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体名。亦单称传。是一种常见的文学形式。主要记述人物自传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另一类属文学范围，传记作者在记述传主事迹过程中，可能会渗透自己的某些情感、想象或者推断，但和小说不同，传记一般不虚构，纪实性是传记的基本要求。

1 记录某人生平事迹的文字

2 一般传记性著作,尤指作为一种类型的这类著作

传记类著作领域

1. 经书的注释。

《汉书·元后传》：“‘五经’传记，师所诵说。”

南朝 梁刘勰 《文心雕龙·总术》：“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

章炳麟 《国故论衡·明解故下》：“传记有古今文，今文流别有数家，一家之中，又自为参错；古文准是。”

2. 泛指记载的文字。

《汉书·东方朔传》：“因留第中，教书计相马御射，颇读传记。”

唐 韩愈 《南海神庙碑》：“考於传记，而 南海 神次最贵。”

宋 张淏 《云谷杂记》卷四：“ 秦 汉 以前，箭矢已通称， 魏 晋 以下，见於传记，不可具纪。”

3. 文体名。亦单称传。记载人物事迹的文字。一般由他人记述，亦有自述生平者，称“自传”。传记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是以记述翔实史事为主的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另一类属文学范围，以史实为根据，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描述。

明 郎瑛 《七修类稿·诗文·济颠化缘疏》：“﹝ 济颠 ﹞至今相传之事甚众，有传记一本流于世。”

清·田兰芳《蓬莱（袁可立别业）纪胜杂体小引》：“岂非以传记留传，昭然可据，遂谓古或异于今，故如是耳。”

姚华 《论文后编·目录上》：“析言纪传，记志，总曰传记之属。”

赵树理 《实干家潘永福》：“我对他生平的事迹听得很多，早就想给他写一篇传记。”

包括一般的传记、自传、评传、人物小传、人物特写、回忆录、年谱、小说化的传记，等等。

“实用类文本”中的人物传记，是遵循真实性原则，用形象化的方法记述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风貌及其历史背景的一种叙事性文体。其文体特点是真实性和文学性。其中，真实性是传记的第一特征，因为传记叙写的是历史或现实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有真名实姓、居住地点、活动范围等，写作时不允许任意虚构。但传记不同于一般的枯燥的历史记录，它又具有文学性。它是写人的，有人的生命、情感在内；它通过作者的选择、剪辑、组接，倾注了爱憎的情感；它需要用艺术的手法加以表现，以达到传神的目的。

从叙述人称看，传记可分“自传”和“他传”：前者是作者自己撰写的，后者是他人撰写的。

从表达方式看，一般的传记以记叙为主，还有的传记，一面记述人物的经历，一面加以评论，记叙与评论各半，这种传记则被称为“评传”。

从创作方法看，有的传记以记叙翔实的史实为主，用语比较平实，称为“历史性传记”；有的传记多用形象化手法，描述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风貌及其活动的历史背景等，以史实为依据，但又不排斥某些联想性的文学描写，称为“传记文学”。

“志属信史”，志传和史传一样，必须真实可靠，符合历史事实。对人物的记述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是一，二是二，功是功，过是过，不虚构渲染，不隐恶扬善，不拔高溢美，不贬责降低，据事“直书”，做到人真、事真、言真、情真、形象真，以真取信，以真感人。只有做到“情真而不诡”，“事信而不诞”，才能有益于人，传之久远。

