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伟勋是一位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他会通中西日哲学与佛学，以批评的精神和创造性智慧，转化、发展
儒释道思想资源，在与西方、日本学者直接对话的过程中，促进了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交流互动。与此同时，他以极大的热情，有力推动了海峡两岸学术文化的交流互动，在一定时期起到了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之桥梁的作用。
傅伟勋在西方哲学与哲学史的研究、东方思想的回归与发掘、海德格尔与老庄和
禅学的会通、禅佛教心理分析与实存体验、大乘佛学的深层探讨、
儒家思想的深入反省、东亚地区的文化模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辩证开放的学科间的整合等方面，都有极为宏阔而又深刻的洞见。在我看来，他的原创性智慧尤其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他在海峡两岸大力宣讲“文化中国”，使之成为影响深远的概念、思想与实践。这不仅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创造转化，尤其有助于海峡两岸基于文化纽带与文化血脉的统一。“中国文化”的内涵目前仍在发展之中。
第二，他首次提出了“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的学说，反省中学，以开放的心态吸纳西学，经由严格的自我批评谋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综合。这里所谓“中国本位的”，即是与时俱进、创造转化了的中国思想文化。“中西互为体用”的旨趣，是建立合乎我国国情及实际需要且具有独特风格（亦即他国所缺）的现代式
本土文化。他提倡以“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克服“单元简易”的心态，理解西方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的真谛。他批评、超克华夏
优越感的“
中体西用”说和
西方中心论的“全盘西化”，及“
西体中用”说，纠正“五四”以来西化派与传统派的化约主义偏失，努力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获取现代化的正面资粮。他努力地批判继承传统思想文化，尽量吸取欧美日本种种优长（不论体用），借以创造性发展未来的中国思想文化。他认为，不论中西何种传统，只要有价值取向的正面意义，都可融为一炉，于是传统以来长久习用的“体用”二辞及其严格分辨已无时代意义可言。他开创的“中西互为体用”之路，仍可以作不同层面的分析与深化，颇有借鉴意义。
第三，他构设了“生命的十大层面及其价值取向”的模型。依照他所了解的生命存在的诸般意义高低层序与自下往上的价值取向，他认为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生命应该具有下列十大层面：（1）身体活动层面；（2）心理活动层面；（3）政治社会层面；（4）历史文化层面；（5）知性探求层面；（6）美感经验层面；（7）人伦道德层面；（8）实存主体层面；（9）生死解脱层面；（10）终极存在层面。他在真、善、美三大价值之上特别标出“实存主体”层面，乃是由于人伦道德的终极目标不外是在肯认与维护每一生命的人格尊严与实存（现实存在、真实存在）的本然性。人格尊严当然指谓每个人的基本人权与生命独特性；至于实存的
本然性，不独西方存在主义所标榜，其实在中国人本主义的（儒家）传统中本已蕴含，即指个别生命在价值意义的抉择与信守应必有其自由自主的独立精神与全面性的自我责任感而言，可在孟子“
善养吾浩然之气”和王阳明“致吾良知”中发现，值得继承与发展。“实存主体”层面之上所以设定“生命解脱”层面，乃是由于一大半人对于生死问题确实具有
终极关怀，依其单独实存的抉择寻得（儒家）安身立命，（佛教）涅槃解脱，或（基督教）灵魂救济所不得不凭借的生死智慧或宗教信仰。我们一旦有了关于“终极存在”的自我了解，随着就会推出有关生命的终极意义或终极目标的特定结论，也就会想出体认终极意义或达至终极目标的种种具体办法。
第四，他建构了“创造的诠释学”的中国
哲学方法论，为中国经典的现代解读提供了新的范式。傅先生批评了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方法论而不作慎重考察的“食洋不化”的弊病。在英美语言分析训练的基础上，他借鉴且超越了
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诠释学、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与德理达的解构理论，且植根于他对东方文本，特别是道家、中日佛学与儒学的深度理解，提出了这一新的方法论原则。他用层面分析与辩证解读的方式，分辨又辩证统合“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和“创谓”的文本解读之环节，具有甚深的价值。
第五，他对
大乘佛学、中日
禅学的研究，独树一帜。他把禅学与人类生命的心理问题、精神问题、实存问题联系起来，对自由、自我、生命、生死、精神治疗、宗教解脱等作出现代诠释，对佛教
四圣谛作出新解，又建构了“大乘二十门模型”，且跳出大乘各宗，提出了新时代的“
判教十义”，对佛禅与现代生活世界的关系提出了诸多新见。
第六，他借助于东西方思想文化，创建了临终精神医学，特别是现代
生死学的理论。
纽约《（中国）时报周刊》（1986年12月6日）人物报道，傅伟勋教授“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中，研究领域最广、语言工具最为齐备、训练最为完整的学者之一。……他兼通中、英、日、德四种语言，并均可用于学术讨论及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