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作战能力，是基于体系作战需要而构建的作战能力。

所谓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是指现代化军队以CISR等指挥信息系统为基础，融合各种作战要素、作战单元、作战力量和作战系统，以一体化联合作战为主要形式，以分布式作战为基本方式，在敌我双方体系对抗为中表现出来的态势感知、信息攻防、快速机动、精确打击、全维保障等整体作战能力，对于打赢信息化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

与传统战斗力相比，支撑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的两大基础：一个是信息系统，另一个是体系作战，二者不可或缺。信息系统是基础，体系作战是目的，为了体系作战而建立信息系统，反过来，信息系统的建立又推动体系作战能力的形成。脱离了信息主导的体系作战，不是当代战斗力生成模式意义上的体系作战；离开了体系作战的信息系统，也不是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意义上的信息系统。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信息系统主要是CISR等建立在信息平台基础上的联合信息环境，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指挥自动化系统。

其一，它是建立在互联网、物联网基础上的互通互联互操作的全球信息栅格，而不是控制一炮一弹发射的武器交链系统。

其二，它是建立在情报监视与侦察即是作战的理念基础上，可以融合、处理和分发陆基、海基、空基、天基传感器信息的态势感知系统，而不是传统的情报保障概念。

其三，它是一个能够实施网络攻防等信息作战，与有形的现实作战空间相对独立的虚拟作战空间，而不是仅仅是一个通信基础网。

说到底，CISR等指挥信息系统是为满足融合战场上一切作战要素的体系作战需要而开发的信息平台，能够打通从传感器到射手之间的路径，具有海量信息的处理、升级、自适应和进化能力的开放性框架结构，而不是人为的规定，更不是把几个独立的网络机械地拼在一起的“封闭”系统。

这里所指的体系作战，是指在信息化作战的条件下，双方基于信息系统的作战体系，为争夺有利态势，围绕制天权、制空权、制海权、制陆权和制信息权所展开的全系统、全时空、全要素的整体对抗。

首先，战场上的所有作战要素、作战单元和作战力量，必须基于同一的CISR等指挥信息系统作战。其实，这是体系作战能力生成的反过程。

其次，争夺有利态势成为焦点，实时战场感知成为关键。当一方无法有效掌握战场态势时，它就无法组织有效的体系作战。

再次，掌握信息优势，夺取制信息权，对于综合制权的争夺与控制具有决定性意义。

最后，作战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对抗，表现出高度的综合性。体系作战能力的生成遵循“木桶原理”，作战体系不同层次中存在的任何“短板”，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层次体系“崩溃”的隐患，成为自己或对手的“死穴”。这一点，与冷兵器战争时代游兵散勇作战能力的生成有本质区别。

世界近期局部战争表明，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关乎战场主动与战争胜负。适应新军事变革发展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不仅是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准备，也是推进国家信息化发展、提高综合国防实力的重要举措。

一支军队的体系作战能力必须与所处时代的战争形态相适应，与国家利益拓展需求相适应，与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相适应。没有抽象的体系作战能力。

作战体系的构建可以基于威胁，也可以基于能力，还可以基于效果。从作战能力出发，就是从国家安全需求出发。比如，对于我军来说，党和国家需要军队拥有什么样的体系作战能力，这就是作战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而国家安全需求来自国家利益的定位，包括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两个方面。对于当代中国军队，有效履行“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为国家和平崛起提供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最大的需求。从这个需求出发思考对手，思考我军应有的作战能力，再去构建我军各军兵种的作战体系，以遂行和完成相应的作战使命，这就是从安全需求→能力需求→作战样式→作战体系的思维路径。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军队的建设发展水平、作战能力以及发展趋势，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基本特征：

●具有先敌发现、先敌攻击的能力。精确打击、快速打击技术的发展，使目标从发现到摧毁的时间越来越短，“发现即摧毁”已经成为现实。对于进攻一方来说，“发现即摧毁”是一种能力，而对被攻击一方来说则是一种压力。这种能力和压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先敌发现、先敌攻击的一方占有绝对优势。按照博伊德的循环周期理论，判断“先敌”的标准是我方的OODA周期必须短于对方的OODA周期，或者说在我方采取行动之前，对方始终处于判断过程之中。