从人物的复杂性中对人物作出公允的评价。历史是绚丽多彩的万花筒，历史人物有其复杂性。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大量的历史人物功过渗合，斑瑜互见。有的人功大于过，有的人过大于功。因此，我们对历史人物要全面研究，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地看人物的好与坏，功与过，决不能因为一个人后期不好，就把前期的功劳一笔勾销，也不能因为做过一些错事，就把其他方面的贡献全部抹煞，而是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司马迁写《淮阴侯列传》对韩信的军事才能是满怀激情的描写，但对韩信早年的“无行”、“不能治生商贾”、“食从人寄食饮”、“俯出胯下”却并没掩盖而是直书，读者读后反觉真实可信。所以我们写人物传记，一定要从当时社会历史的客观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记载和评价历史人物，真实地反映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要达到上述要求，一要选材典型。编写人物传要在概括人物全貌的同时，选择重大的有代表性的最能反映人物特征的事件详细记述，把不能表现人物特征的事件摒弃或一笔带过。从各种素材中加工、提炼，选择最能表现人物主要性格特征的典型事件来写。这些典型事件，往往是人物一生的关键所在。写好这些关键之处，不仅可以表现人物一生的主要功罪，而且可以显示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和蔺相如都是赵国封建统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司马迁为了要表现廉颇、蔺相如的主要性格特征，不是给他们各开一张履历表，而是选择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件事来写。这三件事反映了两种矛盾，一是秦赵两国之间的矛盾，二是廉蔺两人之间的矛盾，前一个矛盾发展的后果，是构成后—个矛盾的原因。通过这两对矛盾冲突，廉颇、蔺相如的主要性格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同时秦赵争夺和氏璧以及渑池之会两件事，实质上是秦赵两国统治阶级两次实力较量，是秦国大举进攻赵国的前奏，所以选择这两件事情，也显示了历史发展进程的特点。

写大事固然重要，但对细节描写也不可忽视，有时人物的性格特点往往在一些细节中表现出来。茅盾说：“善于描写典型的作家，不但用大事来表现人物性格，而且不放松任何细节的描写。”恰当地记述小事，能见微知著、增强传记的可信性和感染力，甚至预示着人物日后的发展。如《史记·陈涉世家》，开头写了这样一个细节：陈涉为人佣耕时，曾对同伴说：“苟富贵，无相忘”，并十分自负地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个细节，看来或许并非必要，其实对描写人物来说，却有助于展示人物思想脉络，写出人物前后一贯的性格史。写陈涉少时就有鸿鹄之志，所以后来才发展到大泽乡起义。写陈涉少时就把别人比作微不足道的燕雀，所以称王后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把早年同过患难的老朋友也杀了。这是他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思想根子却早就种下了。

二要叙行录言。思想支配行动，行动表现思想。人物思想性格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行动也就不一样。记叙人物行动，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的重要方法。因此记叙人物，要选择那些最典型，最能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行动来写。例如在《吉鸿昌传》中，作者记述吉鸿昌在1931～1932被迫出国期间，为了反对美国歧视华人，特意在自己胸前佩带“我是中国人”的牌子。这个细节的描写，表现了吉鸿昌高尚的民族气节，也体现了他的个性特点。又如《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在巨鹿之战的巨大胜利之后，叱咤风云，诸侯惧服。作者通过项羽召见侯将，侯将“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的动作描写，反衬出项羽骄横不可一世的性格。可见动作的描写对记叙人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了具体的行动，才能生动感人。“言为心声”。人物的思想、感情、愿望、要求，无不表现在他们的语言中，因此选择人物的典型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如《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见秦始皇出游的壮观时说：“彼可取而代之”。而《史记·高祖本纪》写刘邦看到这种壮观时却说：“嗟呼！大丈夫当如此。”尽管他们两人的话意思都是羡慕帝王，但却体现了两种不同性格。 　人物的诗作、著述（包括文章、书信、日记）和话语一样，是人物思想境界的高度凝结和表露。无不凝聚着人物对客现事物的认识、主张以及所持的态度。恰到好处的引用一些人物的诗作著述，对写活人物，突出性格也是不可少的。

