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年）法国哲学家。1859年10月18日生于巴黎。柏格森自对哲学、数学、心理学、生物学有深厚兴趣，尤其酷爱文学。1878年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81年获哲学学士学位，188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897年任高等师范讲师，1900年任法兰西学院教授，1901年当选为伦理政治科学院的研究员，1914年当选为该科学院主席，并被膺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以学者身份步入政界，历任驻西班牙和美国大使。1919年任法国政府文教最高会议委员，1922年担任国际联盟文化合作委员会第一任主席。

柏格森的哲学著作，不仅表达了他对当时产生巨大影响的哲学思想，而且表达的方式也

充满诗意，显示了卓越的技巧。在对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当论述到他的代表作《创造的进化》时，即说：“他创作出了惊人宏伟的诗篇……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中获得巨大的美感。”他的著作采用的不是哲学界通行的概念法或抽象法，而是在风格上不仅具有严谨和简洁，还充满了色彩和比喻，辞藻华丽，文体优美。

文学艺术在柏格森的哲学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文学艺术是一种特殊的东西，是一种持续创造力的最为丰富的证据之一。他的重要论著《笑》(1900)是和文艺思想关系最为密切的著作，在这一论著中，他运用他对生命、记忆和自我的理解，来解决“人为什么要笑”这个看似简单实际相当复杂的问题，从中也研究了喜剧的源泉。

亨利·柏格森在一八九七年的《创造的进化》中就已宣称，所有最能长存且最富成效的哲学体系是那些源于直觉的体系。相信他这番话，对柏格森体系的关注，便会立即显示出柏格森是如何丰富了直觉的发现，这种发现是通向其思想世界的入口。柏格森的学位论文《试论意识的直接材料》(1889)已显示了这一发现，提出时间并非是某种抽象的或形式的表达，而是作为永恒地关涉生命和自我的实在。他称这种时间为“持续时间”。与生命力相类似，这种概念亦可阐述为“活时间”。这种时间是动态的流动，呈现出经常的和永恒增长的量变。它避开了反映，不能与任何固定点相联系，否则将受到限制并不复存在。这种时间可由一种趋向内在本源的内省、集中的意识所感知。

与我们通常依钟表的运转和太阳的运行所测定的时间完全不同，这种时间是被精神和行为同时也是为了精神和行为所创造的形式。通过最精密的分析之后，柏格森断言它仅适于空间形式。该领域弥漫着数学的严密、确实和有限，原因区别于结果，智力涵盖世界的精神创造，环绕精神趋向自由的内在渴望筑起一道屏障。这些渴望在“活时间”里获得了满足：原因和结果在此相融，没有能被确实性预见的事物，因为确实性存在于自身单纯的行为中且只能为该行为所规定。活时间是自由选择和全新创造的领地，在此什么都只能产生一次，而绝不会以相同的方式重复。人格的历史在此诞生。这是使精神和灵魂(无论何种称呼)摆脱理智的形式和习惯，而能以内在视野感知自我本质和自我的普遍生命的真实。

柏格森在其纯粹的科学叙述中，并未谈及本能的本源——或许源自被熟练掌握和探究过的个人体验，或者源自灵魂解放的危机。我们只能推测上世纪末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生物学的沉闷气氛引发了这种危机。柏格森在这种科学的影响之下成长和接受教育，当他决计着手反抗这种科学之时，已在物质世界的概念结构领域掌握了非凡的武器，具备了必要和可观的丰富学识。当理性主义之网试图禁锢生命时，柏格森试图证明动态的流动的生命可以毫无阻碍地穿网而过。

在对决定论异常透彻的驳斥中，柏格森论证了普遍的知性(他称之为皮埃尔)不可能预知另一人格保罗的生命，除非他能够遵循保罗的经验、感觉、意志行为的所有表现形式，到了与之完全同一的地步，就像两个相同的三角形恰好重合在一起。要完全理解柏格森的读者，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与作者同化，完成精神的伟力与灵性的巨大需求。

