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德秀（约695-–约754），字紫芝，唐朝河南（今河南洛阳市）人，世居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后移居河南陆浑（今河南嵩县），唐代诗人。他是后魏昭成皇帝孙常山王遵的后裔，汉族，原姓拓跋，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始易姓为元。父亲是延州刺史。元德秀性格淳朴耿介，李华在《元鲁山墓碣铭(并序)》中称他“《大易》之易简，黄老之清净，惟公备焉”，宰相“房馆每见德秀，叹息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尽”。鲁山任满后元德秀再无牵挂，遂退隐至陆浑与山水为伴。

元德秀（约695–约754），字紫芝，唐朝河南（今河南洛阳市）人。约生于唐武后万岁通天元年，约卒于玄宗天宝十三年，年约五十九岁。少孤，事母孝。举进士，自负母入京师。既擢第，母亡，庐墓侧，食不盐酪，藉无菌席。家贫，求为鲁山令。岁满去职。爱陆浑佳山水，乃居之，陶然弹琴以自娱。房琯每见，叹息道：“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尽”。卒，门人谥曰文行先生。学者高其行，称曰元鲁山。德秀所著季子听乐论及蹇士赋等，《旧唐书文苑传》为高人所称道。

相关记载另有《新唐书》卷二一七；元结《元鲁山墓表》；宋代钱易《南部新书》

开元二十一（公元733）年登进士第，任邢州（今河北邢台）南和县尉，因施政有名升为龙武军录事参军，后因车祸伤足辞去军职，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调任鲁山县令，三年期满后到陆浑隐居，天宝十二载九月二十九日病逝于河南陆浑山中（《元鲁山墓碣铭（并序）》）；一说天宝十三载，见《旧唐书》。他道德高尚，学识渊博，为政清廉，誉满天下，名重当时。深得人们尊敬和爱戴，被世人称为鲁山大夫、元鲁山，被鲁山人民称为元青天、元神仙，并在县城为其筑琴台共贺，史称“琴台善政”。他去世后，被其门人和学生谥曰文行先生。唐代著名文学家李华为他撰写《元鲁山墓碣铭（并序）》，文学家元结为他撰写《元鲁山墓表》，大书法家颜真卿亲书，散文家、雕刻家李阳冰雕刻，被称为“四绝碑”。其事迹历史多有记载，民间广为流传。自唐以后不少历史名人和文人骚客赋诗作文，予以歌颂。

元德秀质朴敦厚，很少文饰。年轻时就死了父亲，对母亲十分孝顺。被推荐参加进士考试，不忍心离开母亲左右，就背着母亲进了京城。考中进士后，母亲去世，他在母亲的坟墓旁边建一间茅棚守护，吃饭不放盐酪，坐卧不垫坐垫和席子。服丧期满，因为贫困调到南河县任县尉，（治理期间）有仁惠的政绩。黜陟使把他的事迹报告给皇上，朝廷提拔他做龙武军录事参军。元德秀没有来得及在母亲健在时娶妻，就不肯结婚。有人认为他不可以断绝了后代，他回答说：“我哥哥有儿子，我的先祖可以得到祭祀，我为什么还要娶妻呢？”当年，他哥哥的儿子在襁褓中就成了孤儿，又没有钱请奶妈，德秀就亲自喂养他，等到侄子能吃饭了才停止喂养。侄子长大后，将要为他娶媳妇，家里十分贫穷，就请求任鲁山县令。有个小偷被关押在牢里，当地正碰上老虎作恶，小偷请求打虎赎身，元德秀答应了他。有个官吏对他说：“那是小偷的诡计，将来他逃走了，你不是要受到牵累吗？”元德秀说：“我已经答应了他，不能背弃约定。如果有牵累，我当承担罪责，不牵连到别人。”第二天，小偷带着老虎的尸体回来了，全县的人都为此而感叹。唐玄宗在东都时，在五凤楼下设宴，命令三百里内的县令、刺史都要拿出歌曲到他那里汇集。当时人们都传言皇帝将要排出优劣，施加赏罚。河内太守用车装着几百个演员，披挂着锦绣，有的装扮成犀牛大象，十分新奇而美丽。只有德秀带了演员几十个，集体唱一首叫《于蔿于》的歌，《于蔿于》是德秀所创作的歌。皇帝听到后，十分惊奇，赞叹说：“唱的都是贤人说的话呀！”对宰相说：“河内府的百姓恐怕都生活在苦难中吧？”于是罢免了太守，元德秀更加出名了。元德秀所得到的俸禄全都用来供给那些孤儿弃儿吃饭穿衣。（作县令）满一年，他用来盛物的竹筐里仅剩一匹细绢，便赶着一辆柴车离任。他喜爱陆浑那秀丽的山水，于是（在那儿）定居。他的住宅不造围墙，不设门锁，也没有仆人小妾。碰上荒年，有时整天不烧火做饭。他喜欢喝酒，悠然地弹着琴来自娱自乐。元德秀擅长于写文章，写了一篇《蹇士赋》来自比。房琯每次见到他，总是叹息说：“只要看到元紫芝的面貌，便使人的名利之心都忘却了。”苏源明也常常对别人说：“我不幸生活在衰败和庸俗的环境中，使我不感到耻辱的，是因为我结识了元紫芝呀。”天宝十三年，元德秀去世，死时，家里只有枕头、鞋子、竹盆和舀水的瓢一类东西。族弟元结哭丧时极度悲哀，有人说：“你哭得过于悲哀，符合礼节吗？”元结说：“你只知道礼节过分，却不知是情感真挚。人们感情上所沉溺、喜爱的事物，他从来没有。他活着的六十年中不曾接近女色、正视锦绣，不曾谋求富足、苟且言辞、贪恋女色，未曾有十亩大的土地，十多尺长的房子和十来岁的僮仆，也未曾用完整的布做衣服穿，用多种调料做饭吃。我哀悼他，是用来告诫那些荒淫贪佞之徒和纨绔子弟呀！”