三要讲究文采。人物传虽不能偏向华丽的词藻，繁琐的描写，多余的形容，曲折的情节。但语言生动形象，用词精当贴切，句子流畅，层次分明，布局合理，一句话，文采还是必须讲究的。 　虽说史志中的人物传记与文学中的人物传记有区别，前者完全是根据历史事实，不允许任何虚构，后者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但是，在需要生动因而需要文采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因为传者，传也。立人物传记就是为了传于后世，为了“记一方之言，激千秋之爱憎”为了“鉴人明事”。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见讲究文采，也是史志中编写人物传记应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马克思要求人物传记应当写得有“强烈色彩”、“栩栩如生”。恩格斯认为人物形象应当“光芒夺目”。《史通》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返，百遍无致”。在不影响历史真实性的情况下，史志崇尚文彩，文史并茂，引人入胜，还是必要的。因此，在写人物传记时，应当重视文字锤炼，讲究艺术手法。

传记在内容表述上忠于史实和抑恶扬善，是我国人物传记写作的优良传统，一直持续，这是各种形式的人物传记的共同的特点。但是，各种传记在表述方法上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首先，志传和纪传不同。一是“纪传”注重在文采方面，特别是在“词藻”上下功夫。有大量的形容词和修饰语，以增强传记的文学性；

二是“纪传”在撰写人物时虽然也以事实为根据，同时它又偏重于文学形象的刻划。使历史传记同文学传记合为一体，这就不能不使人物历史的真实性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

三是在“纪传”文章的最后都要加上一段评语，如“太史公曰”、“赞曰”等等。作者公开站出来对人物进行评价。

以上三点在“志传”中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其次，志传与史传不同。有专家从“志属史体”出发，进一步指出方志传记与历史传记是一样的，属于同一种体裁——史体。但史传可以史论结合，有史有论，志传不能议论，是“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史传手法多样，可以夹叙夹议，也可以先议论、后记事，或者先叙述后议论。而志传只能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功过。

人物的善、恶、美、丑则需要通过叙述反映出来。应该说志传别于史传，因此在志传的写作中，文字运用就要仔细地斟酌，对传主的是非不能明断，但又要让读者从字行间看得出来。

明 黄道周

【明大司马袁可立（1562--1633），字礼卿，号节寰，睢州（今河南省睢县）人，先世安徽凤阳府颍州人。袁可立中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以子枢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天启二年为登莱巡抚，主持辽务多年，参与并指挥明清战争。以智取策反收降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在任上积极为毛文龙请饷募兵，后因奉旨指斥毛文龙贪功冒饷又为毛所嫉恨。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天启末以虏情危急起兵部左侍郎，反对袁崇焕议和，注重加强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三年后袁崇焕获罪遭杀身，然毛文龙被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渐次瓦解，致满人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黄道周曰：“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

天启三年，属国朝鲜弑君篡权，袁可立严词质责，并牵及朝鲜勾通倭寇等旧事。五十年后倘为朝鲜君臣所忌恨，在清朝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曾派专使来中国在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都有记载。由于清朝对建州史讳莫如深，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所有传记史料均遭删削，袁可立、毛文龙、刘兴祚等辽战敏感人物《明史》皆禁不立传，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因载有董其昌所撰《节寰袁公行状》竟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

袁可立正直敢言，是晚明少见的干练之才。二十八岁弹劾炙手可热的应天巡抚李涞，平反苏州太守石昆玉冤案。以御史巡视西城，抗旨斩弄臣，惩办权贵；因直谏触帝怒，削职为民二十六年，史称“震门之冤”。泰昌立，起袁可立自民间，官拜兵部左侍郎，廷推南都户部尚书，改兵部参赞机务，因公开反对魏忠贤再遭罢官。皇帝念可立登莱劳，授兵部尚书，特准驰驿乘传归。

天启四年春，登州巡抚即将离任，作《观海市》诗，描述海市生动真实，为海天增色。晚年崇道，在睢州建袁家山，是豫东现存最大道场，《道藏辑要》所记最详，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善诗文，受清朝文字狱所累，多所毁失。

《节寰袁公传》文录自台湾文献丛刊明末著名爱国主义学者黄道周的《黄漳浦文选》，内容详实可考，能补清人修撰《明史》之偏见和不足，为明清史研究者不可多得之资料。另见孔贞运《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倪元璐《袁节寰大司马像赞》等，可作更全面之考研。】