追踪作者的理论流向是有意义的。当理智滞后之时，想像力和直觉便可张扬。要想判断想像力是否被诱惑了，抑或是直觉认知了自身而使其被确信，都是不可能的。无论哪种情况，阅读柏格森总会有莫大裨益。

在柏格森迄今为止权威性的著述《创造的进化》的叙述中，他创造出了惊人宏伟的诗篇、具有广博视界和持续力度的宇宙进化论，而且并未忽视一种严密的科学术语。要从他的透彻分析或深奥思想中得益或许是困难的，但是却可毫不费力地从中获得巨大的美感。

假如人们把它视为诗篇，它便呈示出一种戏剧性。世界被两种相互冲突的趋向所创造。其中物质在其意识中展示了下降的运动；第二种则是具有固有的自由情感和永恒创造力的生命，它不断地向知识的见解和无限的视界趋进。这两种因素相互混合，彼此制约。这种联合的产物在不同的水平上分支。

首先的基础差异见于植物和动物界之间，非动的和运动的有机活动之间。植物借助于阳光储存了从惰性物质中抽取的能量。动物则免除了这种基本努力，因为它可从植物摄取已经储存的能量并据需要同时、均衡地释放爆发力。在较高的阶段上，动物界在损害动物界的状态下维持生命，能以这种能量的聚集，强化自身的发展。如此，进化之道变得日益多种多样，其选择绝非盲目为之。本能随着器官的利用而产生。理智的胚胎期也已存在，但对本能而言智能仍是劣等的。

居于生命顶峰的人类，理智居于支配地位，本能作用则下降了，尽管并未完全消失，它潜伏于统一了活时间之流中所有生命的意识里。本能开始在直观的视觉中活动。理智的开发期显得节制而胆怯。理智的展示仅靠本能地以惰性物质中生长的器具替代有机器具，并在自由行为中运用它们的倾向和能力上。本能对其目标颇具意识，但是此目标极为受限。反之，理智受着极大风险的约束，却趋向无限广泛的目标，趋向为人类物质和社会文化所实现的目标。无论如何理智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风险，在空间世界为行为创造的理智，或许会因为从其生命概念获得的形式和对生命内在流动本质以及对统摄其永恒变化的自由保持沉默而歪曲世界映像。由此，在智力征服了自然科学的情形下，产生了对外在世界的机械论和决定论观念。 这是戏剧性的。创造进化论是开放的，人们发现自身被普遍生命的生命力推上了舞台并使其无可抗拒地行动，一旦达到了对自我的自由认识，能够推测和展望具有通向其他道路的无边领域的既往走过的无尽道路，究竟哪条路是人们该追寻的?

柏格森倡导的生命哲学是对现代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反拨。他提倡直觉，贬低理性，认为科学和理性只能把握相对的运动和实在的表皮，不能把握绝对的运动和实在本身，只有通过直觉才能体验和把握到生命存在的“绵延”，那唯一真正本体性的存在。“它使人置身于实在之内，也不是从外部的观点来观察实在，它借助于直觉，而非进行分析。”（《形而上学导论》这种体认、领悟实在的方法，在哲学史上叫做直觉主义。在《创造的进化》中，他还提出和论证了生命的冲动。“生命冲动”即是主观的非理性的心理体验，又是创造万物的宇宙意志。“生命冲动”的本能的向上喷发，产生精神性的事物，如人的自由意志、灵魂等；而“生命冲动”的向下坠落则产生无机界、惰性的物理的事物。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具有强烈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但它对种种理性主义认识形式的批判和冲击，对于人类精神解放确有重要意义，因而不仅成为现代派文学艺术的重要哲学基础，而且对现代科学和哲学也影响很大。同时代的哲学家詹姆斯·怀特海，文学家普鲁斯特，画家莫奈，音乐家德彪西等都对柏格森学说非常称赏。

