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族是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民族语言为保安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由于和周围汉族、回族长时期的交往，保安语中汉语借词较多，通用汉文，以汉文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

保安族的族称来源于原居住地——青海省同仁县隆务河边的保安城。

据记载，保安族大约自明朝初年起，居住在保安城、下庄、尕撒尔（当时俗称“保安三庄”）一带，自称“保安人”，周围的土族、藏族称其为“回回”。清同治元年迁徙到甘肃省积石山地区。

历史上，历代统治者不承认保安族是一个单一民族，一直称其为“保安回”、“番回”。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意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于1952年3月25日正式批准“保安族”为单一民族。

关于保安族的族源和形成，由于史料缺乏，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主要有蒙古人为主说、回族为主说和色目人为主说等。

蒙古人为主说。根据保安族的传说、语言特点和类似蒙古族的某些生活习俗方面来看，保安族可能是元明时期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在青海同仁一带驻军垦牧，同周围的回、汉、藏、土各族长期交往，逐步形成的一个民族。

回族为主说。持此观点者多是从保安族与回族有关的传说来追溯其源流的。有认为保安族是从四川保宁府（今阆中市）或南京等地迁至青海同仁一带的“回民”，与当地其他民族结亲落户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有认为从陕西、甘肃临夏等地派往保安地方屯垦守边的回、汉“营伍人”（即戍边部队），落户定居发展而成保安族；还有认为是临夏大河家地方的“回回”，因长期在同仁等地经商，后落户定居发展形成了保安族。

色目人为主说。认为保安族原先居住过的青海同仁地区，早在汉、唐之际，曾先后为西羌、吐谷浑、吐蕃的属地。1032年，李元昊建立西夏政权后，其势力也涉及同仁地区。辽、金时期，女真人控制了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其影响直达包括同仁在内的积石州境域。13世纪初，成吉思汗在统一大漠南北蒙古诸部以后，进行大规模的西征。在西征过程中，将中亚诸国大批被俘的青壮年编入“探马赤军”，协助蒙古军队作战。这些人包括回回、哈剌鲁、康里、阿儿浑、撒尔塔、汪古等多种人，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当时被通称为“色目人”（意为“各色各目”）。1225年，成吉思汗由中亚回师蒙古，这批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又随蒙古军队进入并留牧西北等地。1227年，蒙古军队灭掉西夏，并渡河攻打积石州，占领了包括同仁在内的河州地区。1247年，西藏萨班会见蒙古太子阔端后，蒙古军队与西藏的往来随之频繁。从此，同仁一带成为兵家过往的交通要道，同时成为沟通内地与西域贸易的据点，驻扎着包括中亚诸国人在内的蒙古军队。1259年，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随着战争的减少，遂将“探马赤军”编入民籍，就地驻扎屯垦，允许他们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成为“民户”。从此，在同仁一带戍边屯垦的军士，就成为保安族的“先民”。

明朝时，统治者为了“守边防番”，在各地增修城堡，并派兵驻守。洪武时期，在今青海同仁地区设置保安站、保安堡；万历年间，在同仁隆务地区设置“保安营”，并扩建为保安城，隶属河州卫，置都指挥，管辖同仁十二族（亦称“保安十二族”，意为同仁地方的十二个以藏族、土族居民为主的大部落）。这时在包括同仁在内的河州一带落户的蒙古人、色目人仍然居多。原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主要聚居在隆务河边的保安城、下庄和尕撒尔等地。后来明朝政府不断从各地调来大批回、汉族军士屯田戍边。“保安营”得到发展和扩大，保安地方的民族成分也发生了变化，以色目人后裔为基础，回族、蒙古族、藏族、汉族、土族等民族相邻共处，联姻结亲，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共同语言，具有了共同心理素质，大致在明朝中叶，自然融合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保安族。

清咸丰、同治年间，由于受当地喇嘛教隆务寺封建农奴主的欺压，保安族被迫迁徙，在循化住了几年，又转入甘肃，在积石山边临夏大河家、刘集一带定居下来，在新的定居地，保安族仍按同仁居住时的习惯，尕撒尔的保安人聚居在大墩村，下庄的保安人聚居在甘河滩村，保安城的保安人聚居在梅坡村，形成今天的“保安三庄”。从清末至民国时期，保安族一直处在地方军阀马安良、马步芳等统治下。1930年起，国民党政府推行保甲制，将该地划为“两保”。