史周氏曰：呜呼！二正之际，与阿柄者难言之矣。方其时，室有凝阴，野有亢血。鸱虏号于其外，枭藩伺于其侧，堂奥之间，疑檄不绝。然值天子英武，练于情事，絫泽所参，众志如结，二三贤士大夫黾勉戮力，柴叔舆以质实匡襄于先，于廷益以骏烈克巩于后，吴永清、罗学古之徒咸将助竭蹷也。

康陵时，人才方兴，庭径各别：许季升瞻遐瞩幽，清气见于禁旅；何世光调停折冲，权用究于天宰；王德华、彭济物昂低殊态，而裁酌当心。诸常侍即纵横，爪牙自竖，要如蟠蟒学虬，未有吞海之意。诸君子上视王鈇，下祝鼍鼓，乘熟而落之，掇如也。

至于魏崔，岸谷所渐，渎岳易势。北牙擐甲之士，雄于猰□，天偷斯难，以养外患。智者不能谋，勇者不能断，慈者不能卫，义者不能决，赖圣人特起而后天下晏然。计其时即有于廷益、罗学古之才，王德华、彭济物之健，删杰就厌，则中门近关，两窦其选矣。然且诸君不能。

予观古人尚哲简戆，因事蝉脱，如季札、蘧瑗、晏婴、乐毅之流，皆值祸难飘然，有以自立。逮于东汉，怀鸩捣椒，以死相勉，以为春秋之义与易殊旨。间有挂冠拂衣，盖亦疏逖无甚系着意而已。至乘朝车、执宫戈、桓桓德心者，皆有重寄。

舍命豹袖之下，即独行安之，如张然明、皇甫义真其人矣。张然明破诸羌，静幽并，耻为王曹所卖，发愤申陈窦之冤，卒不得为三公。皇甫义真荡黄巾，破梁州贼，征赴城门，赖其子坚寿以免，虽卒为三公，亦不大竟其志。

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

袁公可立字礼卿，以英年成进士，理苏郡报最，召入西台，抗疏归。

二十六载始出，仗钺治登莱军。于时辽左新溃，三韩余众大东焉，依东人，遇辽众，不相主客，时时夜惊，赖公抚绥无事也。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

公出登莱时，莲贼初在金乡，猝与遇，单骑麾之，败麇散去，徐用登师捣其后，是以有兖东之功。

于时毛文龙诪张于岛上，刘爱塔恫疑于沓渚，熊王之案持于内，崔霍之交盘于中。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又猝有朝鲜废立之事，公毅然请讨。既而李倧衔太妃命，称李珲通□失国人心，改步自赎也。公因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是以东事一视公。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为□陷。凡公所发轫者，率视旋辙为重轻如此。

公在登可三载，七疏归，归而魏焰益肆。

孙枢辅滞塞外，久请陛见,中外汹汹，以为志在君侧。而公方有绿野之乐。居亡何，以□警起公为少司马。公久在东疆，于诸大丑变态甚悉，政府欲借公为功。

公既至中朝，观诸侯动静，邑邑不乐也，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以此失魏崔欢。

天子犹念公海上劳，予加衔致仕去。盖是时致仕者若凤□，以为奇表矣。

熹朝上宾，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恳辞不受，时论韪之。

凡公值事，多长算，得大体，洞于要会。方为苏理时，湖州董宗伯以厚赀为乱民所窘，哄甚，两台檄公解之。公至，即博收讼牒下各县以杀其势，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事遂定。

又值倭警，吴中豪子弟王士绣、乔一琦辈驰骤自命，怨家诋为不轨。 两台急诇之。公独谓是狂生，无他。卒谳不得实，乃已。众谓公长者也。

及在登莱，方元宵宴客，有传辽将李性忠与张尔心谋叛者，诸监司怖甚。公徐命小队阿殿过沈帅问曰：‘李性忠固公所用人，令何状’？沈帅百口保其无他。公曰：‘吾固知其无他，但且令释兵柄安坐耳’。于是公之整暇再见之矣。

