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维祯，字庸足，淄川县东官庄村人。出生于穷苦人家，在明朝天启、崇祯年间，先后任户部、礼部、 刑部、兵部四部尚书，领北京兵部大司马衔。顺治皇帝下旨赐御葬，并亲笔御书茔林正面碑文：“赠 资政大夫、南京户部尚书、北京兵部大司马仇公维祯之墓。”并让山东巡抚张玉衡亲自督建仇家石林。《淄博历史名人》简介

仇维祯（1577—1652年），字庸足，淄川区罗村镇东官庄人。仇维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成进士，尚未授官职，便于“圣上面前，哭诉金殿，因母受尽饥寒，养育之恩，应以孝道以报”。皇上感其至孝，乃准其归乡侍奉母亲。崇祯年间，先后授礼、刑、户、兵四科谏官给事中。

崇祯七年（1634年），升任兵部郎中，再升南京户部尚书。当时仇维祯的母亲年逾八旬，仇维祯想要回家侍奉母亲，为其养老送终。再三上疏辞官，朝廷不允许。崇祯十三年（1640年），仇维祯转任南京兵部尚书。这时在家省亲的仇维祯想再次辞官不做，仇母坚决制止了他的打算。仇母说：“襄阳不守，襄藩过祸，国步维艰，正臣子陈力之日，安得顾其私乎？”仇维祯只好洒泪而别，去往南京。

南京在明朝初年是首都，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以后，南京作为留都一直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一整套与北京相对应的中央机构。这种两京制度的特点是：皇帝和内阁大学士等决策人物都在北京，北京的六部等衙门是名副其实的中央权力机构；南京各衙门多为虚衔，公务清闲，任职官员被称为“吏隐”，但地位一般不低于北京相对应的衙门官员。在留都握有实权的是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和提督南京军务勋臣。（顾城的《南明史》）据此说法，仇维祯的权力应该是很大的，但这时明朝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国家倾覆，危在旦夕。仇维祯不愿与明廷一起灭亡，为崇祯帝殉葬，他只在南京兵部尚书的任上待了很短的时间，就在这年的夏季，辞官回家。

明朝灭亡时，天下大乱。仇维祯为保护家乡父老，招募乡兵千余人，训练他们保家护乡。周围四乡依附仇家而居者达几千家，寇盗不敢扰掠，平安无事。乡人称他大德大孝，于今传颂。当时，曾有人向清廷诬告仇维祯在家招兵买马，图谋不轨。消息传至北京，经查为讹传，朝廷不予追究。顺治帝曾下诏以原官起用仇维祯，而仇维祯以年老力辞不就。顺治帝钦赐貂裘一袭，令以原官（兵部尚书）致仕。关于仇维祯辞官不就，民间有许多传说，大多荒诞不经。但都表明仇维祯了“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的人生信念。

明朝末年，淄博地区接连发生旱灾，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据《淄川县志》记载：崇祯“十年牛疫，秋虸蚄（粘虫）生，害稼。”“十一年夏旱。”“十三年大饥，人相食。”“十六年夏，雨雹淤双沟之东，大者一，入地尺余，以席覆之不尽，如碌碡者甚多。”在这种情况下，仇维祯舍弃家财，救济百姓，真所谓毁家纾难。崇祯十三年，仇维祯晋京，沿路见尸横遍野，便拿出金钱，找人掩埋了若干遗骸。回至家乡，又拿出家中积粟二千石，赈济贫饥者，救活了数千人。他还令人收养弃婴，待庄稼收成后，其父母尚在者，将婴儿放还之。崇祯十六年，仇维祯在其别业辛店，正当东西六郡九道处，拿出家中资粟掩骸（埋饿死者）、煮粥、舍粟、育弃婴，与前次相比，多出了双倍钱粮，救活了数千人。这两次赈灾，将仇维祯为官积蓄的钱财捐用一尽，宦囊空空如也。当地官绅百姓称之为贤良。