历史上，保安族人民曾以不同形式参加了临夏地区回、汉各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清同治初年，保安族在由青海同仁向临夏迁徙的过程中，参加了当地回族反清起义。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时，驻守京城的“甘军”中有十几名保安族战士同兄弟民族士兵一道，英勇地打击外国侵略者，一些保安族战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保安族人民不断地同封建统治阶级和国民党政府的派捐、派差、抓丁、强占水利资源和山林等暴行展开斗争。他们常常男女老少一起出动，拿起斧头、刀子同反动乡政府以及地主爪牙们展开英勇的斗争。

据民间传说，约在清同治时从青海迁到甘肃以前，社会生活中已经呈现出很多封建社会的特征。保安族的早期社会，大体沿袭历史旧制，除以部落组织的形式，受地方土司管辖外，各村都设有头人主持事务，称作“坊头”。很多“坊头”倚仗权势，霸占土地，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

1980年6月，国务院批准建立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次年9月30日，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正式成立。随着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保安族干部队伍不断成长壮大。1981年，自治县成立时，全县少数民族干部434名，其中保安族干部70多名，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16.2%。2001年，全县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到1631人，其中保安族干部311人，比自治县成立时增长4.4倍，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19.1%，远远高于保安族人口的比例。自治县县长由保安族公民担任，县委、县人大、县政协也有保安族公民担任领导职务。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均有保安族的代表。

保安族迁到甘肃临夏大河家地区以后，原来的封建头人便与当地官僚、地主、教主们勾结，霸占了大片农田、林地、果园，垄断了保安三庄的三条峡水。在保安三庄，占总户数6.7%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全部耕地的33%以上，并和当地回族官僚、地主共同霸占着大河家地区的大片林地和果园，几乎垄断了当地所有的水利资源。贫苦农民只能耕种沿山根的干旱地或河滩地，他们多数沦为地主的佃户，受到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在这里，实物地租是地主对佃农进行剥削的普遍形式，租率一般在50%以上。高利贷剥削名目繁多，其中被称为“驴打滚”的月利一般为一分，致使农民负债累累。佃农们每年起码要为地主无偿劳役三个月，替地主家修房子、打堡子、整果园等等，甚至农忙时节也要随叫随到。正如地主叫嚣的：“你们的油缸倒了，也得先扶我的水缸。”保安族居住的梅坡、麻池、岔口三个自然村，新中国成立前就有180户人家给地主扛长工和短工。不仅如此，地主阶级还通过雇佣长工、买卖丫环等形式进行剥削和压榨。这些都显示了新中国成立前的保安族社会封建性较强的特点。在野蛮的封建压榨下，保安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十分落后，贫苦农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悲惨生活。

保安族以经营农业生产为主，部分人兼营手工业和副业。他们的农业生产在东迁以前已见诸记载，至清雍正初年，保安、撒拉地区，凡有成熟之地，久为恒产。东迁后学习汉、回等族生产技术，耕作采用豆、麦倒茬轮歇制，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等，开始大量种植小麦。保安族的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玉米、青稞、胡麦、豆类、洋芋等，经济作物有胡麻、油菜、大麻、花椒。蔬菜品种主要有白菜、茄子、西红柿、辣椒等。果树品种亦繁多,有桃树、梨树、核桃树、苹果树等。

保安族最具民族特色的手工业是打刀，被称为“保安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保安刀的生产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制作技艺高超，锋利耐用，精致美观。著名的“双刀”和“双垒刀”的刀把，多用黄铜或红铜、牛骨垒叠而成，图案清雅美丽，享有“十样景”的赞词，誉满甘肃、青海、西藏等省区。