又公为苏理时，以汛期出海澨。有李弁者邀公饮，示二倭刀。公谛视还之。后半载，报海上擒倭二十人，覆夷器，则三刀俱在。公心疑之。亡何而琉球贡使至，称数月前有飘舟坠此岸，出其人视之，则皆琉球也。众咸谓公神明。

及在登莱，毛帅盛自诩满浦昌城之捷，用兵不满千，不遗一矢，伏炮机发，使□自践藉，人马腾踏死者四、五万。公心疑之，移文东江审其颠末。毛帅以是恨公。公固谓海上去天远，臣子勿欺，何厌详者。于是公之练达再见之矣。

又公为苏理时，郡守石昆玉以廉直忤中丞。中丞露章劾之。事下四郡。四郡推公秉笔。公伸牍尽雪其冤。同列为缩项。 公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诬贤太守’？谳成，对中丞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众咸谓公强项也。

及在御史台，值他御史触上怒，将廷杖，诸御史诣政府乞伸救，辅臣以上意为辞。公于末坐抗声曰：‘特相公不肯耳’！辅臣拂然，廉知为公。先是雷震景德门，公上疏陈阙政，如郊祀、讲朝六七大事，章未下。 政府用是谪公，再收再黜，以底于削甚哉！救之罔效也！

公既用，久踬复起，当事者冀其少艾。公自谓老当愈辣。方在司马门时，会□□（老酋）死，袁经略遣僧吊赠，公力诋其辱国。一日，请权贵祗候乾清门，出声无律；公引咫尺之义折之，虽无所匡挽，而义形之意再见之矣。凡公精神着于为司李、御史时，即不跻台辅，其精神亦有以自见。

又当定陵镇静，以道法宥天下，四五十年间，留贤在野，怨咨不生，士去二正远，时以名教相厉，若不复知有延熹、建宁之事者。公以已丑理苏郡，乙未入西台，正当盛时，中贵出掖门，往往避骢。公一日视西城，有内珰杀人者，公辄按捶问抵罪。或语公：‘此弄臣，奈何窘之’？公奋曰：‘吾知有三尺，何知弄臣’！既上稍厌诸激聒，政府动以卖直沽名抑正论。公乃抗疏曰：‘近年以来，议论繁多，言词激切，致干圣怒，废斥者不止百十余人，概目为卖直沽名。夫卖直者退，则不直者进；沽名者斥，则毁名者庸。朝有不直、毁名之臣，则民生休戚、人品邪正，谁复为国家昌言乎’？疏上，夺俸一年。呜呼！国是所归，往往如此矣。

公多才艺，善持论，急主上之急，积精自卫，无闷毒，故在乱能免，居危不废。丙丁之间，天子贤达，士夫无出其右者。董先生曰： ‘公才兼数器，心运四虑，藉令一再出，不于毛帅、魏珰之时，得行其意，展四体，韩范之业，岂顾问哉’？又曰：‘公护名节，胜于功名。善刀而藏，见机勇退’。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

公先凤阳人。始祖荣以开国功为睢阳百户，因家焉。八世生公。生有异姿，广颡稀眉。七岁通毛诗、礼记。未三十联第，通百家书。安夫人妊时，数盥水，见金鲤荡漾盎中。及长，数有异兆，自知其名位所届。寿至七十有二卒。卒之前夕，有巨星陨西南，坠地有声。子枢博雅有胆识，为户部郎，别有传。

赞曰：溪子子贵洞，千将利断，桑榆决机，不以为晏。然明年有卒，义真不乱，道不可挠，还归其贯。廷益抱诚，噬膻曷及？济物微巧，扶绳缓急，刚柔之中，则有袁公 。 事不可调，睍视未穷。呜呼才难，睇彼东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