互仇视，更不应该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经过长期努力，何荆夫终于写成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专著。然而，他的观点触动了奚流等人，因而专著的出版受到奚流千方百计的阻挠。

奚流

作为C城大学的党委书记，奚流在小说中是一个思想僵化、品质恶劣的人物。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以“发现问题早，反击早，对右派分子的打击力度大，与右倾思想斗争坚决，打右派毫不手软”著称，把C城大学百分之十的学生打成了右派分子，并且公报私仇，把给他提意见的学生小谢、何荆夫等都打成了右派。因此，他成了全国高等院校中有名的反右英雄。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他表面道貌岸然，满嘴革命辞藻，而事实上却是一肚子男盗女娼，结党营私，拉帮结伙，全力维护个人的权力。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未必不是咎由自取。在这一点上，戴厚英表现了独到的见解，她没有把“文革”中的造反派写成小丑，也没有把受冲击的老干部都写成蒙难的英雄。

“文革”过去之后，奚流官复原职，却仍然思想僵化，坚持“左”的路线，因而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所记住的只是个人恩怨，却没有任何反思，不能从中吸取教训。许恒忠在“文革”中成了造反派，在批斗大会上公布过奚流写给有夫之妇陈玉立的情书，所以迟迟得不到解脱，连写文章批判“四人帮”的权利也被剥夺。游若水在“文革”中权力比许恒忠大得多，表现也恶劣得多，但因为能够效忠于奚流，却连检查也不用写，就当了党委办公室主任。当孙悦对这种做法提出异议时，他只是从个人的恩怨出发，认为孙悦辜负了他的希望，并且叹息道：“我一恢复工作就把你从中学里调回来，让你负责一个系。想不到……”他对知识分子一直存有偏见和戒备，因为“知识的权力越大，他的权力就越小”。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知识就是力量》的文章，就大大嘲弄了一通：“知识就是力量，这口号真新鲜。这作者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推动历史前进的是什么？是人民！是阶级斗争！还有党！知识就是力量，我们的事业就该由知识分子领导了！工人阶级摆在什么位置？人民群众摆在什么位置？”当有人告诉他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的出处时，他说：“这就更清楚了，资产阶级的口号我们可以照搬吗？”他坚持“左”的思想路线，与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格格不入，无法接受“文革”结束之后拨乱反正的现实。在他看来，“自从号召解放思想、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以来，整个方向、路线都出了偏差。”“这样下去的话，国家要乱了，党要修了，就像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一样。”“问题就出在这批知识分子身上。每当我们纠正错误，调整政策的时候，就有知识分子跳出来从右边进行干扰。”正因为这样，他以坚持党的领导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拼命阻挠思想解放，随意剥夺公民的权利。许恒忠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他让系总支书记一定要管一管，许恒忠发表文章，一定要向组织汇报。他千方百计地阻挠何荆夫著作的出版，到党委会上去讨论是否允许何荆夫出书的问题。有人提出：“这是出版社的事，我们无权过问。何荆夫同志也有他的出版自由。”他的回答是：“是这样吗？那么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是要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党还要不要领导？”

面对他在反右运动中“反击早，对右派分子的打击力度大，划的右派学生多”的历史，他的儿子问过他：“这些都是记在你的功劳簿上的资本。可是这一页的背面是什么啊？爸爸，你想过吗？”他没有想过。即使想过了也不愿否定。但他儿子想到了，在这一页的背面，正是他的残忍导致的悲剧：“这一页的背面是受害人的血泪！那个华侨学生小谢，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声誉，始终不把不能出国探亲的真实原因告诉母亲。母亲一封又一封信骂他不孝，他都忍受了。平反了，他认为可以把真相告诉母亲了。可是，母亲想到自己对儿子的长期误解，受不了刺激，疯了！……你整天想的是捞回这十年的个人损失，却不想弥补自己给人民造成的损失。别人经过十年的动乱得到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而你反而失去了不少宝贵的东西。你的思想越来越空虚、僵硬、庸俗……”然而，他总能安慰自己，理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策，他不过是执行上级的指示，不是他个人的责任，等等。这种态度，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也是很有典型性的。

孙悦

孙悦是C城大学中文系的党委书记，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善良、热情有正义感，然而在对待感情和信仰上她又有着盲目的忠诚与虚荣，这些导致了她既坚强又脆弱，既坚定又犹疑，她在这一系列的矛盾中迷失并时常左右摇摆。

以孙悦为中心的一系列感情都是犹疑的。对前夫赵振环，正如她自己清醒后所分析的那样：“当我答应与你结合的时候，只有友谊和感激，并无爱情，你从来不像荆夫那样吸引过我，激荡过我。你只是使我感到习惯和亲切。我十分明白，我渴望、也应该和荆夫结合，但我却嫁给了你。”孙悦在对待赵振环时候，回避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回避了两人之间是否有爱情，回避真正激荡自己的何荆夫的追求，选择她认为应该做的：坚持两人的恋情，嫁给他。而这一切皆因为她不愿意承担“忘恩负义、朝秦暮楚的罪名”。对于孙悦，及当时的社会舆论看来，放弃青梅竹马的赵振环，就是忘记了十几年来赵对自己的恩义，选择何荆夫，即是对赵的背叛，是做出对不起赵的事情。由赵而何更是朝秦暮楚的反复无常。她所惧怕的是这种行为背后所面对的社会压力，亦她所言的罪名。她不自觉的一开始就“以义代情”。