保安族是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早在青海同仁居住时，保安族就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不仅对保安族人民的精神领域，而且对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特别是对保安族的形成和民族凝聚力，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保安族信仰的伊斯兰教，主要包括老教和新教两个教派，属于嘎底林耶派和伊合瓦尼派。各派在教律上基本一致。大约在清代早期，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的发展中出现了“门宦”。在保安族地区主要形成了崖头门宦和高赵家门宦两个门宦，都属于嘎底林耶教派。

清真寺是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保安族穆斯林同样也在清真寺举行礼拜、讲经宣教和从事宗教经堂教育、培养教职人员、举行宗教活动等。保安族清真寺多为中国宫殿式古典建筑，内设大殿、宣礼塔、沐浴室、教长室、经房及满拉房。积石山县内凡有穆斯林聚居的自然村都建有清真寺，保安族聚居的保安三庄都有自己本村的清真寺（梅坡寺、大墩寺和甘河滩寺）。保安族不分教派、不分门宦、不分民族都在同一个清真寺里做礼拜，这是保安族宗教信仰的一个显著特点。

保安族的生活习俗一方面受伊斯兰教信仰的约束，一方面由于长期与汉、回、蒙古、藏、土等民族交往，不同程度地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民族文化。

保安族起先与蒙古族相邻而居，服饰与蒙古族相似。

在青海同仁居住的后期（元朝后期），受藏、土族的影响，服饰有所变化：男女在春、夏、秋三季穿长衫、戴礼帽，有的男子还穿高领的白色短褂，外套黑色的坎肩。女子脚穿绣花鞋，服饰色彩比较鲜艳。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保安族迁徙到今甘肃积石山县大河家地区后，与回族、东乡族、汉族密切往来，及生产生活的需要，保安族服饰又有了明显的变化。平时男女喜欢戴白色或青色的无沿帽，穿白布衫，套青布坎肩。逢节庆时，男子一般头戴礼帽，身着黑色条绒长袍，这种长袍比藏族穿的长袍稍短，饰有不同宽度和色彩的“加边”，外束腰带，系腰刀，足穿高筒靴。女子则穿过膝的长袍，外套深色的坎肩，饰有花边。

如今，保安族男子平时戴白色号帽（用白布或黑布做的一种圆顶布帽），身穿白色衬衣，黑色坎肩，蓝或灰色裤子；走亲访友或外出时，多穿中山服、军便服或夹克。女子喜穿色彩艳丽的右衽上衣、长裤，外套坎肩，并嵌有花边；一般戴盖头，通常少女戴绿色的，婚后戴黑色的，老年戴白色的。

保安族日常饮食多以小麦、青稞、玉米、豆子等加工制成的面食为主。

保安族的肉食品以牛羊肉为主，忌食猪、马、驴、骡等和其它凶猛禽兽的肉，忌食一切自死动物的肉和血，而且须经阿訇或伊斯兰教的长辈屠宰。喜欢炖食，如手抓羊肉、碗菜（熟牛羊肉切块，加胡萝卜、土豆、粉条，用牛羊肉汤烩成）等，以全羊席最为知名。以前蔬菜较少，现在也品种齐全，花样繁多。保安族喜欢饮茶，新中国成立前多喝茯茶和盖碗茶，新中国成立后一般多喝云南的春尖茶，来客人用“三香茶”（在盖碗茶内放有茶叶、冰糖、桂圆、红枣、葡萄干、杏仁干等）招待。

保安族忌饮酒、吸烟。

保安族早期与藏族、土族的居住形式相同，以土木结构的土房为主。迁徙定居甘肃大河家后，保安族家庭居住形式也有所变化。早先，户与户之间屋顶相连，平顶、高墙，墙体厚实，并且房连房、墙连墙，一旦有事，不出院门，而是上屋顶，全村就可迅速联络到。这是保安族战乱时期互助、团结的历史见证。如今，仍可看到少量这类房屋，不过更多的则是独家独院，一般为瓦房。

院落布局有上房、偏房之分。上房也称堂屋，一般坐北朝南或坐东向西，房内正中多悬挂阿拉伯文字的对联或经文挂图等。西房，或者庭院中的上房，通常为老人居住。老人去世，如家中住房宽余则不住人，专门接待客人或请阿訇念经时用。堂屋中间置八仙桌子，两边出檐的地方建两个土炕。建造堂屋上大梁时，要用红布包麻钱裹在梁中间，以示家事兴旺。偏房是家中年轻夫妇或未婚子女居住的地方。