第一,表现在性格特征上。他耿介、忠厚、朴实、无华,没有修饰，崇尚自然,喜欢简易、清净。如《旧唐书·元德秀传》称他“性纯朴,无缘饰”。《新唐书·卓行》称他“质厚少缘饰”。唐著名文学家李华在《元鲁山墓碣铭（并序）》中称他“《大易》之易简，黄老之清净，惟公备焉”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 “德秀性介洁质朴，士大夫皆服其高” 。

第二，表现在生活作风上。他对自己的要求十分苛刻，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元德秀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盖了间茅屋，“食无盐酪，藉无茵席”。归隐陆浑后，“岁属饥歉，庖厨不爨，而弹琴读书，怡然自得” （《旧唐书·元德秀传》）。

第三，表现在治理国家上。一是关爱百姓，主张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反对增加百姓负担，反对形式主义，反对铺张浪费。李华在《三贤论》中称“德秀志当以道纪天下”。这个“道”字我们既可以理解为圣贤之道，也可理解为老子的“天道、人道、治道”。他在鲁山任县令时，察民情，访疾苦，抚流民，修水利，兴农桑，治匪盗，采取一系列亲民惠民措施。五凤楼演出时，他仅亲带乐工数十人，衣着朴素，步行至洛阳去参加演出，硬是战胜了河内太守组织的几百人的歌舞团，讽谏取得圆满成功，为百姓免除了许多赋税和徭役（《新唐书·卓行》）。唐玄宗给他许多赏赐，回到鲁山后，他将这些钱用于兴修水利、赈济百姓上，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二是淡泊名利，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李华称他“恶万金之藏，鄙十卿之禄，富贵之辨，吾得其真”（《元鲁山墓碣铭（并序）》）。他把百姓的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而把功名利禄和自己的前程，甚至生命都看得很轻。如义释大盗（《旧唐书·元德秀传》），五凤楼冒死请命（《新唐书·卓行》）等。在鲁山任县令期间，他提倡道德，教化人民，以圣贤之风勤勉于政，把持操守，洁身自好，从不收受别人贿赂，终日素餐，一身布衣，缝缝补补，过着“禄薄俭常足，官卑廉自高”的生活。他经常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救济那些贫穷和生活困难的人。有时候奉禄刚发下来就全部给那些困难百姓买衣服和粮食了，自已则过着一日二餐甚至一餐的生活。《新唐书·卓行》载：“所得奉禄，悉衣食人之孤遗者”。三年任满离开鲁山时，只有一匹薄布，别无分文，百姓与之挥泪而别。《新唐书·卓行》载“岁满，笥余一缣，驾柴车去。爱陆浑佳山水，乃定居。不为墙垣扃钥，家无仆妾。岁饥，日或不爨”。唐玄宗、肃宗两朝宰相房琯，每见德秀，叹息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尽。”秘书少监苏源明常语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耻者，识元紫芝也。”去世后“家唯枕履箪瓢而已”。其族弟大诗人元结哭之过哀，有人以为礼节上有点过了。元结却说：“若知礼之过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无固，壮无专，，老无在死无余。人情所耽溺、喜爱、可恶者，大夫无之。生六十年，未尝识女色，视锦绣，未尝求足，苟辞佚色。未尝有十亩之地、十尺之舍、十岁之僮，未尝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餐。吾哀之以诫荒淫贪佞绮纨粱肉之徒耳”。三是在文学创作上，他主张表达真情实感，崇尚自然淳朴，反对刻意做作，雕琢华艳。《旧唐书·元德秀传》称他“琴觞之余，间以文咏，率情而书，语无雕刻。所著《季子听乐论》、《蹇士赋》，为高人所称。”李华在《元鲁山墓碣铭（并序）》称他“所著文章，根元极则《道演》，旷达而妙则《现题》”。

元德秀出身北魏皇族后裔，官宦之家，书香门第。自幼言行处处以古代圣贤为榜样，品德高尚，志向远大，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精通音律，有经世之才。为人忠诚厚道，朴实无华，气质儒雅，神态安详，举手投足之间有仁者气度，圣贤之风。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还象当年诸葛亮写《梁父吟》一样，写了一篇很有文彩的《蹇士赋》来比况自己，受到当世高人称颂。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38岁的元德秀以“才行第一”一举考中进士（见《旧唐书》、《新唐书》、《元鲁山墓碣铭》、《三贤论》）。在大唐帝国全盛时期，想通过科举入仕的饱学之士不知有多少，通过乡试等层层选拔，能到京城参加殿试的人就很少了。而在大考之年一次录取的进士也只不过有几十人而已（据史书记载开元二十一年共取进士二十五人）。而元德秀以“才行第一”一举得中，若非有超常的才华和学问是不可能做到的。