原淄川通往临淄的古道旁边，东临漫泗河有一破落古寺，因为寺的原名已无人知晓，当地人便称之为“南官庄寺”。在寺西北丈许，有一孤坟，坟前有一座六棱石碑，碑顶上有一石雕和尚头。正面书有“和尚坟”三个大字。

据传说，和尚坟内葬埋着数十个和尚，他们是被集体处死后合葬在这儿的，地表堆土为坟，为劝戒后人行善积德而立有此碑。这本是明末仇维祯仇尚书在朝为官时，巧用皇帝上喻的谐音，为民除害的一大善举。

传说南官庄寺始建于隋朝。元朝时寺院宏大，香火兴盛，同时又是周围各村士民子弟读书求学之处。至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义北上，亲帅义军路经此处。在行军作战时，有一名原与朱元璋一起出家为僧，后又追随其起义的偏将，因负伤后不能随军，请求驻足此寺，重入空门修行。朱元璋当即允诺。朱元璋公元1368年推翻元朝，在南京建立明朝，当上了皇帝后，该僧进京讨封，明太祖便诏封为“钦寺御方丈”，食百顷庙产，将周围土地全部化为庙产，附近百姓不论贫富，均为此寺庙的佃户。庙内方丈世袭封号，地方官吏对庙内的事务也无权过问。此寺变成了当地的一个独立王国。

最初几任方丈，尚能诵经念佛，积德行善。然而百年以后，庙内的僧众自恃先皇封号，逐渐为非作歹。成为为害一方的群霸，特别是到了明朝天启年间，寺僧又与当朝权奸魏忠贤勾结，卖官鬻爵，欺男霸女，当时虽有几任地方官意欲惩办这群恶僧，但碍于有先皇封赐，且又有朝中权奸为其撑腰，不但没有扳倒凶僧，反而落得个被革职查问。因此，寺僧更加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寺僧故意将附近各村的碾磨全部砸碎。只留寺内的碾磨。迫使各村村民碾米磨面，都必须先到庙内捐贡纳资，而且还要昼夜排队。而寺内恶僧，见到稍有姿色的良家女子，便肆意调笑，百般凌辱……。为此，各村又纷纷用起了原始的石臼，用来捣碎米粮。仇尚书在京为官时，曾经多次上书皇帝要求下旨严惩。但每次都因为该寺有先皇封号未予理睬。

明崇祯三年，邱尚书之母许氏太夫人病逝，尚书回乡奔丧。他在给皇帝的先启奏折中，再次提到故乡的凶僧，要求办完母亲丧事顺便处理他们。崇祯皇帝批阅道：“凶僧虽狂，乃已出家向佛，跳出五行之中，卿家不必过问，罢了、罢了。”

仇尚书回乡处理完母亲的后事。便召集淄川、益都的地方官员，传达了崇祯皇帝对寺僧处理的上喻：“故里凶僧恶行，乃已出家向佛，跳出五刑之中，卿家不必过问，耙了耙了！”。他进一步向地方官们解释说：“皇帝圣喻，该寺因有先皇封号，不宜动用常刑，亦不必依常规开审，可直接用耙地的耙，耕耙处死。”随即，仇尚书让两县官员派兵遣差，包围寺院，寺内大小数百僧人全被捉拿。依照过错和罪行，或流放其他寺院，或遣散还俗为民。对数十名罪大恶极的凶僧则就地处死。于是，在寺外的一片平地上，挖坑数十个，将凶僧埋入土中，只露个脑袋在外，然后用特制的铁耙，套上大牛，横拖竖耙……。直至将全部和尚的脑袋耙烂……。然后在寺旁掘一深坑，将其尸体合葬于坑内。为惩恶扬善，诚戒世人积德行善，地方官们特意在和尚坟前立一座六棱石和尚碑。寺庙的土地资财也全部散发给附近百姓。

仇尚书守孝期未满，始逢李自成义军进逼北京，清朝侵犯边关，仇尚书只得匆匆进京复职。因为当时兵荒马乱，处置凶僧一事，崇祯皇帝已也无心过问，最终不了了之。

(臧护德搜集整理，流传于南定、罗村一带)