保安族注重礼节，讲究礼貌。

相见时先说“赛俩目”（意为问候祝安）。

保安族尊重长者，忌子女不孝，长幼无序。

保安族人民热情好客。客人到家，立即请到炕上，用最好的茶饭招待。先是倒茶，接着端上干鲜果品、手抓羊肉、鸡肉等食品，并再三揖让，客人吃得越多，主人越感到高兴。

保安族文学可分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

保安族人民在生产生活的历史长河中，创作了不少反映本民族的精神世界和社会风貌的传说故事。比较有名的有《积石山的来历》、《妥勒尕尕上天取雨》、《神马》、《保安腰刀的传说》等。保安族神话故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主人公大都以平民百姓为主。通过这些平常人物，来反映保安族人民的宗教信仰、社会生活、思想美德，以及当时当地的自然风物。

保安族的传统体育是在长期的实践和适应本民族特点中发展起来的，一般在冬闲时举行竞赛活动。

保安族保留下来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有顶牛、打石头、夺腰刀、响铃操、打五枪等，其中“夺腰刀”、“打石头”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

保安族有自己的语言，保安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一支，比较接近于东乡语、土族语，它们的很多常用词汇基本相同。由于保安族与汉族、回族人民在历史上有着长期交往的密切关系，所以保安语中，不仅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而且在语音和语法上也受到了汉语的影响。大多数保安族人兼通汉语，并以汉语文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

保安语有11个元音，复元音较多，有26个辅音，其中5个辅音不稳定。保安语在语法上名词、代词、数词和在句子里名物化的形容词以及形动词有格的范畴，谓语是句子的主要成分，可以单独构成句子。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定语多在中心语前，数量词做定语也可以在中心语后。借词多，派生词较少。

宴席曲是保安族举行婚礼时，在宴席场地演唱的一种民间传统乐曲，曲调优美，欢快明朗，节奏性强，有时还伴有简单的舞蹈动作。保安族的宴席曲，大致可分为散曲、叙事曲、说唱曲。

“花儿”是一种产生和流传在甘、青、宁、新部分地区、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山歌。“花儿”在保安族民间文学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是保安族人人都能触景生情、即兴而唱的山歌。保安族“花儿”在“回汉花儿”的基础上，吸收了蒙古族、藏族民歌的艺术特点，曲调高亢激扬，并带有颤音，独具特色。“花儿”内容十分丰富，有反抗旧社会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有表现保安族日常社会生活的，有表达保安族青年男女真挚和坚贞不渝爱情的，有表达对新生活的追求的，等等。其中，爱情花儿内容丰富、数量众多、艺术性强，在保安族花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保安族民族文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保安族作家们立创作出了许多作品。“花儿”诗的代表作有丁生智的《火红的太阳当头挂》、马瑞的《白糖里掺蜜是更甜》、马文渊的《山庄锤声》、马世仁的《瑞雪》等等。散文的代表作有农民作家绽秀义的《柳叶青青》，曾获1985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二等奖、甘肃省民族文学创作特别奖，该作者在保安族人民中享有“我们的庄稼汉作家”的美誉。小说的代表作品有马少青的《保安族》、《艾布的房子》、《保安腰刀与鸡蛋皮核桃》、《马六》、文学作品集《积石山的路》，绽秀义的《麻拉巴过节》等。戏剧的代表作有马少青、郭正清合作的、反映保安族历史的花儿舞剧《桑摩尔》，该剧把“剧”和“花儿”有机地融为一体。

保安族的舞蹈刚健有力，节奏明快，热情豪放，既带有蒙古族舞蹈的传统特征，又巧妙地吸收和融合了汉、回、土等民族歌舞的长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舞蹈《保安腰刀》曾获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优秀节目奖。