作为一名政治家，只有出众的才华和渊博的学问是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家的眼光、胆略和气魄，元德秀就具备这样的素质。元德秀在任鲁山县令期间发生了三件事，这三件事充分表现出元德秀政治家的眼光、胆略和气魄。

第一件事：义释大盗，为民除害。鲁山是偏僻山区，土地贫瘠，灾害频繁，赋税沉重，盗匪丛生，虎患盛行，民不聊生（见新、旧唐书）。原任县令弃官而去。元德秀就是在此情况下走马上任的，他来的是一个别人不想呆的地方，接的是一个别人不愿接的烂瘫子。既乱又穷，还充满凶险，因为盗匪猖獗，弄不好还会死于非命。上任后，他穿着朴素，常深入田间地头，一边帮百姓干活，一边察民情，访疾苦，抚流民，修水利，兴农桑，治匪盗。人民群众惭惭安定下来。不久，有一名大盗被捕入狱，这名大盗要求见元德秀一面，请求说愿不惜性命杀虎赎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此时正值鲁山虎患猖獗，元德秀经过慎重考虑答应了他。手下官吏告诉他说：“这是盗贼阴谋诡计，他要逃走，您不怕因此受到牵连吗？”元德秀说：“已经答应了，怎能违约？我愿承担一切责任，与别人无关。”第二天，那名大盗果然背着老虎的尸体回来见元德秀，全县群众闻听此事无不啧啧称叹。这件事《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有记载，前者用79个字概述，后者更精简仅用59个字。寥寥数语，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初读之使人心情顿时紧张，心里为德秀捏把汗，最后长出一口气，赞叹佩服之情无以言表。人物性格栩栩如生，元德秀的过人胆识和盗贼的义气守信跃然纸上。

这个事件中心和焦点，或者说故事的高潮部分是围绕着一个字展开的，那就是一个“放”字。“放”与“不放”成为当时德秀、德秀身边的人、全县百姓和大盗本人关注的焦点和中心。而唯一的决定者只是元德秀一人，其它人都只不过是为他担心受怕而已。如果放了，一旦大盗不守信用，他要承担三个方面的风险：一是放虎归山，大盗重新祸害百姓，无法向全县百姓交代，这是元德最不愿看到的；二是有收受贿赂、私通匪盗之嫌，在全县百姓之中将威信扫地，以后无法在鲁山工作下去；三是身为朝廷命官，私放官囚，又造成恶果，按大唐律是要问罪的，轻则丢官，重则身陷牢狱，一生的功名和前程全毁了，人生的理想和抱负也将付之东流，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唯一有利的地方（还不是对自己，而是对大盗和百姓而言）就是义动天地，给大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杀死老虎，为民除害。同时教育感化其他盗匪悔过自新，改恶向善，既根除了盗患，又根除了虎患，一举两得，实践自己以王道仁政和道德教化治理国家、造福百姓的施政理念，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和抱负。如果不放，对自己则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只是大盗失去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百姓将继续遭受虎患的威胁。应该说释放大盗这件事风险太大了，大到无人敢做的地步。但元德秀经过深思熟虑，力排众议，最终还是放了大盗。也就是这大智大勇的一放，成就了一代圣贤元德秀。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元德秀有三个特点：一是有胆，别人不敢做的他敢做。二是有识，目光高远，见解独到，超越常人。三是心中装着百姓，轻名利，重大义，敢为百姓一搏。胆正气壮，大智大勇，胆识过人，这正是一个政治家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

第二件事：敢冒生死，五凤楼请命。据《新唐书·卓行篇》记载，公元735年，唐玄宗驾幸东都洛阳，准备在五凤楼下举行歌舞会演。要求方圆三百里内县令、刺史都要各自组织精彩的歌舞节目以供皇帝观赏。当时据可靠消息说，皇帝还要根据所演节目优劣排出名次，进行奖赏和惩罚。消息一出，方圆三百里内，上至地方官员下至平民百姓无不震动，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首先，这是皇帝亲自安排的一次重大国事活动，皇帝要亲自参加并观看演出，规格高，是国家级的。其次，事先下发有诏令，有明确的内容和具体要求，非常严格。其三，皇帝还要根据所演节目优劣排出名次，进行奖赏和罢免。对地方官来说，这是天大的事，没有比这个事更大更重要的了。虽说这是一场歌舞演出，却是一次难得的炫耀政绩，展示才能，歌功颂德，邀功请赏的大好机会，它关系到自己的事业和前程。弄得好还有可能得到皇上的亲自接见，讨一个邀功请赏、升官发财的机会。谁不想借此机会各显神通讨好巴结皇帝呢？谁不想赚个头筹，得到赏赐和提拔重用？官员们除了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倾尽心力办好演出之外，准备一些地方土特产和稀有珍贵物品甚至黄金白银进献给皇帝或皇帝身边的宠臣，都是完全必要的。于是,以洛阳城为中心，方圆三百里内各州、县的地方官为筹备这场演出开始了人力、物力、财力的竞争和角逐。很多地方官为在演出中能夺得名次，不惜花费巨资，极尽奢侈豪华之能事，置办演出服装和演出道具；有的甚至借此私立名目，强行摊派，搜刮百姓，劳民伤财。河内太守竟然组织了几百名歌舞伶伎参加的大规模团队，穿着华丽的服装，扮成色彩瑰丽的犀牛大象形状，乘着大车浩浩荡荡去洛阳参加演出。洛阳是当时唐王朝的第二大都市，方圆三百里内有省官、州官、县官不在少数。级别越高权力越大，占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也就多。最不济的就是县官，人少物少财力弱。试想，县一级歌舞团怎能和州里、省里相比？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不是一个档次。尽管如此，各地地方官们还是各尽所能，各显神通。而鲁山县令元德秀仅亲带乐工数十人，步行至洛阳。在唐玄宗面前，元德秀和乐工们演唱了一首自编自导歌曲《于蔿于》。唐玄宗大吃一惊，看了半天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只有这一场是反映百姓疾苦，恳请圣贤之君怜惜抚恤百姓，减免赋税徭役，借歌舞之机巧妙讽喻、为民请命的。当时还颇为清明的唐玄宗连连赞叹《于蔿于》为贤人之言。并立即对身边的宰相说：“河内老百姓不知要遭受多少苦难呢？”于是就罢免了河内太守的职务。

