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讲，中国说唱文学体裁名。古代寺院讲经中的一种通俗讲唱，流行于唐代。多以佛经故事等敷衍为通俗浅显的变文，用说唱形式宣传一般经义。其主讲者称为“俗讲僧”。

在唐代，寺院讲唱主要由经师和唱导师担任，他们互相配合，以转读和唱导为讲经化俗的手段。僧讲和尼讲对举，侧重于讲经者身份性别的差异；而僧讲和俗讲并提，则意味着讲经内容和听讲对象的差异。面对俗众的讲经，以通俗故事为讲唱主体，以劝输寺资为讲唱目的。这种俗讲源于寺院传统的唱导，俗讲僧尊为法师，俗讲在唐时因帝王的支持而发展到鼎盛。俗讲技艺由寺院走向民间，成为民间转变，终又进入宫廷，受众遍布唐五代时中土社会的各个阶层。

中国唐代说唱艺术的一种。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佛教徒在诵经中讲说和歌唱并用的方式也传到中国。唐朝是传播佛教思想的隆盛时代，僧侣将佛经译成文雅的经文；为向人们进行宣讲，又把经文和其中的动人故事编成通俗文字加以演唱，先用说白散文叙述事实，然后用歌唱（韵文）加以铺陈渲染。这种演唱佛经的形式，称“俗讲”，即通俗讲经之意。其文字脚本称“变文”，即改编的佛经之意。如《阿弥陀经变文》、《大目乾莲冥间救母变文》等。同时，长篇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已具有说唱的雏形。民间的这种传统和佛教的唱经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这种宗教性的说唱艺术。

寺庙带有很大的娱乐场所色彩，北魏杨炫的《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景乐寺至十六斋，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唐代长安的一些寺院更是演出戏剧的场所。“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在荐福、永寿。”（《南部新书》）这里的“慈恩”、“青龙”、“荐福”、“永寿”都是寺名。《资治通鉴·唐孝宗大中二年十二月》中还记载了万寿公主到慈恩寺看戏的事。这说明了寺庙活动的娱乐性与世俗化的程度。由于俗讲的故事动人，歌唱悦耳，成为寺庙活动中极受欢迎的节目。随之产生了专业的“俗讲僧”，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长庆年间(821～824)的俗讲僧文叙(即文溆)。史料中记载了唐敬宗于宝历二年(826)驾临兴福寺，观看文叙俗讲的事实（《资治通鉴·唐敬宗宝历二年六月》）。

由于俗讲的宗教色彩逐渐淡薄，不限于讲说佛经，而较多的接近现实社会，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因此受到正统派僧人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文叙曾被冠以“假托经论”的罪名，屡次遭到杖脊和流放(宋赵□《因活录》)。可见俗讲内容的世俗化已非严酷处分所能禁止。其后，俗讲完全脱离了宗教，成为民间说唱，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突破了宗教的局限，其题材愈加广阔，音乐上日趋民族化。敦煌发现了一些非宗教性的变文，如历史故事《舜子至孝变文》、《列国传》(伍子胥过昭关故事)、《秋胡变文》、《明妃曲》（一题《王昭君变文》），叙说唐朝时事的《西征记》（一题《张议潮变文》），民间故事《韩朋赋》等。俗讲的名称，始见于唐初，实即六朝以来的斋讲，乃是应用转读、梵呗和唱导来作佛经的通俗讲演的。本来随着佛经的传入，就有转读（即咏经）和梵呗（即歌赞）的发生，另外又有唱导的继起。唱导原为说唱教导之意。从讲解经论义理，变为杂说因缘譬喻，使一般大众更易理解佛教教义，这就是慧皎所谓“宣唱法理开导众心”（《高僧传》卷十三唱导）之法。唱导与俗讲的性质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二者均以因时制宜随类化俗为主要的方法与目的，并且所用材料亦大致相同。《广弘明集》卷十五有梁简文帝《唱导文》一篇，王僧孺《礼佛唱导发愿文》一篇，巴黎图书馆所藏《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及伦敦博物馆所藏《回向文》，其体例与《广弘明集》所收，俱约略相似。因此俗讲制度的一部分也可溯源于唱导。俗讲开始时，只有讲经文一类的话本，后来渐采民间流行的说唱体如变文之类，以增强其化俗的作用。但变文与讲经文的体制不同，也别有其渊源。中唐时代，约在文宗太和九年以前，长安诸寺往往有奉敕开演俗讲的法会（一般俗讲，是不依敕令的）。宝历二年（826）敬宗还亲临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唐纪·敬宗纪》），由此推知其开讲时当有庄严的仪式。近人发现巴黎图书馆藏P．3849号敦煌卷子一卷，纸背文字二段，一为《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一为俗讲仪式，后附虔斋及讲《维摩经》仪式。所记俗讲仪式有作梵、礼佛、唱释经题、说经本文、回向、发愿等，与讲经仪式无大出入，唯多说押座一式，这大概是俗讲所特有的。此外参加俗讲的也有法师和都讲，法师主讲，都讲唱释经题，与正式讲经无异。

据敦煌所出作品分类，大别有三：

此为俗讲话本正宗。这类作品，大抵分散文与韵语二部分，散文亦用科判方式分析全经结构的；韵语以七言为主，偶尔夹杂一些三言、五言、六言在内，末尾总以“某某某某唱将来”的格式收束。内容以敷衍全经者为多，摘述一段故事者甚少。敦煌所出这类作品，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无常讲经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敦煌变文集》下集）等，都是。

据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六，押通作压，座即四座之座，盖开讲之前以梵呗引摄，使听众专心一意。日本《大正藏》收有史坦因的2240号四种压座文：即《维摩经押座文》、《温室经讲唱押座文》、《八相押座文》、《三身押座文》，均以七言或八言的韵文为中心，是短品。这四种的末尾均有“某某某某唱将来”一句，可见押座文还有隐括全经引起下文的一种作用。另有缘起文一种，与押座文作用略同，唯较押座文篇幅更长而已，两者当即后世入话、引子、楔子之类。

亦称变文、唱文、讲唱文、缘起等。变文为僧侣所作，与俗讲有密切关系。它本来是讲唱用的，以佛教经典为主题，使教义通俗化而成为人所共知的讲唱形式，最宜于俗讲使用，因此也用为俗讲的话本。俗讲虽有三种话本，却以讲经文为宗，押座文为引子，变文不过是补充材料而已。俗讲盛行于文宗时代（827—840年），其发生时似在唐初。如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善伏传》所载伏日听俗讲事，即贞观三年（629年）顷俗讲即已存在。五代以后，俗讲虽不大流行，然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引《释门正统》良渚之言，俗讲至南宋理宗时（1225—1264年）还未尽绝。这样从七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后存在大约五百多年。以区域而论，长安为俗讲的中心，定时奉敕举行；各地方寺院也大都在春秋及夏（或冬，即正、五、九等三长斋月）各有举行。地方俗讲与唱导差不多，而俗讲僧、说法师、邑师、化俗法师等为数亦不少。

俗讲流行区域极广，存在时间久长，但在北宋时，由于政治的原因，与异教一齐遭受禁止，至南宋已名存实亡。但它的影响却极其广大，宋以后说话人（分小说、说经及说参请、讲史书、合生商谜四科）、话本、宝卷、诸宫调、弹词等，均可溯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