●具有全球全领土全空间作战的能力。这种能力需求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信息化作战在陆地、海洋、空天有形空间和电磁、网络、心理无形空间同时展开，没有这种能力无法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物流、人流、信息流全球交互，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文化利益全球分布，军队具备构建稳定格局，塑造有利态势，参与国际军事合作的能力，是国家利益向全球拓展的必然要求。

●作战功能的多样性和环境的适应性。安全威胁的多样性是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重要特征。现实的、虚拟的，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显现的、潜在的，核武的、常规的，传统的、非传统的，威胁方式多样，威胁形态各异，威胁手段五花八门。为保持国家安全态势结构的稳定性，军队必须拥有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任务的能力，保持作战功能的多样性和作战体系的环境适应性。这是实现国家利益目标过程中定然会遇到的，是军队绕不过去的使命任务。

体系作战的优势主要表现为：通过作战单元、作战要素之间的协同、互补，形成新的作战能力；通过决策信息的高度共享达成决策优势，并转化为行动优势；通过作战要素、作战单元的自适应和自同步，保证整个作战体系在受敌人攻击后仍然保持稳定，避免能力骤降或体系崩溃；通过动态组合具有特定功能的任务共同体，提高灵活、快速的应变能力。对上述规律的认识是形成新理念的内核，我们应当打破思维定势，努力实现观念上的“五个转变”：将机械化战争单一军种为主的合同作战转变为多军兵种联合作战；将以平台为中心转变为以网络为中心；将单元对抗转变为体系对抗；将重视火力转变为既重视火力更重视信息力和机动力；将重视数量规模转变为重视质量效能，从而为我军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体系作战能力的基础是信息系统，其物质依托是信息技术及其物化的信息化武器装备；其作用机理是信息力、打击力、机动力、保障力的高度聚合和精确释放；其制胜关键是信息优势的全程获取和整体功能的发挥；其表现形式是要素融合、效能倍增的整体作战能力。概括地讲，体系作战能力的总目标是情报预警、指挥控制、力量运用、综合保障的一体化，最终实现作战效能的最大化。因此，体系作战能力建设要围绕“互联、互通、互操作”根本要求，突出抓好一体化指挥信息系统、信息化武器装备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理论法规、体制编制和人才队伍等六大系统的整体建设，从而实现体系作战功能的高度融合，真正发挥体系作战的综合效能。

信息化条件下，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战法创新已成为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如何以信息系统为基础，形成强于对手的体系作战能力是信息化条件下战法创新的基本着眼点。

“技术上每进步多少，军事上就落后多少”。纵观联合作战发展的历史，有三个方面应当加以关注：一要打牢以高效能的信息系统为标志的建设基础，这是前提和保证；二要突出破击敌作战体系的“撒手锏”这个重点，这是核心和关键；三要兼顾“双重任务”的时代需要，谋划当前与长远。考虑到上述要求，我军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思路应当是“打牢基础设施、构建优良环境、突出四种能力”。基础设施是指直接支撑作战体系有效运行的信息基础设施，包括网络化信息传输、综合处理、应用服务和安全保障等功能；优良环境是指对作战体系的建设、运用发挥重要作用的外部环境，包括作战理论、法规制度、人才队伍、体制编制和联合训练等；四种能力即预警侦察能力、指挥控制能力、精确打击能力、综合保障能力。这是指挥体系作战能力的具体体现。

搞好综合信息系统的统筹协调，是保证体系作战能力沿着预定方向发展的基础。近年来，我军信息网络建设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但系统建设依然存在着分别建设、各自为政、各取所需、兼容性差、难以融为一体的突出问题。尤其在横向协调联系上，栅格技术标准和接口不统一，网络结构不合理，互操作能力弱，使军兵种间简单的互通型网络系统，难以向高度融合的互联互通型信息系统跨越。加强顶层设计，必须采取需求工程技术、体系结构技术、效能评估技术、建模仿真技术，对现有格局进行改造。首先，应特别强调体系结构技术和需求工程技术这两项核心支撑技术。同时，制定全军军事综合信息系统建设的规范和标准，建立由高层次管理机构与作战、装备、研发部门相结合的领导小组，形成顶层设计的长效机制。此外，还要充分考虑不同层次、不同军兵种的需求，以体系破击基本战法为主线，运用战争设计工程与仿真模拟手段，坚持改组、重建、保留相结合，清晰描述作战需求、系统发展和装备换代之间的信息交互关系，提出满足不同军兵种作战需求的系统结构和技术标准，使单一军兵种简单互通型信息系统快速升级，转变为高度融合的三军共享信息系统。

