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1944年10月25日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祖籍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汉族，中共党员，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企业家、华为公司创始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CEO）。

1944年10月25日，任正非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一家人靠当老师的父母的微薄薪水度日，没有其他来源。任正非记得，每个学期每人交纳2-3元学费时，母亲每次都为之发愁。每到月底，经常看到母亲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贫寒的生活环境中度过。在镇宁县从小学读到初中二年级，后来因父亲调到都匀工作，从初三到高三都在都匀生活与学习。高中三年，任正非最大的理想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临近高考时在家复习功课，任正非饿得实在受不了，便用米糠和菜掺合一下，烙着吃。母亲经常早上悄悄塞给他一个小小的玉米饼，使他安心复习功课。正是在饥饿中，家人的亲情和父母的言传身教给予任正非无穷动力。

1963年，毕业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第一中学，后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重庆大学）暖通专业（水电暖通施工专业），还差一年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任父是知识分子，其背景和职业经历让他扣上“臭老九”帽子，很快身陷囹圄。在牢狱中，任父希望儿子学业不会因此受阻，任母写给儿子的家信也不提父亲遭遇。后来，任正非从一位老乡口中得知了父亲遭遇，一路“扒火车”回家，路上因没有车票而被造反派们痛打或被列车管理人员赶下火车，最终一路颠沛回到家，目睹家中一片狼藉。家中所遭遇的一切，任正非历历在目，他觉得愧对父母。任父倒是打起精神，在困境和压力下表现出难得意志，给了任正非莫大勇气。他想到，如果要做一个孝子，就得马上回去继续在学业上深造。回到学校以后，任正非把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学科全部自学完成，还自学三门外语。

1967年，在离开家庭以后，任正非面临毕业就业问题；1968年，迎来分配工作机会。按照通例，任正非应当成为工农大军中的一员，然而他毅然选择应征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任正非所属部队是基建工程兵部队，在国家基本工程建设和国防施工布局方面地位很高。任正非所在部队很快有机会参与一项规模庞大的军事工程建设任务，有幸参与其中的任正非和战友们所要做的，是建立起成规模的军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工厂。经过这次军事工程建设任务，任正非体悟到团队的力量和组织的重要，这些都为他日后创建华为发挥借鉴作用。任正非科技素养很高，在技术发明中表现优异，表现出色的任正非很快当上了领导，在工程兵队伍中继续深造、成长，也迎来了更好的时代机遇。

1974年，加入辽阳化纤总厂，从事工程建设任务，先后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技术副团级）。在此期间，因作出贡献，于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出席全国科学大会。

1982年，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3年，随着国家整建制撤销基建工程兵，任正非复员转业至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在南油集团下属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期间进行一笔数额达200万元交易时，被买方骗走货物，没能收到货款。为此，被解除职务，并丢掉工作；此时任正非下有一儿一女要抚养，上有退休老父老母要赡养，还要兼顾几个弟弟妹妹的生活，正值所谓“上有老下有小”、青春不在、未来尚长的中年之际。但是，家庭的责任、事业的急迫令他走上下海干实事的道路，处于中年危机的任正非开始创业。

1987年，任正非凭借2.1万元启动资金创办华为公司，业务是销售通讯设备；创业之初，任正非为了面包、为了糊口、为了家人而奋斗，这是一个被逼无奈的创业故事。

1988年，任正非通过熟人介绍做代理销售小型程控交换机。彼时的国内尚没有能力自主生产程控交换机，只能依赖进口。任正非得到难得的代理机会，但没有能力负担天价供货费用。最终，他说尽好话，得到对方2000万元赊货，可以先提货，卖出去后再付款。正是通过这场合作，华为积攒了创业路上第一桶金。也正是这个契机，使华为开启在通信行业的漫长耕耘；同年，任正非任华为公司总裁。

1989年，任正非带领华为投身交换机研发；1990年，第一款由华为制造的用户交换机通过邮电部验收，取得正式入网许可。

1991年9月，任正非租下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开始研制程控交换机，最初公司员工仅50余人。

1992年，是任正非创业以来的“幸运年”——有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对国民思想的空前解放，有邬江兴对全国科研人士的极大鼓舞，还有自身卓有成效的赴美学习考察。这些来自不同层面的能量推动着任正非和整个华为团队朝着更有作为的方向飞驰。

