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廷林，男，汉族，1925年9月生，临汝县西关(今汝州市西关街)人，195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月参加工作，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临汝教育界第一个含冤而死的人。

任廷林在临汝县第一高级中学和临汝县二中工作期间，虽担任校领导但仍任课数学。他每遇新课前一天晚上便到学校操场练习预讲，内容和板书必熟记于心，尤其板书的精美，堪称一绝，带动教师面壁试讲，令人心服，第二天再教于学生。担任校领导之后开会讲话，学生洗耳恭听鸦雀无声。在学习焦裕禄期间他患有肺结核病，不到万不得已能不吃药便不吃药。

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他的与众不同，可记入史册的，有三:第一，校领导兼主课数学。第二，子女考不上临高，照样不能上。第三，家居西关，吃住在校，非周末从不回家。当然便对同事和学生要求严格。对同事和学生要求严格是造成他人生悲剧的导火索。

文革初期的1966年5月到11月初，由于他在临汝县二中是校领导，期间曾和刘殿臣老师在党校参加讨论大会。大会期间临汝县教育局领导高山同志临时决定让他讲话，他只有不到2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但讲话一会儿拿稿子一会儿不拿稿子，最多的是激情讲话，赢得了热烈掌声，县领导和与会的代表对他赞赏有加，理论和思想认识非常高。

1966年11月初和刘殿臣、周小喜老师带领两班学生一道去北京接受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检阅，据他的学生马根生教授回忆：

“我们六六届学生在毕业前夕迎来了文化大革命。11月初，我被选为赴京代表接受毛主席第六次检阅红卫兵。记得当时被送到洛阳，第一次见到并乘坐火车赶往北京，心里甭说多激动，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好奇。到丰台车站下车时，心想第一眼看到的应该是天安门，在纯真的少年心目中，天安门就是北京。”

“当天，河南省代表都住在东单四条附近的旅馆里。一安顿好，我们就拔腿跑进华灯初上的天安门广场，去感受她的宏伟和庄严。那种震撼，那种豪迈，那种梦幻般的感受，让人刻骨铭心。现在我已定居在北京，每次乘车路过天安门广场时，都会再现当年的感受。

11月3日，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们天不亮就起床，带着发的干粮，在长安街上集结。每个省一个方队，每个方队数百人。9时许，广播里传来主持人的声音，人们都紧张起来。检阅开始时整齐的方队一到天安门广场就乱了阵脚。红卫兵们手举毛主席语录本，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涌向天安门。金水桥前解放军手挽着手，足有9列横队挡住冲向天安门的红卫兵。”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身着军装，挥动着军帽问人群致意。周恩来总理挥动着手臂示意队伍向前走。我当时感觉自己被架了起来，脚不着地，身不由己地在人群中忽前忽后，但目不转睛地盯着天安门城楼上的统帅和领袖。同伴们那种冒着赤诚之火的眼神，那种喊哑了嗓子的表达声，那种毫不掩饰的喜悦之情，那种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就立马赴汤蹈火的冲动，展现地一览无余。只有身在其中，你才能感受到那种炽热的情感。”

任廷林晚上在东单四条附近的旅馆里兴奋地谈起以后干工作的理想和打算，高兴得在地铺上翻筋头。当时北京的天气已进入冬天，为了避免大家不受冻，北京军区发给每人一套棉裤和上衣，老师和同学们回到临汝之后都将棉裤和上衣清洁打包如数寄回。

1966年11月从北京回来后，他便掉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造反派和激进分子吵吵嚷嚷要两个月打倒任廷林。

造成任廷林人生悲剧的主要原因是其青年时代1943年在陕州棉校时，被当局生拉硬扯加入了三青团。其次是他当校长自己以身作则对别人要求严格，文革期间造反派批斗他人有很多公报私仇的成分。1946年之后他在民国县立临汝师范附小任教员，1947年8月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在溃退时给所有的公职人员和在校青年学生都强制加入了三青团和铁血救国会。任廷林在参加工作后已向组织交代过这段身不由己的个人经历。这段历史档案按组织规定应该是保密的，可是在文革中还是被翻了出来，其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据二中学生回忆，造反派把破布鞋挂在了任老师的脖子上，戴高帽、坐飞机、大小批斗轮流进行，大凳子加小凳子二层甚至三层让他站在上面，不明真相的学生呼喊着口号把他推翻在地，摔得鼻青脸肿血流满面。

经常“熬鹰”令他生不如死。1967年的腊月二十六，经过几天批斗和监视居住的他用购买香烟的名义，回到了西关的家，把戴了多年的一块手表交给了家人，和家人短暂告别后，到西关附近菜地里的水车井旁，徘徊痛哭，他在菜庵里吸了约有二盒烟，用树枝在地上写了很多字。一介书生的性格使他彻底绝望，痛苦一死的决心最终超过了对生命的渴望。三天之后，人们才发现他已冤死在井里。学校同事和家属打开他的办公室，只有30多份荣誉证书和一张记录着名字和金额的欠账单，零零碎碎的纸、硬币加起来才2.2元。人死帐不能死，使在场的亲人痛哭呜咽。大年三十，由家人背着造反派悄无声息地将他掩埋。

给任廷林老师开追悼会已是1979年的冬天。这个追悼会回忆起来，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按常理，致悼词应该是校方和教育局等一级组织，而实际上是他的大女儿代为发言。

对他有印象的学生和在世的几位老师对他的评价和认知,都是一个好人、好校长。

1941年8月至1943年7月，在陕县高级棉科学校学习

1946年至1947年11月，在民国县立临汝师范附小任教员

1949年1月参加工作，1950年被评为临汝县抗美援朝一等模范

1951年10月至1953年7月，在河南师范专科学校学习

1953年8月至1958年10月，在临汝县立中学任教

1958年11月至1961年，在临汝县农业中学工作，任副校长兼教导主任

1961年10月至1962年6月，在临汝县农科所工作，任所长

1962年7月到临汝县第一高级中学工作

1963年1月至1965年8月，任临汝县第一高级中学副校长

1965年8月至1967年2月任临汝县二中校长

逝世日期1967年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时年4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