《军队信息化建设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军队信息化建设技术路线图”提出，对各类信息资源以及支持资源进行系统集成，提高网络“端到端”、“即插即用”、“按需分发”、“柔性重组”的能力。当前，信息系统建设弊端有三：网络系统在可伸缩、可重组、可替代方面与体系作战要求存在较大差距，不能满足作战地域全覆盖、结构功能重组合、设备损坏可替代的要求；信息系统与作战单元之间的接口单一，系统融合度不够，持续宽带动中通、信息对抗能力不足；信息系统与战场传感器、侦察监视系统和武器平台、诸军兵种作战平台之间耦合度低，缺乏有效铰链。因此，必须从物理集成、信息集成和应用集成三个层次入手，整合公共信息平台，通过子系统的功能优化、模块组合和数据铰链，统一系统接口、统一系统管理、统一与数据格式，依靠集成建设解决软件硬件的“异构性”问题。军队现有无线、有线、卫星、移动通信等，应尽可能与地方信息系统兼容，建立军地一体、纵横贯通、多路迂回的三军互联网。此外，还应通过开发数据库技术，整合资源，运用数据链将传感器、指挥中心、武器平台等作战要素融为一体，实现信息分发、指挥控制与武器系统的自动铰链，按照作战需求集成情报侦察、预警探测、指挥控制、火力与机动、综合保障等子系统，提高体系作战能力。

信息安全应当与体系建设同步考虑，把体系的可靠性、稳定性作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着眼点，抓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芯片、高端元器件和基础软件研发，加强网络安全、密码安全等防护手段建设，完善安全管理法规和风险评估机制，增强对网络攻击的预警能力。同时，应当看到，加强进攻手段建设对确保系统安全不可忽视，以攻助防能够增强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为此，可以运用小型化、自适应、猝发等抗干扰技术强的通信装备，选用模块化、通用化、标准化、兼容性好的信息设施，确保系统受损时能迅速替换或重组。同时，不能忽略系统监控、维修和管理，加强电磁频谱管控，防止自扰或互扰。

作战力量如何才能拧成一股绳？在全局上，应遵循“自顶向下”的分解原则，而在局部上则应遵循“自底向上”的聚合原则，以体系作战能力为纽带，加速联合作战力量的一体化建设。军种自成体系的训练编组模式应当打破，代之以按区域组建联合训练指挥机构，形成统辖参战军种、适应体系作战要求的网状扁平、纵横一体的训练指挥体制。同时，整合隶属于不同建制的侦察、预警、探测、定位等各类情报侦测力量，全面提高参战部队的战场感知能力与信息共享能力。此外，要加快攻克“瓶颈”的步伐，大力发展联合作战所需的各类信息化主战装备，提高现有武器装备的信息化含量，使武器系统有更快的反应速度和更高的作战效能。对各类作战物资、勤务力量和后勤装备也应进行整合，力求构建作战部队与保障机构、保障实体之间的一体化物流配送体系，以直达、快速的精确保障代替逐级、粗放式保障。

攻防兼备的武器系统，是实施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基础。它包括：发展集情报、侦察、监视、通信等为一体的指挥系统，提高联合作战的指挥与控制能力；发展通用数据链、高速数据链和专用数据链，提高各作战体系的快速反应能力；发展天基信息感知、导航定位、空间测绘系统，以及关键空间、临近空间的攻防对抗系统，提高太空预警、引导和反制能力；发展水下、空中、陆上的多层次、远距离精确制导兵器，以及定向能武器、激光武器、微波武器、动能武器以及非致命武器，提高精确打击和毁伤能力；有重点地发展电子战、网络战系统，提高电磁空间的对抗能力；发展大型运输机、综合运输补给舰、战场伪装和多功能战场装备抢修等装备保障系统，提高一体化综合保障能力。