1993年初，在华为年会上，任正非宣布暂且不能把赚来的钱作为奖金，而要投入一款大型产品研发。他决心从面向小单位的用户交换机开发，走向面向各级电信运营商的大型局用交换机研发。这种产品要能够承载上万名用户使用，研发消耗成本与精力之大，以至于任正非后来跟员工说，若是这次研发不成功，“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

1994年，携华为公司参加亚太地区国际通讯展，获得成功。华为研发获得突破，推出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技术不输进口产品，价格却低70%。华为因此一炮打响，占领国内大部分市场；1995年，华为销售额达15亿元。

1996年，大规模与中国内地厂家合作，走共同发展道路，在香港市场与李嘉诚长江实业旗下和记电讯合作，提供以窄带交换机为核心的“商业网”产品。在国际电信市场，用三年时间，在俄罗斯莫斯科与诺沃西比尔斯克之间铺设3000多公里光纤电缆；为激起员工士气，任正非让市场部所有干部，每人提交一份述职报告，一份辞职报告，如果述职报告没有被认可，就要离开岗位；3月，率领一个十多人团队到南斯拉夫洽谈合资项目，入住贝尔格莱德香格里拉酒店。他们订了一间总统套房，每天房费约2000美元，任正非和大家一起打地铺休息。

1997年，圣诞节，任正非走访美国IBM等高科技公司，看到华为与这些国际巨头的差距。任正非回到华为后不久，一场持续五年的变革大幕开启，华为进入全面学习西方经验、反思自身，提升内部管理阶段，为华为国际化作准备。

1998年以后，得到启发和经验的任正非开始结合IBM公司相关经验，在华为内部构建集成产品开发（IPD）格局。起初为节省资金，他希望直接把IBM公司经验套用在华为身上，但公司组建形式和发展现状千差万别，很多理念无法模仿，必须因地制宜。

1999年，IPD开始在华为启动。虽然困难重重，但任正非雷厉风行，激流勇进，华为内部各级组织和部门协同合作，最终完成华为版IPD体制，再度改写中国经济历史，华为成为第一家拥有IPD的民族企业。

2000年，任正非把华为无线业务部作为企业内部IPD试点。华为团队将大容量移动交换机MSC6.0纳入IPD运作轨道上来。历经10个月，华为完成全部流程“翻新”，标志着首次试运行IPD流程成功。两年后，华为实现所有新启动产品项目IPD化。

任正非主导IPD在华为内部推行后，华为变化明显。首先，研发流程方面，产品开发和市场调研能力合二为一，提高了员工业务素质和风险意识。其次，华为在研发产品过程中，“集权”现象得以缓解。在IPD操控下，产品研发和生产需要各个部门“民主参与”，让产品上市的决策更显理性。构建IPD格局的华为深得IPD精髓，将其中的理念精华展现在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中，华为每一名员工对此烂熟于心。自此，华为的技术支持有了技术人员保驾护航，而市场人员也工作积极，与客户建立起稳定交流关系，华为对市场空间和客户需求已然了解。

2003年1月，美国思科以华为侵犯其知识产权的理由起诉华为及华为美国分公司。任正非一边在美国聘请律师应诉，一边着手结盟3COM公司；3月，华为和3COM公司宣布成立合资公司“华为三康”，3COM公司CEO作证华为没有侵犯思科知识产权。任正非在诉讼关键时刻连出奇招，令思科始料未及。最终双方达成和解，从此，华为在美国扩张，没有了拦路虎。

2004年底，任正非赶赴荷兰海牙，与荷兰Telfort公司总裁佟·安·德·斯戴格联名签订了WCDMA合作合同，价值高达2亿欧元。

2007年，任正非邀请IBM公司帮助华为实现财务管理模式转型。华为最终启动IFS（集成财务转型）项目。IBM正式把全球几十家事业部客户中唯一一家中国企业华为公司升级为事业部客户。IFS项目为华为培养了数千名财务总监，他们把规范财务流程植入到华为公司运营流程，实现收入与利润平衡发展。

2010年底，任正非在北京宣布华为云计算战略，同时附带相关端到端产品解决方案，在全球客户中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任正非对此信心满满，他认为华为在云平台上要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超越思科，在云业务上要追赶谷歌，让全世界所有人像用电一样享用信息的应用与服务，要想掌握云计算技术，并在有关这种先进技术的竞争中长期居于领先地位，必须建立更强大的专业队伍。