这个事件中元德秀表现出政治家四个方面的非凡才能：

一是大智。谋略过人。这次演出朝廷通知上说得很明白，就是饮酒聚会，歌舞助兴，让皇帝高兴高兴，多喝两杯而已。别人都把它看成是歌功颂德、讨好皇帝、提拔重用的大好良机。元德秀却独辟蹊径，反其道而行之，把它看成为讽谏皇帝为民请命的天赐良机，巧妙地把歌舞表演和反映百姓疾苦、渴望皇帝普降甘霖、滋润百姓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出其不意、与众不同的效果。于是元德秀带领一个简单的县级小歌舞团，硬是打败了太守带的几百人大歌舞团，不但夺得第一，还让皇帝当场罢免了一个高官。这在当时可是惊动朝野的大事，其影响可想而知。

二是大勇。胆量过人。在皇帝面前敢于不畏权贵，犯颜直谏，这是需要胆略和勇气的。别人不敢做的他敢做，别人不敢说的他敢说，别人不敢唱的他敢唱。敢为天下先，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出奇制胜。

三是大义。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这次演出他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在河北任县尉时已经出名，到鲁山后又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深得人民和上级的好评，名声远播，他在当时已经很出名了。（《旧唐书》、《新唐书》）如果这次失败，以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前功尽弃、付之东流。一旦失败，轻则罢官，重则杀头。可以推想，在前往洛阳之前，他肯定是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的。为了百姓他早已将生死、名利置之度外；为了百姓，他甘愿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四是大才。把纯洁朴实的地方歌舞艺术和百姓的疾苦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自编自导自演的县级小节目，一举征服了同样堪称音乐专家的皇帝唐玄宗，如果不是出于大家之手那是不可能的，正所谓艺高人胆大。这次演出把他的艺术才华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成功之处在于：作为一位音乐大师，他精选和培训的乐队具备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他文采出众，创作的歌词质量非常高；形式和内容巧妙结合，完美统一，既反映了自己为民请命的心声，又让皇帝体谅他的良苦用心，让皇帝易于接受，让人耳目一新。

第三件事：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这件事史书没有记载，但在以鲁山（唐朝鲁山县辖区和今天的不尽相同）为中心的民间流传很广，可以作为正史的有益补充。元德秀到任不久,一连受理了周诚偷羊、陈大年抗租和王虎抢劫三起要案。原告都是有名的姚半县。元德秀心想，姚半县是怀州刺史亲眷，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早有所闻，不知三位百姓是否有冤屈。元德秀没有轻率断案，而是微服私访，终于弄清真相：姚半县借故抢走周诚家仅有的一头奶羊，那羊却又跑了回家。周诚想：与其被抢走，不如杀了它救治病弱的老娘。姚半县借故诬告周诚偷了他家的羊。陈大年租种姚半县两亩薄田，不欠分文地租，姚家见他家养有几头大肥猪，想强行霸占，怎奈大年一身武艺，难以得逞。姚半县怀恨在心，诬告他抗租不交。王虎媳妇才貌过人，姚半县想占为己有，以请她帮做针线为名，骗到家留住不放，被王虎兄弟夺回。姚半县就趁势诬陷王虎抢劫他家。元德秀通过走访，掌握了姚半县大量犯罪事实，最后排除干扰，依法处决了姚半县。百姓无不称快。后来三人皆在打虎中立功。

这件事体现元德秀四方面的品质：

一是聪明机警，办事谨慎。此案被告已经供认不讳，按常理，依法结案，给予惩办即可。元德秀看到原告是有钱有势、横行乡里的姚半县，被告是满手老茧、相貌忠诚的老百姓，就知道此事恐有蹊跷。于是就扮成老百姓的样子到民间微服私访，终于弄清真相。