我军机械化尚未完成，又需向信息化过渡，这个客观现实要求体系作战能力的形成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分层次、分步骤推进。在联合的层次上，由以前的军种战役军团之间的联合，逐步向多军兵种战术兵团的联合过渡。在联合的空间上，由以前的战役地幅的联合，逐步向更为精确的战术地幅的联合发展。在联合的时间上，由在预定时间内的联合，逐步向即时、随机的方向转变。总之，体系作战能力要由应对小规模低强度体系作战，向应对大规模、高强度体系作战发展。但是，体系能力的形成要注意保持理性，联合作战层次下沉、扩大体系能力形成的规模要控制好幅度，留有余地，不是层次越下沉越好，联合的面越大越好，因为体系作战能力的形成受制于体制、装备、人才等多方面因素，不能遍地开花。贪多求快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从目前看，体制编制转型仍是制约作战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现行指挥体制由于指挥机关摊子大、机构重叠，产生了政出多门、互相掣肘的现象。领导机关集军政、军令于一身，指挥、管理职能交叉，影响机关效能发挥；战区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本区陆军的指挥机构，还没有形成对其它军种部队的联合指挥机制……这些问题导致了内耗严重，难以保证指挥的时效性和反馈的准确性。体制编制最终决定作战体系的效能，回避矛盾会使我们错失发展良机，不疼不痒的改革也难以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体系。改革完善体制编制，必须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按照系统论证、总体设计、分步推进的思路，立足当前需要，着眼长远发展，尽快研究制定符合体系作战要求的近中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方案。充分发挥科研院所的咨询作用，广泛听取部队合理化建议，积极借鉴外军的成功做法，增强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科学性。

我军的作战力量体系经过几次调整改革，各军兵种结构得到了较大改善。现在的问题是军种界限过于分明，作战功能单一；新型军兵种部队数量少，适应体系作战的模块化、小型化、多能化新型编组模式尚未成型。为了适应体系作战的需要，当务之急是尽快提高军种融合度，调整军兵种构成比例，适时组建新型作战力量。按照系统集成原则，打破利益壁垒，消除人为界线，在军种之间、兵种之间进行优化组合，使小型化、合成化、多能化的联合作战模块，由按军种职能编组向按作战功能融合转变，作战体系由单元功能融合向要素能量聚合转变。通过体系作战要素的融合，实现体系作战效能的最大值。

我军传统指挥体系纵向层次较多，是影响战时指挥效能的突出矛盾。如果指挥信息完成一次运转周期，需要经历多层指挥机构的逐级传递、层层过关，那么在快节奏的战场上，就无法实现军兵种和友邻之间横向沟通，削弱了信息传递的时效性。战时体制编制是平时体制编制的延续，调整体制编制要突出作战功能，压缩机关编制，减少层次，合并机构，优化职能，理顺关系。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依托社会力量提供保障的医疗、文体、干休所等非作战单位，及时移交地方，走社会化保障之路。同时调整部队内部结构，处理好平时职能与战时职能之间的关系，按战时职能编组部队，做到平战结合、以战为主，强化体制编制的作战功能。

美国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在其2013年3月15日发布的《中国简报》中，从近年来解放军作战单元和作战要素两方面的发展与变化入手，对解放军打造体系作战能力情况进行了简要分析。

在作战单元方面，詹姆斯顿基金会认为，近年来解放军的发展与变化主要体现在战术层面上。解放军近年十分注重“积木式”模块化小型战术部队的发展。而这种结构编制的作战部队具有灵活性、多能性、机动性和综合性，可按任务需要灵活组配作战力量。分析认为，解放军地面作战部队中一种新型的可执行多种战术任务的多功能合成营正在不断涌现，这就是中国“积木式”模块化作战部队发展的主要体现。

在作战要素方面，詹姆斯顿基金会认为，解放军正在努力打造、整合和升级各种信息作战系统并将它们从功能上相互融合成一个大的综合信息系统，从而为未来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奠定必要的物质与技术基础。解放军正努力打造的多种能力包括：进行多源情报融合的先进侦察与情报能力、基于信息综合系统的高效指挥与控制能力、能攻击和摧毁敌方要害系统的精确打击能力、陆海空三维一体的立体快速机动能力、集成各种手段能进行信息攻防的信息对抗能力、能全面对抗敌方软硬杀伤确保自身系统安全和稳定的全维防护能力、能实施精确后勤保障精密分配和利用资源的全面支援能力以及能夺取政治优势和瓦解敌人的“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的“三战”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