2011年，开始调整华为战略，致力于从电信为主的设备制造商，转型成全能型的IT供应商；1月，任正非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华为董事会上提出华为新时代发展目标，未来10年内，不仅成为一家技术领先者，还要成为一家年营收入达1000亿美元的科技公司，与思科、惠普、IBM等西方科技巨头并驾齐驱；12月，任正非在华为内部论坛发布《一江春水向东流》文章，宣布实行人人股份制，在华为股份中，任正非只持有不到1%，其他股份都由员工持股会代表员工持有。华为股份只给那些为华为效力的人，这种体制设计，为全球独有。

2012年5月，再次进行大量投资，招聘国内外大批云计算研究专家。投资对象是香港科学院，他希望建立“诺亚方舟实验室”。7月，任正非进入实验室，在座谈会议上，表达对未来发展的设想和规划：诺亚方舟实验室要面对信息洪流的冲击，解决信息收集、处理、挖掘和分析等多方面挑战，构筑华为技术优势，成为ICT领域领先者，要有新思想、新理论产生，为华为找到信息洪流中的诺亚方舟；华为全年营收154亿元，任正非另拿出125亿元作为年终奖，15万华为员工人均年终奖达8.33万元

2016年5月30日，作为民营科技企业家代表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言，表示：“未来二三十年人类社会将演变成一个智能社会，其深度和广度我们还想象不到。华为已感到前途迷茫，找不到方向”。

2018年3月23日，卸任副董事长，另当选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CEO；2020年4月，卸任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2019年1月28日，美国司法部以银行欺诈等23项罪名起诉华为。同一天，联邦调查局（FBI）突袭搜查加州华为实验室；5月16日，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之后，华为最大美国供应商伟创力全球停产华为设备，总价值约7亿物资扣留不发，英特尔等至少9家华为合作商遵照美国禁令逐步实施封锁，谷歌中断向华为提供未来Android更新版本，亚马逊日本停售华为，微软撤销华为Windows许可证，Facebook停止让华为预装其程序。FBI、商务部、白宫等美国公器全上阵，从基础元件、存储、芯片到操作系统全面断供，美国举国之力围剿华为。

任正非宣布华为进入战时状态。其后几个月，上演教科书级企业自救：

第一，定军心。2019年3月，任正非带领徐直军、郭平、余承东等高管举行“军团作战”誓师大会，鼓励全员打赢这场翻身仗；4月，华为踩点发布史上第一份季报，手机发货量一举超越苹果坐稳全球第二；5月，宣布海思芯片“转正”；6月，以201万年薪打响天才招募计划；7月，任正非把一架千疮百孔的战机做成战旗，号召全员“为战胜美国一起战斗”；8月，发布鸿蒙；9月，Mate30刷屏。

第二，补洞。任正非操刀，华为数月内裁减48%研发部门，关闭几乎所有非主线无法称雄产品，全部工程师投入主航道研发，打主力战、尖峰战。

第三，媒体摄像头。2019年，任正非接受来自全球媒体的直播、群访、闭门会、咖啡对话，应对各怀心意的外媒和暗藏机锋的提问。

2023年3月28日，在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第四届持股员工代表会上，当选为新一届董事会董事。

2011年底，任正非公布华为实施“轮值CEO制度”，轮值CEO在轮值期间是公司最高行政首长。任正非认为，西方传统的股东资本主义，董事会是资本代表，使命是让资本增值，因此在董事会领导下实行CEO负责制，后者由职业经理人担当。华为的做法是授权一群“聪明人”做轮值CEO，在一定边界内，面对多变世界有权做出决策，是一种职责和权利的组织安排，而非使命和责任的轮值。轮值CEO利于企业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利于避免个人过分偏执带来的公司僵化，也利于规避意外风险带来公司运作的不确定性。