二是不畏权贵，秉公执法。姚半县，良田万顷，家财万贯，半个县的土地都是人家的，更何况刺史大人又是人家的至亲，在地方可谓有钱有势、财大气粗的大绅士。在杀他之前我们不难想像元德秀的阻力有多大。为免一死，姚半县肯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使出所有手段打通元德秀。金银珠宝，珍奇古玩，良田豪宅，绝代佳人，重磅贿赂自不待说。地方绅士、亲朋好友的说情，上级打招呼，甚至相威胁的种种情况都会存在。意志稍不坚强，就会动摇。可元德秀面对金钱美色、升官发财不为之迷惑，面对强权威胁不为之屈服，高举正义之剑为百姓铲除了邪恶，真正体现了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高尚品质。

三是知人善任，用人有方。他很会用人，并且会用人所长，从大盗和三位义士铲除虎患一事不难看出。这也是元德秀作为政治家的过人之处。

四是心中时刻装着百姓。凡涉及群众的事他都认真对待，慎重处理。百姓在他心目中重于一切，为了百姓，视金钱美色、升官发财、富贵荣华为粪土；为了百姓，敢于向恶势力、权贵宣战，敢于伸张正义。

（三）具有政治家的能力和政绩

唐玄宗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制定官吏的迁调制度，中央和地方相互交流。将全国分为十五道，於各道置采访使，监督考察地方官吏。限制进士科及第的人数，提高官吏的整体素质。对县令一级的官员亲自考核任用。元德秀就是其中的一个。任邢州南和县尉时，因 “惠政”有名，采访使上奏朝廷，擢升了他的官职。他到鲁山上任之前去拜见汝州太守，汝州太守对他非常尊重（见新、旧唐书）。元德秀到鲁山上任后怜惜百姓，广施仁政，采取一系列的施政措施，把鲁山治理得民风淳正，社会安定，百姓乐业，一派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景象。

归纳起来，他在鲁山的政绩主要有：

一是体察民情，解民忧难。他到任后经常穿戴成老百姓的样子深入田间地头微服私访，一边帮百姓干活，一边嘘寒问暖、了解民情，还经常在茅屋草舍现场办公，及时解决老百姓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所到之处，经常有许多老百姓围着他说农话桑，拉家长，促膝谈心。他也是吃百姓饭、穿百纳衣，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对百姓的事件件挂心，不迤不拉，及时办理。关心百姓，嫉恶如仇。百姓待之如父母，爱之如亲人，真正做到了与百姓达成一片。按现在的话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可谓为人民服务的标兵。正是元德秀这种脚踏实地、一丝不苛的工作作风，使他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为他制定施政方针提供了科学依据，百姓也从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实惠。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一位县令能做到如此，实在不易和难能可贵。

二是铲除四害，保境安民。受理三大要案，平冤狱，铲除了姚姓恶霸，为百姓除了人患；义释壮士，杀死猛虎，为百姓除了虎患；平息盗匪，为百姓除了匪患；兴修水利，为百姓除了水患。通过铲除四害，彻底解决了鲁山百姓怨声载道，流离失所，不能安居乐业的根本问题，为百姓创造出一个和谐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

三是甘冒生死，为民请命。在洛阳五凤楼前冒着杀头的危险，以一曲《于蔿于》感动了当朝皇帝李隆基，为鲁山百姓免除了三年赋税和徭役，为百姓争得许多实惠。其实在此之前，元德秀每每见到上差都诉说鲁山百姓的艰难和困苦，恳求减免百姓赋税和徭役。鲁山百姓自发为其修筑琴台，是出自内心的深深感激，其深情厚意是不言而喻的。那一方朴实无华的土台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衰，那是鲁山人民用千万颗赤诚滚烫的心凝聚起来的，它凝聚的是鲁山千万人民的心灵之魂。

四是廉洁勤政，两袖清风。在任鲁山县令期间，他追随尧舜，广施仁政，提倡道德，教化人民，以圣贤之风勤勉于政，把持操守，洁身自好，从不收受别人贿赂。终日素餐，一身布衣。三年任满离开鲁山时，只有一匹薄布，别无分文，百姓与之挥泪而别。《新唐书》载：“岁满，笥余一缣，驾柴车去。爱陆浑佳山水，乃定居。不为墙垣扃钥，家无仆妾。岁饥，日或不爨”。

五是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他一生节俭，常用节省下来的钱救济那些贫穷的人。有时候，奉禄刚发下来他就全部给那些困难百姓买衣服和粮食了，自己则过着一日二餐甚至一日一餐的生活。《新唐书》载：“所得奉禄，悉衣食人之孤遗者”。五凤楼演出结束后，唐玄宗赏给他黄金千两，命他置田买地，永享荣华富贵。他回到鲁山后，却将这些钱用于兴修水利、赈济百姓上。他归隐陆浑后开设义塾教育学生，有些学生赠送给他的钱财，他也全用来资助了那些附近贫困的百姓。自己则没一点财物，住的地方门不上锁，院无围墙。最后，因陆浑山连续七日爆发洪水，与外界失去联系，元德秀饿死在家中，一代贤令星沉玉殒。

与一代名家并列文苑明星

《旧唐书·文苑传》中将元德秀单独列传，全篇共424字。与李华、萧颖士、陆据、崔颢、王昌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等文坛大家一起，并列为文苑明星。《旧唐书》惜墨如金，大诗人李白传全篇也不过319字，杜甫传也不过478字。《旧唐书》称元德秀“所著《季子听乐论》、《蹇士赋》，为高人所称”。《新唐书》也称“德秀善文辞”。由此可见其名气之盛。