可是心不会欺骗心，孙悦喜欢何荆夫，反而因为这种压抑更加强烈。这种曲折的感情，势必低回，也因深埋反而更浓郁。后来与何荆夫越走越近的时候，因为女儿憾憾渴望父亲，她又要再次压抑自己的感情，把何荆夫作为永远的朋友、同志。压制、流露、压制、爆发，她的情感就走着这样一条回环往复的路。对感情的压抑，总是导致她客观行动与主观愿望的相悖，想要关心，想要沟通与碰撞心灵，反而冷冰冰的传达官话；想要在一起，想要追上去，反而远远的张望；想要接受，想要表达爱情，反而失去了言语。恩、义、理，在她这里总是战胜个人情感、欲望，甚至扭曲了真实的自我。

其次，在对待信仰上，孙悦的信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集中体现在对奚流毫无条件的拥护与支持上。奚流就是她用整个心灵捧着的一句雕像。在文革中暴露出奚流与陈玉立不堪的感情后，她在道德上对奚流产生怀疑，觉得“自己也被奚流变成了一条狗，完全丧失了人格”，可是她保奚的立场从未改变，怀疑、气郁但是她总是用种种的理由说服自己去坚信。她的信仰是从一片空白中首先接受忠诚，然后再去了解信仰的内容。她描写老师的无产阶级情感教育，在粪坑边吃饭，她真实的感受是恶心，可她用“我看不见”咒语努力说服自己不吐出来，这也是对自我的扭曲，掩耳盗铃式的把无知与盲从看做光荣与坚定。忠诚高于一切，情感的支持高于理智的理解是她信仰的第一要求。她的信仰故此盲目且无畏，坚定且脆弱。这与封建时候对皇帝的愚忠何其相似。靠着“我看不见的咒语”孙悦说服自己一切都是光明的，说服自己坚持信仰，坚持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在长久的时间里她总是在怀疑中犹疑、徘徊，明辨是非，却总因为要忠诚而无能为力。

孙悦正是这样一个符合大潮流思潮，为了社会公认的“天理”，过度压抑本我、导致自我分裂的典型知识分子形象。作者透过孙悦传达了自己对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的认识：知识分子身上的封建奴性意识严重拘囿了他们，使得他们在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一味的否定自己，并且“把精神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去炫耀”。戴厚英通过对历史与现实及知识分子自身尖锐的批判，以启蒙的话语表达了作者的意图，即知识分子的精神回归，不仅要抗争外在的社会、政治的制约，而且要挣脱内在精神的自我矛盾与撕缠。

青年史书写

《人啊，人！》直接以青年和历史为写作对象，在无意识和时间的深层缠绕中揭示知识青年所遭遇的挫折与矛盾，并和戴厚英本人的生命历程形成互文，讲述了一个富有理想性的成长故事。作为承载未来的形象，在《人啊，人！》中出现了憾憾（遗憾）、奚望（希望）等年轻的一代，憾憾忍不住慨叹：“为什么，历史首先压在我肩上的是包袱？”觉醒伴随着历史的重负，憾憾渴望父辈的和解与前行，她从何荆夫身上汲取了精神的力量，变得更加独立和坚强；奚望通过和奚流的勇敢辩论，展现了一个青春、自信和敢于创造的青年形象，给时代以新生的希望。作为“后历史”之后的青年想象的一个概念，如何真诚地面对历史，汲取历史的教训和资源，面向未来，重建青年与时代的有机关联，是克服虚无主义与个人主义迷失的必然要求。《人啊，人！》敏锐地提出并回答了社会主义青年的历史挫折和主体重塑问题，或者至少对“最后的人”有了足够的警惕和批判，而何荆夫和其他饱含理想性的青年形象则大大丰富了新中国青年史的书写。

文体拓新

在《人啊，人！》中，作者使用了并置叙述、通篇的意识流手法、梦境、荒诞、象征等现代主义手法，以及文备众体的传统文体手法等。小说一共有十处穿插成分，包括自创的古律诗、现代诗、故事、散曲以及日记、书信、梦境的文字记录、对联等。由于小说采用多重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进行心理描写，表达情感和哲理反思是小说的主旨，所以这些插入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叙事和议论的功能。在小说中，因为并置的篇章结构，整部小说被隔成四个部分，而在这四个不同的文学空间里，每个空间为读者呈现了不同的生活场景，而这场景极具随意性，互相之间并没有规定的生活逻辑性和先后主次性。通常一遍读下来，读者的脑海中只能留下一块块有点关联或毫无关联的情节碎片，再加上作者还通篇运用了意识流、象征、梦境、荒诞等现代主义手法，用作者的话来说，这些抽象的方法“可以更为准确和经济地表达某种思想和感情，否则，要把这些内容用另一种方法表达出来，却还是相当费力气而又费笔墨的”。情节并置手法虽然最大限度地获取了叙述的自由，却很难为读者描述一个连贯性的故事，读者随着人物的意识流不断地穿越于历史和现实之间，情节碎片随着不断流动的意识更加碎片化，叙述的时间感消失，小说的空间并置效果得以突显。

《人啊，人！》首次出版于1980年11月，后有不同版本再版。

戴厚英（1938－1996），安徽颍上人。1960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直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文艺评论和教学工作。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空中的足音》《流泪的淮河》《悬空的十字路口》《脑裂》，中短篇小说集《锁链，是柔软的》《落》，散文随笔集《戴厚英随笔》《结庐在人境》，以及《性格·命运——我的故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