任正非于1996年初提出制定《华为基本法》，后经专家提升，四易其稿，终于形成1.5万字《华为基本法（草案）》，于1997年底正式颁布实施。以企业内部“法律”形式，将公司宗旨、经营政策、组织政策、人事政策、控制政策等科学概括，对公司未来发展全面规范。《华为基本法》构建了一整套适应华为未来发展需要的管理制度。这套制度具有以下特点：建立在理论思考基础上，排除了盲目判断和选择；遵循现代企业发展管理的一般规律，使用国际语言并与国际接轨；继承以往华为管理的优点和做法，保持华为独特的企业文化精髓。《华为基本法》在对华为经营管理实践进行理论概括的同时，还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作了全方位探索。

1990年，任正非提出员工持股概念，当时参股价格每股10元，以税后利润15%作为股权分红。此后，随着员工规模扩张和外部环境变化，华为实施了多次股权激励机制改革，股票分红成为华为员工收入重要一环；2000年，华为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华为新技术公司工会持有11.85%股权并入到华为公司工会，任正非独立股东地位第一次得到确认。华为将任正非所持3500万元股份单独剥离，并在工商局注册登记，他单独持有1.1%股份，其余股份全部由华为公司工会持有。这种由任正非与华为公司工会并立的结构一直延续下来；华为通过工会实行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均为公司在职员工或退休保留人员。员工持股计划将公司长远发展和员工个人贡献及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长远的共同奋斗、分享机制。

2020年，华为确定分红每股1.86元，分红总额400多亿元；2021年，华为拟向股东分配股利约614亿元，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数为131507人，参与人均为公司在职员工或退休保留人员，人均分红近47万元。

2022年，华为拟向股东分配股利约720亿元，分红总额相比上一年同比增加105.51亿元。

2023年，华为ESOP每股分红1.5元，税后15.3%，华为目前总股本约为513亿股，年度分红总额770.85亿元，至少惠及14万华为在职员工或退休保留人员。

居安思危是华为的生存之道。任正非是一位有忧患意识的企业家，对于生存危机，他始终保持着警惕。活下去，是华为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纲领性主张。从2001年IT泡沫破灭后，任正非一直高喊“活下去”，做好极限生存准备，并成功化解危机，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冬”。为了活下去，华为奉行“长期主义”，每年把营收10%以上用于研发，在华为极度困难情况下，研发投入仍有增无减。任正非说：“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胜利有三种：机会主义者只能得到暂时性胜利，实用主义者会获得阶段性胜利，长期主义者才能赢得持续性胜利。

华为长期坚持管道战略，通过管道来整合业务和产业。任正非华为管道战略中的管道是一种面向技术视角、产业视角用来承载信息的数字管道体系。如果拿中国水系来做比喻，那么在这个管道体系中，网络终端（如手机）就像水龙头，只要水龙头一开，水（信息）就能流出来，信息就可以不断产生，并提供给消费者消费。企业网络相当于支流和城市管网，企业数据中心就像水库，支流越宽，城市管网铺得越好，那么管道就可以收集更多的水，这个时候内部信息交换会更加频繁和发达，信息化程度也就越高。

任正非认为，应在技术上继续坚持“针尖战略”。所谓针尖战略，就是收窄战略面，发现价值高地，冲到最前面，进入无人区，避免与他人产生利益冲突。华为在互联网思维的诱惑面前拒绝盲目铺开摊子，将“在针尖大的领域里领先”作为既定战略，可以更好地在组织变革中“提升作战部队作战能力”。

以客户为导向，用诚信铸就品牌。任正非认识到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从企业活下去的根本来看，企业要有利润，但利润只能从客户那里来。华为生存本身是靠满足客户需求，提供客户所需产品和服务并获得合理回报来支撑；员工要给工资，股东要给回报，天底下唯一给华为钱的，只有客户。

任正非鼓励员工努力工作，尤其是研发部门。华为中国研发人员每年工作时间是欧洲研发人员的两倍，但成本却低至1/6。由于工程师长期加班，因此干脆睡在办公室，华为也因此诞生了著名的“床垫文化”。与“床垫文化”相辅相成的是高薪。华为一开始创业，就以比照外资的高薪，去吸引相信“拼命”就能翻身的年轻人。新员工还没到华为上班，员工到华为的火车票、行李托运费、火车站到华为的车资，全由公司埋单。正式工作之后，华为不只薪资比其它公司有竞争力，员工还有大笔股票分红，分红甚至比薪水还多。

任正非强调华为的创新要围绕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目标，不要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根据价值理论，采取聚焦战略，把资源投入到企业主航道。