从淄川城往东北三十里许，有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名曰“东官庄”，此庄原名东庄，因为明朝期间出了一名仇姓进士，官经“四部”尚书，为此，村名为东官庄。在东官庄南面，有一石雕林，石雕中的两匹骏马不是昂首向前，而是被一武士扯缰回首，面向右前方。这就是传说中的仇尚书“打马回头”。

据说，仇尚书名叫仇维祯，字庸足，出生于穷苦人家，他立志读书，文武兼备。万历十七年考为秀才，天启二年得中第八名进士，官封南京户部尚书。在明朝天启、崇祯年间，先后任户部、礼部、刑部、兵部四部尚书，为官二十余载，因不屈服于权奸魏忠贤一党，被派往蓟北驻守边疆，领北京兵部大司马衔。在带兵期间，天灾无收，民不聊生，军不足饷，仇尚书散尽财资施舍粮米。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仇尚书闻讯后，弃官携印回乡务农。

清朝入关以后，顺治皇帝为维护政权，大量起用明朝的旧臣为官，数次派遣钦差召仇尚书进京入朝。仇尚书以“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为信条，拒绝扶持清朝，顺治皇帝敬佩其气节忠烈。下旨准许他在家赋闲养老，享受朝臣俸禄，百年之后，可按当时一品赐国丧御葬。同时让其交出户部尚书、兵部大司马印及户籍帐册等机密文件。钦差大臣到达东官庄后，仇尚书闭门不出，拒绝接受清朝圣旨。经钦差大臣一再请求，仇尚书才答应钦差大臣在副门宣旨，自己也并不接旨和谢恩。当差大臣宣读完圣旨以后，仇尚书命人将两颗印信及文书帐册，用木锨从墙头上撂出去，让钦差大臣带回京城去。

顺治九年十二月，仇尚书年老病危，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召集子孙立下遗嘱：“吾为官二十余年，资财散尽，囊空如洗，唯存圣书满箱。望尔等熟读圣书，忠义莫忘，此乃维祯一生之念。”他随即喘息片刻后又曰：“一生愚忠，不时二朝。清人入关，我朝亡故，我仇氏子孙，忠义为先，打马回头，定不做满官。为告子孙后代，石马回头为鉴。”是年十二月十二日，仇尚书寿终正寝。享年七十六岁。

仇尚书死后，经山东巡抚张玉衡表奏顺治皇帝。顺治皇帝下旨赐御葬，并亲笔御书茔林正面碑文：“赠资政大夫、南京户部尚书、北京兵部大司马仇公维祯之墓。”并让山东巡抚张玉衡亲自督建仇家石林。

仇家石林正门建碑亭两座，左面碑亭内为顺治亲笔御书石碑，右面碑亭内石碑碑文为赞扬仇氏一生功德等，自此向南有石碑坊两座，其中一座碑坊上刻有山东巡抚张玉衡的亲笔楹联一副，上联是“职任谏垣，项强面冷劾权奸，此铁汉一身讵屑交通魏宦”；下联是“镇抚边帅，衣披带曳定变乱，俨金城千里询堪保障燕京”。另一座碑坊直通墓地。两座碑坊之间，立有石人文武百官、石羊、石兽、石马等石雕。仇家林的两匹石马并非昂首向前，而是遵照尚书遗嘱，有两名武士手拉缰绳转首朝向右后方。这就是遗嘱说的“石马回头”以告诫子孙。尚书去世以后，追封其后代长支为世袭五品守备。然而仇氏子孙谨遵先人遗嘱，从清初到清末并无一人出任其职或领取俸禄。

仇家林石雕、石碑，一直存留至解放后仍完好无损，最终在十年动乱中被破坏贻尽，尽管遗址荡然无存，但仇尚书一生不事二主的气节则仍被当地人们传颂。

（臧护德收集整理，流传于罗村、南定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