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燏时（1878年—1961年4月21日）浙江省诸暨县人。1898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科采矿冶金系，1905年获工学士学位。1906年春归国，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是年冬调北京任学部专门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1907年升任工科员外郎，后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工商部矿政司司长，积极筹没地质科。1912年11月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职期间曾拟办地质教育，不果，他就积极支持丁文江、章鸿钊创办地质研究所，他把原京师大学堂购置的仪器、设备以及校舍(北大理科旧址一一马神庙)全部借给地质研究所，促成了中国地质界第一个专门学校得以迅速招生办学。1914年初提出辞呈离校。1949年后，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兼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协历届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何燏时(1878～1961年)，字燮侯，浙江诸暨人。1898年清政府选派学生留日，何燏时以优异成绩入选。到日本后，他先进预备学校学日语，1899年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1902年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采矿冶金系，1905年7月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他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规大学毕业第一人。

1906年春，何燏时自日本回国，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同年冬调北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1907年他奉命到日本考察大学制度，筹划图书设备及建筑事宜，历时数月，返国后就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即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建筑主任。他性格刚毅，行事果决，一扫旧日官场拖沓之风，在其主持下，1909年建成京师大学堂德胜门外新校舍，1910年2月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经、法政、文、格致(理科)、工、农、商等7科，由此初具大学规模。

1913年秋天，教育部为减省经费，几次要停办北京大学，欲将之并入天津北洋大学，遭到何燏时及全校师生反对。何为此给大总统呈文，曰:“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不齐一，可以力加整顿，而唯此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要遽行停止。”由于何燏时和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与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准备裁并北大的企图被打消。然而由此他与教育总长发生龃龉，并不满袁世凯独裁，遂萌生退意，于1914年1月辞职。

何燏时任职京师大学堂和出掌北大时，正值北大逐步走向正规大学的关键时期，学科的设置，校舍的兴建，经费的筹集，风纪的整顿，学制的改革，学校的保全，何皆与有力焉。他且又以校长之力，延揽许多人才到北大任教。据沈尹默回忆，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及他自己，皆由何延揽入北大。1932年伪满政府成立，其旧友郑孝胥、罗振玉欲罗致何出任伪教育部长，然为何所拒。同时，何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亦表不满，虽然国民党要员中亦有不少同学故旧，时常邀其出来做事，但均为其婉拒。

“七七事变”后，何燏时积极从事抗日民主活动。1939年周恩来到浙江视察时，他曾前往欢迎，互叙世谊，晤谈甚欢。当时他因积极抗日，被推举为浙东游击区人民代表，两次参加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45年1月，在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参议会副议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何燏时正在浙江上虞开会，并准备去延安。因浙东游击队奉命北撤，中共领导劝何燏时暂回诸暨老家。何燏时因追随共产党，于回家路上被国民党拘捕，经好友营救，始得脱险。后与夫人避居杭州，不久又被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绑架入狱，后经亲友多方活动，当局迫于舆论方予释放。他出狱后定居余杭，解放战争期间，他与中共地下党仍保持秘密联系。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何燏时受到中共的优礼尊重。9月21日，他作为“特别邀请人士”赴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他与黄琪翔、张难先等代表提出“请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名义电告联合国大会，郑重声明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提案，提案审查委员会立案后交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审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认为，何燏时与黄琪翔、张难先的提案恰逢其时，应交中央人民政府执行，并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选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代表中国人民之政府，应由政府发出声明，否认伪国民党政府所派出席联合国会议所有代表的代表资格。”9月30日，何燏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日下午，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建国后，何燏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职。1961年4月21日，在杭州逝世，享年83岁。

继章士钊和马相伯之后，何燏时奉命收拾北大的乱摊子。何燏时是浙江诸暨人，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获工科学士学位。何上任时，北大的情况开始有些好转。但半年后，何燏时就遭遇了更为窘困的局面。一个不准预科学生免试升本科的新政，点燃了火药桶，北大预科学生举行集会，要他到会解释。何燏时置之不理，于是有130多名学生涌入校长办公室，迫使他当场立字据保证向教育部辞职。据说何燏时当时爆了粗口，因此险些被揍一顿，才不得已立字为凭。其实，何燏时并未辞职，反而获得了教育部力挺，他在20名巡警保护下重返北大，开除了领头闹事的八名学生，激发更大规模的抗议，事态快速扩大。但是这次，北大预科学生仅为一己之私，得不到社会支援，在与教育部谈判对峙的过程中，处在下风，并没能赶走何燏时。无论是抵制章士钊、马相伯，还是何燏时，多少都与严复时期的“美好生活”消逝有关。据说严复时代的北大，学生交学杂费可以缓办，考试可以携带书籍，夜里没有门禁，旷课也不扣分。这些“好事”，在何燏时就职后全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