任正非认为，灰色是人的本色，事的本质，物的本源。以灰度看待人性；以灰度看待人才；以灰度培养与选拔干部；以灰度看待未来；以灰度看待企业的治理；以灰度看待企业中的关系；以灰度看企业成长；以灰度把握经营管理节奏；以灰度看企业的战略制定与实施；以灰度洞察商业环境。

1996年起，任正非开始酝酿起草促《华为基本法》。《华为基本法》的出台，使华为在遇到各种各样挑战和诱惑时能够有一个正确导向，在面临前所未遇问题时，各级员工也清楚地知道如何开展工作，而不是坐等上级指示。

1997年，任正非开始谋划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系统规范化变革。在咨询公司美国合益集团帮助下，华为逐步建立并完善了职位体系、薪酬体系、任职资格体系、绩效管理体系，以及各职位系列的能力素质模型。在此基础上，华为形成了自己成熟的干部选拔、培养、任用、考核与奖惩机制。

1998年，任正非力主华为花费上亿元与IBM合作，在IBM及旗下咨询机构普华永道帮助下，建立流程化管理。任何产品一经立项，就随即成立由市场、研发、服务、制造、财务、采购、质量等人员组成的“混成团队（PDT）”，对产品整个开发过程进行管理。通过服务、制造、财务、采购等后端部门提前介入在产品设计阶段考虑到后续需求，以及对产品整个寿命周期投资回报率的测算。产品一经推出，全流程各个环节都做好准备，以确保随时满足客户可能出现的任何需求。

任正非认为，领导者必须关注繁华背后的腐败以及占山头，当一个山头顶起来，马上削下去，否则只会有越来越多的山头主义，最终瓦解全部。2004年，华为在美国咨询公司帮助下建立轮值主席制度，八位领导者轮流执政，任期半年，后来这套制度变成轮值CEO制度。

任正非在华为内部推出导师制度，员工签署正式工作合同后，老员工就会成为一个或几个新员工的导师，负责新员工的传帮带以及绩效考核；新员工需要辅助老员工进行必要的项目管理。

任正非注重职业发展中通道设计模式，通过级别晋升制度化解竞争中框架空虚问题。新员工在级别资格认证中，只有在某个专业级别中取得某种成就以后才能获取升级，每一名员工拥有至少两个升级通道，既可以选择技术部门，也可以选择市场或其他部门。

2020年7月29日，任正非带队先后访问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访问期间，他就基础研究、产学研结合、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9月17日，到访中国科学院，与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举行工作会谈。座谈中，任正非称希望与中中国科学院在现有合作基础上，向基础性科学技术前沿领域拓展；18日，访问清华大学，与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举行座谈，围绕基础研究、学科交叉、增进合作等展开交流；12月7日，与山西省委书记楼阳生、省长林武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省企战略合作进行交流。

2022年4月10日，与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凯在深圳举行工作会谈，就“十四五”期间深化多领域全方位合作，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建设开展务实交流；6月14日，与山西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韦韬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举行工作会谈，并出席华为煤矿军团全球总部暨山西区域总部项目落地签约活动。

2024年2月28日，安徽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考察，期间参观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坂田基地，任正非与安徽省委书记韩俊，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举行工作座谈，就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作了交流。

2017年1月，任正非在成都就四川省政府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署协议，双方在信息通信技术研发中心建设、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信息安全产业、智慧城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智能制造、新业态培育、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信息通信技术开放合作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十个方面进行深化合作。

2018年5月14日，与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会共同出席重庆市政府与华为公司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将以智能产业、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发展和智能化应用为重点，围绕智能终端、智能超算、物联网、软件开发、物流云平台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2021年2月9日，任正非与时任山西省委书记楼阳生共同为智能矿山创新实验室揭牌。实验室由山西省人民政府、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成立，旨在利用工业无线控制网络、云计算等信息通信技术，助力山西实现煤矿提质增效、提高煤矿本质安全的目标，促进山西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信息化发展。

任正非的祖父名叫任三和，来自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黄宅镇任店村。在任店村，任姓是个大姓。任三和是任店村的能人，他有一门在黄宅镇远近闻名的手艺——制作金华火腿。那时的任家虽非大户，也着实衣食无忧。