柏格森的主要著作有《时间与自由意志》（1889）、《物质与记忆：身心关系论》（1896）、《笑的研究》（1900）、《形而上学导论》（1903）、《创造的进化》（1907）、《生命与意识》（1911）、《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1932）等。他的著作采用的不是哲学界通行的要领法或抽象法，而是在风格上具有孔狄亚克的严谨和简洁，又像柏拉图和培根的文章那样，充满了色彩和比喻，辞藻华丽，文体优美。

1927年，“为了表彰其丰富而生气勃勃的思想和的卓越技巧”，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高度评价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批判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机械论和决定论，解放人类思想方面的巨大意义，认为《创造的进化》是“一篇震撼人心的雄伟诗篇，一个含蕴不竭之力与驰骋天际之灵感的宇宙论”，“他亲身穿过理性主义的华盖，开辟了一条通路。由此通路，柏格森打开了大门，解放了具有无比效力的创造推进力……向理想主义敞开了广阔无边的空间领域。”（《颁奖辞》）

在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就已完成了从古典时代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因而现代性成为西方所关注与思考的重要问题。由于西方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提出来的，因而与宗教神秘和神本主义相对，它包含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两个方面，而这就决定了，西方的现代性在其起始阶段就涵括了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个方面。但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启蒙现代性成为现代性的唯一内容，从而使人走向物质化、片面化。柏格森哲学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西方走向现代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近代中国与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之间具有极强的相似性，这就为柏格森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并产生影响创造了前提条件；但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之间又不相同，其所背负的传统与她所面临的问题的差异，使得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在吸收利用柏格森哲学的过程中，又往往不能如其所是地对待柏格森哲学，而是按照自己的实用目的来任意地曲解柏格森哲学，从而使其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服务。而这也就构成了本论文所要研究的核心内容。

西方现代性的建构是其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而中国却与此不然，她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西方的催逼，是一种外发型的现代性，所以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就涉及到如何处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问题。李大钊、陈独秀等反传统主义者利用柏格森哲学强调创造进化的特点，证明中国的现代性必然是激烈的反传统，并且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学习与模仿；梁漱溟等新传统主义者则抓住柏格森对西方社会现实的批判，坚持认为以柏格森哲学为代表的生命派哲学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复兴的信号，所以，不但中国的现代性，而且世界的现代性都必将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复苏。中西调和论者试图在二者中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建立一条即中即西、不中不西的现代性，宗白华提出了融合说，朱光潜则主张距离说。但三者在对立的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着共同的问题：没有认识到柏格森哲学的过去本体论；认为现代性只有一种形态。

由于科学精神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近代中国要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就必须正确地处理好科学的问题。反传统主义者认为，柏格森哲学是建基于科学之上的，所以，以柏格森作为一个重要的例证，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也必须以西方的科学精神扫除中国的封建迷信。新传统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指出，柏格森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科学理性的批判，从而宣扬直觉的重要性，而直觉恰恰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宗白华与朱光潜则认为，理性与直觉由于适用范围不同，因而都有其重要性，所以，在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必须对二者进行恰当地汲取，而柏格森哲学所提供的正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人文精神的终极指向必然是人的自由，而这正是柏格森哲学关注的重点，这也就使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在探讨实现自由之路的时候，自然地与柏格森哲学建立起联系。反传统主义者一方面将自由看作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将其看作中国自强图存的手段。这样一来，个人自由在相当程度上就被忽视了，从而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最终导致与自由的悖离。新传统主义者与唯美主义者更加重视人的价值，反对人被当作一种手段，所以利用柏格森的意志自由理论，突出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反对以集体来压制个人。

在这种对柏格森哲学的不同理解当中，所蕴藏的是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设想。但由于他们对柏格森哲学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本身缺乏必要的分析，没有很好地将柏格森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导致了柏格森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疏离，因而并不能以柏格森哲学来解决中国建构现代性的问题。所以柏格森哲学在近代中国的没落乃是历史的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柏格森哲学与中国从此绝缘，柏格森哲学由于其所提出的问题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同时也由于中国已经处于现代的过程中，所以，柏格森哲学仍以一种非常隐蔽的形式存活于现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