保安族的婚姻习俗，为男娶女嫁及一夫一妻制。

结婚之前的仪式，主要包括说亲、下聘礼和送大礼等。

送大礼时，保安族中还有女方的亲房户族分别请男方送礼人吃席的习俗，名曰“叫客”。叫客越多，越能显示女方亲房户族多和彼此团结。

女方接受大礼后，便商定举行婚礼的日期。婚礼一般包括娶亲、送亲、闹宴席场等程序。整个婚礼过程呈现喜庆的色彩，男女老少同乐，有“三天无大小”之说。

婚礼大都选在伊斯兰教的“主麻日”（星期五）举行。按保安族的习俗，新娘三天不吃男方家的饭，以示父母对女儿的关怀和女儿不忘父母养育之恩。

保安族丧葬习俗严格遵循着伊斯兰教规定的“土葬”、“薄葬”和“速葬”的原则。

一般早亡午葬，晚亡晨葬。“麦体”（即尸体）停留最多不超过一天。人去世后要请阿訇念经，由本教阿訇或教徒中有名望的两人给亡人“抓水”（洗尸）、“穿卡凡”（用白布裹尸），然后移入“塔卜”（清真寺内用的公共抬尸匣）。

安葬时，亡者亲属要请阿訇在“麦咱”（墓地）诵读《古兰经》，亲属将亡人安葬于挖好的“拉海堤”（即坟墓西壁挖好的偏洞），堵好洞口，将土缓缓填人坑内，并向每人散发“海底耶”（施舍金），钱数根据家庭条件而不同。亡人的衣物，分送阿訇、亲友及困难人，或遵遗嘱送到别处，但亡者家属不能留。

葬后三天，家里人还要去墓前悼念，以油香等食品分赠亲友，以示对亡人的追悼。

尔德节、古尔邦节、圣纪节既是宗教节日，也是保安族的民族节日。

尔德节又称开斋节、肉孜节。伊斯兰教规定，成年穆斯林在每年的伊斯兰教历9月要斋戒一个月，在这个月里，凡男12岁、女9岁以上者，从拂晓至日落前不得进食，称“闭斋”。尔德节是保安族最盛大、欢乐的节日，一般庆祝三天。人们要穿上最漂亮的衣服，亲戚朋友互相请客，互道“赛俩目”，祝愿生活如意、节日愉快。

古尔邦节，又叫小尔德、宰牲节、赎身节，汉语称“宰牲节”。在尔德节后的第70天，即回历十二月十日举行。保安族庆祝古尔邦节时按家庭经济情况宰牛、宰羊，保安族认为在古尔邦节宰牛、宰羊有最大的“塞白卜”（益处），并把所宰的牛、羊肉平均分配，叫“肉份子”。庆祝活动同样会持续三天。

圣纪节是纪念“先知”穆罕默德诞生和逝世的日子。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创始人，公元570年，伊斯兰教历3月12日，诞生于沙特的麦加城，62年后的这一天，病逝于麦地那。穆斯林便把这个日子称为“圣纪”。保安族人在每年“圣纪”这一天，诵读《古兰经》，赞颂穆罕默德，进行集体纪念活动。

保安族的禁忌渗透着伊斯兰教文化的意识。

所食牛、羊、鸡肉，必须经阿訇或懂经典的穆斯林屠宰，否则禁食。

严忌食猪、驴、骡、马、狗肉以及凶禽猛兽的肉。禁食自死牲畜和一切动物的血。

忌用手去抚摸食物。

忌坐在装有食品的箱盖上。

女主人在厨房炸“油香”、馓子等油炸食品时，客人和家人均不得进入厨房。

忌妇女在河里顺水舀水，必须逆流舀水，更忌反手舀水、倒水。

严忌客人进入女人的寝室。

忌从外地归来的家人直接进入有小孩和有病人的屋子。

忌男女跨越斧子、镰刀、绳子等生产工具。

忌人坐在门坎上，尤忌妇女坐门坎。

宰牛、羊、鸡时，忌先收拾内脏后再割开心。

出远门的人忌在途中见到担空水桶的人，若遇到须即刻返回家。

忌对长辈叫“老头”，因为这是不尊敬、不礼貌的表现。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保安族人口数为20074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境内保安族的人口数为2443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