培养出一批文坛知名人士

最著名的有盛唐文学家萧颖士、李华、元结。萧颖士与李华齐名，世称“萧李”，他们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李华又与韩衢、何长师、卢东美友好，人称江淮“四夔”，当时士大夫多求他作家传、墓碑。元结与陈子昂、苏源明、李白、杜甫、李观齐鸣（韩愈《送孟东野序》），与陈子昂、苏源明、萧颖士、韩愈并提(苏源明《翰林学士李公墓碑》)。

其它为正史记载的还有乔潭、马宇、程休、柳识、邢宇、邢宙、李萼、张茂之、李丹叔、李惟岳、杨拯、房垂等，大都以辞赋文章名世（见《全唐文》、《文苑英华》等）。

元德秀还是一位大学问家和大教育家。自开元二十六年辞别鲁山归隐，至天宝十三年的15个春秋，他置身于私塾教育，设义塾广收学生，传道授业，培养出一批当时在他们在政治、军事、文学、道德修养方面有重要影响有建树有成就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述及的萧颖士、李华、元结等。《新唐书·卓行篇》称“李华兄事德秀，而友萧颖士、刘迅”。《新唐书·萧颖士传》称萧“尝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据、李华、邵轸、赵骅”。元德秀比箫、李大二十来岁，可谓忘年之交，元既是“萧李”之兄长，又是“萧李”老师，可谓亦师亦友关系。

元德秀培养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有不远千里慕名而来者，如马宇、李萼。他们品德高尚、成绩优异、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大多进士及第，当中有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学问家、教育家等，他们分别都活跃在文坛、政坛，成为大唐王朝风云一时的人物，为正史记载并称颂。李华在《三贤论》中举例赞扬元德秀所教学生“ 广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间邢宇绍宗深明操持不苟，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阳张茂之季丰守道而能断，赵郡李萼伯高含大雅之素，族子丹叔南诚庄而文，丹族子惟岳谟道沈邃廉静，梁国乔潭德源昂昂有古风，宏农杨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东柳识方明遐旷而才”。礼部尚书贾至在授邢宇司封员外郎制称：“前户部员外郎邢宇，雅志冲澹，敏识精达，养闲移疾，亦有岁年。南宫地清，列宿虚位，擢才进善，以佐邦理。可守司封员外郎”。由此可见元德秀本人德行之高、学问之大、修为之深。

受其熏陶和影响，其学生和好友李华、萧颖士也都以培养和提拔后起之秀为己任，广收门徒，传道授业。史称李华“爱奖士类，名随以重。若独孤及、韩云卿（韩愈的二叔）、韩会、李纾、柳识、崔祐甫、皇甫冉、谢良弼、朱巨川，后至执政显官。”萧颖士也同样如此。《新唐书》载：“颖士乐闻人善，以推引后进为己任。如李阳、李幼卿、皇甫冉、陆渭等数十人，由奖目，皆为名士。天下推知人，称萧功曹”。萧颖士门下有尹征、王恒、卢异、卢士式、贾邕、赵匡、阎士和、柳并等执弟子礼，以次授业，号“萧夫子”，名扬朝鲜、日本。日本遣唐使称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卒后门人谥为“文元先生”。后来的教育家梁肃、韩愈等重视教育，广收门徒，奖掖后人，无不受其和李华、萧颖士影响。元德秀的在唐朝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关于这一点后人和历代学者对此多有论述，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如现代学者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浩在《论唐代关中士族的家族教育》一文中称：元德秀退居陆浑山，以琴酒文咏自娱，弟子云集，程休、邢宇、宇弟宙、张茂之、李萼、李萼族子丹叔、惟岳、乔潭、杨拯、房垂，皆号门弟子，卒后门人共谥曰“文行先生”。

音乐造诣

他的音乐专著有《破阵乐辞》（见《新唐书》）、《季子听乐论》（见《旧唐书》）、《广吴公子观乐》（见《元鲁山墓碣铭（并序）》）、《于蔿于》（见《旧唐书》、《新唐书》）。李华在《三贤论》中称“德秀以为王者作乐崇德，天人之极致，而辞章不称，是无乐也，于是作《破阵乐辞》以订商、周”。意思说元德秀认为音乐的功能在于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是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的最高境界，然而有关音乐方面的理论书籍太少，因此很多乐曲因不能得到流传而消失，于是作《破阵乐辞》，对商、周以来的音乐进行修订。可见这是一篇有关商、周以来的音乐方面的理论学专著。《季子听乐论》，从篇名来看也是理论专著。《广吴公子观乐》，从篇名看有可能是一篇有关音乐方面的诗文。而《于蔿于》从史书记载看，则是一首配乐诗歌。唐朝诗人孟郊在《吊元鲁山》一诗中称赞元德秀：“箫韶太平乐，鲁山不虚作。千古若有知，百年幸如昨。谁能嗣教化，以此洗浮薄。”由此可看出元德秀不仅是位弹奏家，能熟练弹奏古今名曲，同时还是一位音乐理论家和创作家。他既能对前人音乐不足之处进行改进，还能结合现实创作出时代名曲《于蔿于》。史书上提到的大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已，他创作的其它音乐作品可能还很多，只是没有留传下来。