任正非的父亲任木生自幼聪慧、好学、善学。1931年，考上北平民国大学经济学专业，这一年局势骤变，日本入侵东北。任木生和青年学生参加各种救亡运动。在动荡时局下，父母相继病逝，任木生辍学回家，在一所普通职业学校任教，以维持生计。后来在同乡介绍下任木生来到位于广州的国民党412军工厂工作，任会计。他私下里宣传抗日，组织讨论会，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并追踪抓捕他。任木生不得不离开家乡，南下贵州开始自己的后半生。任木生在贵州再执教鞭，还结识了任正非的母亲——程远昭。程远昭虽然是山里长大的姑娘，却在父母支持下念完了高中。结识任木生后，受其影响，开始自学，最后成为一名数学老师。

任家兄妹7人，任正非排行老大。全家9口人靠父母工资维持，吃饭实行分饭制，都有份，但都不多。任正非上高中时，常常饿得心发慌，却只能用米糠充饥。任正非结婚时，拮据的家境仍未改变。创办华为后，任正非和父母、侄子住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里。

任正非很少公开露面，甚少接受媒体采访，从不参加颁奖典礼，不向任何圈子靠拢。谢绝担任一切社会职务，不参加任何评选、颁奖活动，并多次谢绝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职务。

1983年，任正非告别军旅生涯，试水商海，转业至南海石油集团，妻子孟军在这个公司身居高位，任正非报到后被分配到集团下属子公司当副经理。当时国内对于电视机需求非常大，任正非决定从这个项目中打开缺口，他带着几个同事去谈一笔电视机贸易，遇到了一个骗局，被外贸公司骗走200万元人民币。意识到被骗之后，任正非想尽办法追回这200万，但讨债难如登天。这件事给单位造成巨额损失，他在南海石油集团的职业生涯岌岌可危。追款追了一年，其中绝大部分被追回，减少了损失，但仍被南油集团开除。

李一男，15岁时考入华中科技大学，23岁获得硕士学位后进入华为。仅用4年时间，27岁的李一男就成为华为技术副总裁，被视为任正非“接班人”。2000年，任正非和李一男争吵后，李一男带着华为1000多名骨干离开，创立港湾公司。李一男开始与华为对抗，并与美国资本合作，采取各种手段挖走华为许多核心人才。任正非迅速采取行动，将港湾网络公司告上法庭。2006年，华为收购港湾网络，李一男再次回到华为，继续担任副总裁。不到两年时间，他跳槽到百度担任CEO，之后创立小牛电动车。2015年，李一男因涉嫌内幕交易被判入狱。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100位改革先锋获得党中央和国务院表彰，任正非并未进入受表彰人员名单。在接受央视《面对面》访问时表示，是其主动放弃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对象称号。

2019年5月18日，任正非接受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采访，对美国禁令首次进行了回应：我们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华为的增长速度预计会放缓，但仍将是局部的。2019年销售增长率可能降至20％以下；同时，任正非也对美国政府亮明了态度：我们不会按照他们的要求更换管理团队或者接受监视，华为不寻求仲裁，也没有考虑求助。接二连三的威胁贸易伙伴的政策让企业不敢再冒险，同时美国也将失去信誉；对于手机等业务的影响，任正非强调：半导体不卖给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很早就做了准备。华为旗下海思半导体公司，正在继续推进自主研发；对于在美国本土生产5G设备的可能，任正非进行了否决：即使美国请求我们在那里生产，我们也不会去。

2019年12月，任正非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采访，回应对于孟晚舟事件的看法及华为计划采取的应对方式等。

关于孟晚舟被捕事件，任正非称在2019年5月之前，都一直认为是意外或误会。直到美国发了“5.16”实体清单制裁禁令，任正非意识到孟晚舟是被作为一个政治抓手，是美国的政治干预，美国想以此作为筹码来打击华为，最终目的要消灭华为。加拿大夹在美国和华为中间，蒙受损失，华为也没有因为孟晚舟事件而停止在加拿大发展，反而希望通过孟晚舟事件的解决，推动中加两国走向正常化，也希望两个国家紧张局势得到缓解，恢复正常合作关系。

