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清以来在各地民歌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并流行于城镇市民阶层，社会影响深广的民间歌曲的泛称。因时间、地点的不同，亦称为俚曲、时调、时曲、小曲、小唱、小调杂曲等。俗曲多数由农村的民歌流传衍变而来，因此二者间有时难于划分。
俗曲的歌词内容，主要反映城镇社会生活。由于专业艺人的加工，曲调细腻流畅，节奏规整，结构谨严，并配置有若干乐器伴奏，如琵琶、三弦、月琴、筝、四胡、坠琴、檀板、
八角鼓等。有的篇幅较长，甚至近于说唱和戏曲的结构。
可以追溯到
隋唐五代时期的曲子，甚至更早。例如,俗曲中常见的〔闹五更〕调,就和南朝陈以前业已流传的〔五更转〕（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33卷）有着传承关系。宋代，文艺潮流已经发生变化，以瓦肆为中心的市民艺术兴起。到了明代，特别是明中叶（16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萌芽，城镇市民阶层在意识上已渐成为一种新兴力量，因此在文艺领域表现出突破封建礼教藩篱，要求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倾向。这种进步的文艺倾向，得到一派文人的重视、肯定和支持。例如明代李梦阳、何景明、李开先、袁宏道等人，就认为诗歌的价值在于“情真”，在于“自然”，在于“任性而发”等等。他们赞赏〔锁南枝〕、〔劈破玉〕一类俗曲，甚至认为是诗歌的典范。卓珂月也认为俗曲是明代的“一绝”（明陈宏绪《寒夜录》卷上）。明末的冯梦龙，以《山歌》一书开创私人采辑、出版民歌俗曲风气之先河。他从历史渊源上进一步肯定民歌俗曲说：“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他又指出，民歌俗曲的社会价值乃在于“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这些论点为前所未闻，具有时代特点和历史意义。
但是俗曲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弱点。市民阶层在意识形态上和封建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生产者的狭隘性、软弱性,对文艺作品产生消极影响。因此,俗曲的内容大量是爱情婚姻、游婿思妇的闺情等，题材范围相当狭窄。少数作品宣扬金玉满堂、天命迷信，甚至在政治上诬蔑农民起义等。就是爱情题材也常常沾染、甚至完全陷入猥亵庸俗、放纵情欲的低级趣味。因此，俗曲曾受到另一派意见的批评。例如，明代沈德符就认为，它“不过写淫蝶情态,略具抑扬而已”(《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明代,南北各地俗曲流传的盛况,在沈德符上述著作中有相当具体的记载，提及
曲牌达19个之多，其中如〔傍妆台〕、〔驻云飞〕、〔寄生草〕、〔
银纽丝〕、〔打枣竿〕等，久久不衰。
清初文学家蒲松龄著有《聊斋俚曲集》，其中包括了采用《聊斋志异》的题材加以改编的作品，运用了俗曲53种。这些作品已被赋予说唱和戏曲的特点，有的在山东淄博一带传唱至今。有些俗曲的歌词,绵延数百年而不绝,由此推断，曲调虽会有所衍变,或能大致保存原有风貌。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俗曲，原始曲谱传存至今者很少，但它们的一部分常常以变化了的形式保存在戏曲、说唱曲谱、艺人口头中，或仍在民间传唱。例如著名的《月子弯弯照几州》，始见于宋人话本《冯玉梅团圆》，继而见于明代冯梦龙编的《山歌》等，至近现代仍保留在
弹词和江苏一带民间传唱中。俗曲中，依声填词的情况也有。词变，则声也随之而出新。在社会变革高潮时期，进步的社会力量为了争取群众，常以俗曲填词，作为宣传手段。俗曲和其他民歌一起，是构成传统说唱、歌舞、戏曲、器乐的基础，同时它又独立发展，或反过来再从后者汲取养料。它相对稳定，又缓慢地衍变新声，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加白、加引、加尾、加帮腔，组成集曲或套曲，一曲或数曲插入另一曲等等，以至复合成结构复杂的其他音乐品种，如说唱中的
单弦牌子曲和戏曲音乐等。它对文人创作以及少数民族文艺也产生过一定影响。
明清时期，印刷业有很大发展，俗曲资料传世者不少，但大多为歌词，如清代《太古传宗》、《借云馆曲谱》之附有曲谱者极罕见。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俗曲甚为重视。刘复和李家瑞曾辑录凡6044种歌词。郑振铎曾搜集达12000余种歌词(可惜全毁于1932年“一 二八”的战火之中)。这两种数字包括了明清至民国年间的作品。杨荫浏仅据15种材料的部分统计，明代民歌小曲歌词约有1000首，清代民歌小曲歌词有1700余首。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