琴台善政美名传

作为一位艺术家，他能深深领会音乐对人们的思想和心灵的教育和感化作用，任鲁山县令期间常常于公务闲暇之余在衙门口弹琴给百姓听，过往百姓常常驻足围观聆听。百姓越聚越多，这时候他就会询问周百姓生产生活情况，看到身边有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人，他就把自已的衣服和食物送给他们。听到百姓说谁家有困难的时候，他就用自已的钱资助他们，帮他们渡过难关。由于他没有一点官架子，平易近人，和谒可亲，百姓们都愿和他交心，诉说心里话，他也从这里得到了有百姓生产生活壮况的一手资料，了解掌握了民风民情，为他制定施方略、处理公务提供了依据。很多时候在弹琴与听琴之间，百姓的很多问题和困难就得到了解决。因此百姓非常喜欢这位县令，只要他一弹琴，围观群众就会络驿不绝。以琴理政成为一代政治家元德秀的首创。五凤楼献艺，他以政治家的胆略和艺术家的才华，自编自导自演了一曲《于蔿于》，征服了“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的一代帝王、大艺术家唐玄宗（《旧唐书》），受到褒奖，为鲁山百姓免除许多赋税和徭役。鲁山人民为感谢这位舍生忘死、为民请命的好县令，自愿集资并亲自动手在县城（为省钱倚城墙而筑）为其筑起一坐琴台，共同庆祝这百年不遇的大好事。从此之后，他把读书弹琴理政的地点就搬到了琴台，还经常和一些好友登台游览，观赏鲁山风光，赋诗弹琴，抒发情怀。百姓们喜欢听他弹琴，也听惯了他弹琴，也都能听懂他弹的琴，因为他的思想都融在了琴音里。每年秋天，只要他的琴声一响，百姓就一传十，十传百，积极主动地把早已准备好的上好公粮送到县里。据民间传说，其琴声悠扬，可传至百里之遥。这足以说明百姓对他的爱戴和尊重之情。他以琴传情、以琴理政、勤勉敬业，与民同乐之举，使得鲁山万民乐业，政通人和，一派和谐景象，受到上至皇帝和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的一致称赞，其“琴台善政”也名扬天下，人们竞相歌颂，成为千古美谈。

琴台善政

盛唐至清末，人们创作出很多称颂元德秀的诗歌，作者有著名的大诗人、官吏、未入仕的读书人等，不少诗作载入史册，流传甚广。著名的有唐代诗人萧颖士、元结、皮日休、孟郊、卢载、欧阳詹等，有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大诗人梅尧臣、诗人林同、晃冲之、徐钧等。金代文学家元好问，明朝诗人黄桂林，明末清初著名诗人钱谦益等。地方官吏明代有鲁山知县罗文宝，鲁山教谕陈孜、姚裕，鲁山训导蒋希周、梁纯，举人江溥、李正儒等。清代有汝州郡守宋名立，鲁山知县吕士龙、傅燮炯、王雍、臧眉锡、任基田，鲁山教谕刘汉宠、汲县教谕陈坤载、登封孝廉谢锠，读书人有孔兴鲁、郭炎、刘善志等等。他们以元德秀和琴台、善政为中心，有的借景抒情、登临怀古，如萧颖士的《九日陪元鲁山登北城留别》、皮日休的《琴台》、欧阳詹《赠鲁山李明府》、梅尧臣《游元紫芝琴台》，黄桂林《琴台》、孔兴鲁《和琴台壁间韵》、吕士龙《琴台远眺》、梁纯《琴台》、罗文宝《重修琴台落成》、傅燮炯《琴台怀古》、臧眉锡《琴台怀古》、刘善志《琴台怀古》、仝轨《过鲁山有怀元令》等。有的歌颂其道德操守和功德政绩，如李华《元德秀墓碣铭》、元结《元德秀赞》、皮日休《七爱》、孟郊《吊元鲁山》、苏轼《和阳行先》和《寄吴德仁兼陈季常》、林同《二十四孝诗》、晃冲之《次二十一兄季此韵》、元好问《琴台》、黄桂林《琴台善政》、陈孜《琴台善政》、希周《琴台善政》、江溥《琴台善政》、罗文宝《琴台集宴》、钱谦益《二哀诗·刘司空敬仲》等，无不流露出对元德秀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从这些诗作中不难看出元德秀之盛名和深远影响。

大唐盛世皇帝唐玄宗李隆基称赞元德秀所作的《于蔿于》为“贤人之言哉！”。玄宗、肃宗两朝宰相房琯，每见德秀，叹息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尽”。成语“紫芝眉宇”即来源于此，形容人德行高洁。秘书少监苏源明常语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耻者，识元紫芝也。”（以上见《新唐书》）前守秘书省校书郎裴敬在《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中称：“唐朝以诗称，若王江宁、宋考苏、韦苏州、王右丞、杜员外之类。以文称者，若陈拾遗、苏司业、元容州、萧苏曹、韩吏部之类。以德行称者，元鲁山、阳道州。以直称者，魏文贞、狄梁公。以忠烈称者，颜鲁公、段太尉。以武称者，李卫公、英公。”