对于通过签订和解协议释放孟晚舟的方式，任正非认为，和解的前提是搞清楚事实和证据，考虑和解不等于接受认罪协议，这是原则问题。

经历此次事件，任正非表示，这会对孟晚舟意志产生提升，他不会因此将孟晚舟作为华为接班人。“担负华为这样一个技术公司领导人，要有战略洞察能力，可能需要洞察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远的时间，判断社会或者公司发展方向，领导人需要有技术背景，孟晚舟回来还是继续做CFO。”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新增多条“姚安娜”“姚思为”等商标信息，国际分类涉及教育娱乐、机械设备、科学仪器等，申请日期为2021年1月25日，商标状态显示为“商标申请中”；2021年2月3日，华为在内部心声社区发布《关于公司代理姚安娜商标注册的几点说明》，说明称，“社会上有些公司或个人恶意抢注姚安娜商标，我们不得为之”，“任正非是第一次公权私用，为此向全体员工道歉”。

“世界电信设备供应商未来三分天下，必有华为。”

“投降没有出路，从来亡国奴就是任人蹂躏。华为整个公司嗷嗷叫，不怕谁。我们有能力自己站起来，不做亡国奴。”

“如果动不动就吓唬一些国家，吓唬一些公司，动不动就抓人，谁敢到美国去投资，税收创造的优越环境就不能发挥出作用。”

“你最近进步很大，从很差进步到了比较差。”

“自我批判、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做个踏踏实实的人。”

“此人如果有精神病，建议送医院治疗，如果没病，建议辞退。”

“加班无底线，发钱无上限。”

“只有华为不做的，没有华为做不成的。”

“我个人与任何政府官员没有任何私交关系，没有密切的工作伙伴；与中国任何企业家我没有往来，除了联想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在20年中有过两次交往外；也没有与任何媒体任何记者有交往。我个人的私人生活很痛苦，非常寂寞，找不到人一起玩。和基层员工离得更远一些，为了公司能够平衡，我得忍受这种寂寞，忍受这种孤独。”

“我为什么不见媒体，因为我有自知之明。见媒体说什么？说好恐怕言过其实；说不好别人又不相信，甚至还认为虚伪，只好不见为好。因此，我才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并不比优点少，并不是所谓的刻意低调。”

“长远看国家的发展要解决教育问题，搞好教育一是要差异化，天才都是从少年中产生的。中小学齐步走、同质化教育，把天才给埋没了。不要过分强调‘起跑线’，不要同质化。”

“面对美国的制裁和打压，华为会越来越困难，但华为也会越来越兴盛。”

“美国的先进文化我们还是要学习的，我们从来没有说‘打倒美国’。华为也在做一些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离不开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没有好的基础教育就培养不出顶尖人才”

“我们国家要重视那些不能直接创造价值的人。不能直接创造价值的人，也要让他过上体面的生活。没有体面生活，谁都不会去创新，那只能跟着美国后面去跑，这个国家永远都不可能领先世界”

“人才培养应该实行双轨制。每个人都有自学的能力，但还需要受到良好教育。”

“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上，算得上是商业天才的有一个任正非。”（经济学家张五常评）

“最欣赏任正非，第一，不嚣张；第二，不夸张；第三，有理性；第四，实实在在地把钱投在了该投的地方。”（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俞敏洪评）

“任正非是北非之狐，藏而不露对外面是非常低调，他如果搞房地产一定非常非常棒，但不一定比我强。”（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评）

“任正非的胆量和气魄是我所没有的。我不见得全都同意他的做法，但他确实了不起。”（联想控股名誉董事长柳传志评）

“我觉得任正非非常非常了不起，他是一个从传统的、套利型企业家转向创新企业家的人，中国这样的企业家不多。”（经济学家张维迎评）

“43岁下海创业，53岁产品走向世界，63岁完成企业转型，72岁为世界定行业标准。30年，他把一个作坊变成震惊世界的科技王国，形成了一套可成为经典的管理模式。他是企业家，也是思想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卓越的全球眼光，使他和他的企业成为令全球尊敬的‘教父’和典范。”（2016年度“中国绅士”颁奖词）

“任正非是一个为了观念而战斗的硬汉。”（《时代周刊》评）

“任正非是一个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人物，却是国际上最受人尊敬的中国企业家。”（《福布斯》评）

“中国从来就不缺企业家，但从来都缺真正的商业思想家——在当代中国，任正非应该算是一个。”（《中国产经新闻》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