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既是南开校训，也是南开精神的体现，是南开办学理念的凝结，治校传统的升华，南开人特殊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的现实化。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范孙）先生和老校长张伯苓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共同制定的。

他们将南开精神高度概括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八个大字，并作为南开学校的校训。张伯苓先生指出：“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作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

依此校训和严张的办学实践，校友总结之称南开的教育为“公能教育”，它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首任校长张伯苓出身水师学堂，曾亲历甲午屈辱而立志教育救国，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等学校，1934年，“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正式立为共同校训。

正如喻传鉴先生所说：“‘公，能’二字，为全校精神之所寄，先生之所施教，本此二字，学生之所努力，也本此二字。”严张的教育思想有远见卓识，超越时空，其主张与我们今天党的教育方针对受教育者的要求若合符契。“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八个字所蕴含的公能精神需要我们永远传承下去。

按照他们的教育思想，办新学校的宗旨不同于办旧学，他们认为办新教育的宗旨是要培养人才，为社会谋进步，为公众谋福利。张伯苓在1944年总结他办学四十年的回顾文章中写到“……苓追随严范孙先生，倡导教育救国。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民族五病（按：五病指愚、弱、贫、散、私，作者注）；其积极目的，为培养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所以严张办学思想总之是以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谋福利为宗旨。校训就是从此出发而制定的南开学校教育方针。

“允公允能”这种话语形式，语本《诗经·鲁颂·泮水》：“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允，即文言语首助词。允公允能，意即既有公德，又有能力，德才兼备。张伯苓本意是，要使南开学生具有“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

“允”字是承诺的意思，对受教育者来说也可理解为“要求”。这里的“公”，从严张的教育思想出发，与之相对应的集体当然是国家、人民大众和与之相联系的事业。另外“公”又是对矫正五病中的“私”而言的。所以“允公”应解释为要求受教育者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具体到教育事业，即要求南开学子热爱母校，维护校风校誉，作者注）、大公无私、—心为公，在学习和工作中强调无私奉献精神。

张伯苓指出：“教育—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造就完全人格，德智体不可偏废”(1914年4月在修身课上对学生的演讲)。他又指出：“办学之目的，在信学以致用，学以医愚，学以救国、救世界”(1916年1月在修身课上对学生的演讲)。他在1917年学生毕业典礼上对学生讲演说：“今日正值诸生立志之时，无论各具何长，要皆能发扬昌大，以备国家干城之选…… 望各立而志，急图自新（这段讲演词为周恩来所记录）”。在此演说中他还指出：“学校正如一小试验场，场内人皆有信心，具改造社会之能力，将来进入社会改造国家，必有成效”。所以可见，张伯苓主张培养出来的人才，不是独善其身的白面书生，而是要培养有改造国家改造社会为人民谋福利的能力之“干才”。这一点是张伯苓在教育主张上独特不同于与他同时代的我国其他诸教育家之处，纵观当时各类学校的校训，除南开学校外，无一在校训中提出以“能”为主要要求的。这也是张伯苓教育思想之卓越超群，不同凡响之处。

所以“允能”者，是要求受教育者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培养工作能力，努力方向是锻炼救国自强能力和精神。就是要求受教育者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日新月异”，语本《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即与时俱进，每天每月都有新的变化，形容进步迅速。在这里，“日新月异”的意义即要求受教育者有强烈之进取精神。

张伯苓在1916年9月在给学生所作的题为“打破保守，努力进取，建设新中国”演讲中说到：“吾校与他校较，各校中有进取者焉，有保守者焉。吾校进取者也。即以各校各项竞争而论：吾校所得结果如何，汝等之所共知也。此即进取之效力也。推而至于国家亦何不莫然，故欲强中国，非打破保守、改持进取不可也。”他在演讲中又指出：“进取之说自古有之，《易经》曰：‘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彼之所谓天行建者，乃指昼夜相承，春秋代继，无时或已，长此不怠而言也”。很显然这就是“日新月异”其意的原始出处。就是受教育者的时代使命，是不断改革、不断前进、自强不息、永攀高峰，面向祖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奋勇走在世界发展大潮的前沿，为建设繁荣富强的伟大祖国而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