李华在《元鲁山墓碣铭（并序）》中说：“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德，长为律度。神体和，气貌融，视色知教，不言而信。《大易》之易简，黄老之清净，惟公备焉。”“涵泳道德，拔清尘而栖颢气，中古以降，公无比焉。”“又其恶万金之藏，鄙十卿之禄，富贵之辨，吾得其真。至哉元公！越轶古今，冲邃冥冥，纯朗朴浑，范於生灵。”“上以简神明，中以铺光烈，下以耸示后人。”“天地元醇，降为仁人。隐耀韬精，凝和葆神。道心元微，消息诎伸。载袭先猷，竭尽报亲。贞玉白华，不缁不磷。纵翰祥风，蜕迹泥尘。今则已矣，及吾无身。仰德如在，瞻贤靡因。”李华还专门作《三贤论》，把他和萧颖士、刘讯并称唐朝当世三贤。称赞他：“德秀志当以道纪天下”、“于孔子之门，皆达者欤！”、“使德秀据师保之位，瞻形容，乃见其仁”、“皆可为人师也”。

元德秀族弟和学生、唐代文学家元结在《元鲁县墓表》中说：“元大夫弱无所固，壮无所专，老无所存，死无所馀，此非人情。人情所耽溺喜爱，似可恶者，大夫无之。如戒如惧，如憎如恶，此其无情，此非有心，士君子知焉不知也？”“生六十馀年而卒，未尝识妇人而视锦绣，不颂之，何以诫荒淫侈靡之徒也哉？未尝求足而言利、苟辞而便色，不颂之，何以诫贪猥佞媚之徒也哉？未尝主十亩之地、十尺之舍、十岁之童，不颂之，何以诫占田千夫、室宇千桂、家童百指之徒也哉？未尝皂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不颂之，何以诫绮纨粱肉之徒也哉？於戏！吾以元大夫德行，遗来世清独君子、方直之士也欤！”元结还在《元德秀赞》诗中称：“英英先生，志行卓异。口唾珠玑，衬怀奎壁。家而孝弟，国而忠赤。至今鲁山，琴台百尺。”

肃宗朝官中书舍人卢载在《元德秀诔》中赞德秀：“谁为府君，犬必舀肉。谁为府僚，马必食粟。谁死元公，馁死空腹”。唐代著名的文学家皮日休有《七爱》诗、孟郊有《吊元鲁山》全诗十章，五言古体，110句，称颂他。而一代大书法家、刑部尚书、太子太师、鲁郡公颜真卿和散文家、雕刻家李阳冰则用无声的语言给予元德秀崇高的赞美。

唐代以后文人骚客给予他很高评价的人很多，如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称赞他“其志凛凛与秋霜争严，真丈夫哉！”（《新唐书》）。司马光称“德秀性介洁质朴，士大夫皆服其高”（《资治通鉴》）。北宋黄庭坚在《张大同写予真请自赞》中写道：秀眉广宇，不如鲁山。宋代大理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真德秀因十分仰慕元德秀，而将自己的名叫做真德秀，字景元（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一代大文豪苏轼也发出“恨我不识元鲁山”的感慨。《孝论》、《报恩仪文》、《镡津文集》卷第三《广孝章第六》还将元德秀列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大孝子之一，成为后代学习的榜样。许多佛家经典如《佛祖历代通载》将元德秀列为佛家尊崇和效法的对象，佛历将元德秀之死作为大事予以记载。江苏南京小苍山的随园有副对联称赞元德秀：“廉吏可为，鲁山四面墙垣少；达人知足，陶令归来岁月多。”

李华在他的《元鲁山墓碣铭（并序）》中称赞元德秀善为文章，“所著文章，根元极则《道演》，寄情性则《于荐于》，思善人则《礼咏》，多能而深则《广吴公子观乐》，旷达而妙则《现题》，穷於性命则《蹇士赋》，可谓与古同辙、自为名家者也。”《新唐书·卓行篇》载：“《于蔿于》者，德秀所为歌也。帝闻，异之，叹曰：‘贤人之言哉！’。”《新唐书·卓行篇》还称赞元德秀“善文辞，作《蹇士赋》以自况”。《旧唐书·元德秀传》则称赞元德秀“琴觞之余，间以文咏，率情而书，语无雕刻。所著《季子听乐论》、《蹇士赋》，为高人所称。门人相与谥为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谓之元鲁山。”李华将他与萧颖士、刘迅合称“三贤”，特作《三贤论》，文中称元德秀“作《破阵乐辞》以订商周”。元德秀还著《神聪赞》一篇，内容是称赞其学生马宇（号马孺子）。马宇也因此而名闻当世，被郭子仪看重，跨入仕途。（见李翱著《秘书少监史馆修撰马君墓志》）。清初时大思想家、文学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将元德秀的《于蔿于》列为中国古代讽喻的代表作之一。根据《唐书》、《唐摭言》、《唐才子传》等记载，元德秀在归隐陆浑后，常与其好友和门人弟子赋诗唱和，创作的作品远不只这些。由此可见，称元德秀为一代文学家诚不为过。只可惜其著作大都失传，不能让我们一睹为快。留传至今的有《归隐》诗一首：“缓步巾车出鲁山，陆浑佳处恣安闲，家无仆妾饥忘爨，自有琴书兴不阑。”（《全唐诗补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