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欧后亚”是二战时期美英等同盟国制订的先打败德国后对付日本的大战略，中外学者还有“欧洲第一”“德国第一”“先德后日”等说法。抗战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先欧后亚”战略力持反对意见，而中国共产党人则对此表示赞成。这种态度上的差异实际上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战略视野。

1940年9月，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面对法西斯轴心国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1941年1月至3月，美国和英国在华盛顿举行参谋长级会谈，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总方针。会谈认为：“既然双方同意德国是轴心国的主要成员，因而大西洋和欧洲战区被认为是决定性的战区”“如果日本参战，远东的军事战略将是防御性的”。同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领导人仍坚持原定的的战略方针。随后，美英两国在华盛顿会议上重申：“尽管日本参加了战争，我们的观点依旧是，德国仍是头号敌人，打败德国是胜利的关键。德国一旦失败，则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必将随之而来。”在1943年初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美英再次强调了“先欧后亚”的战略原则。会议关于战略投入问题的文件指出：“联合国家的资源不能支撑同时打败德国和日本。因此我们必须选择集中力量打败德国，而稳住日本。”

“先欧后亚”战略的制订基于这样一个无可挑剔的假设：没有日本，德国依然足够强大；但没有德国，日本却单独支撑不了多久。苏联作为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主要国家，自然对“先欧后亚”战略全力支持。英国《泰晤士报》在1941年底的评论中指出，盟国认为胜利意味着首先击败德国，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对这一基本目标的观点完全一致。因此，由美国倡导的这一反法西斯大战略，得到了各大同盟国的认同。

既然是日本首先侵略了美国，那么，为什么美国还以德国为头号敌人而置日本于次要地位呢？这是因为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首先，德国占领西欧以后，人力、物力资源大大超过了日本。例如，1941年底，德国及其盟国和被占领国的钢产量达到4千万吨以上，煤达3亿多吨，汽车达60多万辆，武器生产居世界第一位。而且，早在1939年就有情报说，德国已开始研制一种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这些对美国的安全都构成严重威胁。所以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声称：“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大敌，谁是必须首先打败的敌人。他不是日本，也不是意大利，他是阿道夫·希特勒和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分子，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其次，美国的大城市和大工业生产基地集中在大西洋沿岸，相对地靠近欧洲。例如，纽约离伦敦只有6000多公里。相反，美国的西海岸离亚洲则远得多，如旧金山经夏威夷到横滨则达10000多公里。在美国和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德国法西斯的间谍十分活跃；在大西洋上，美国的军舰和商船经常受到德国潜艇的威胁。美国惧怕德国的入侵远远超过对日本的担心。第三，欧洲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37年，欧洲同美国的贸易额是22亿美元，而美国同亚洲国家的贸易额只有10亿多美元。阿道夫·希特勒统治西欧切断了欧美贸易联系，在1939年前，美法贸易额每年约4亿美元，而到1940年12月里，法国几乎没有从美国买什么东西。

总之，欧洲历来是美国的战略重点，正如罗斯福总统所指出的那样：“欧洲第一，这是美国在任何时刻都确定不移的战略方针”。所以，“先欧后亚”是美国大战略的必然要求和逻辑产物。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主张“先亚后欧”，一开始就反对“先欧后亚”的大战略方针。《蒋介石日记》中对此有较多记载：“英美战略思想，以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以及保守为主进取为从之习性，应使之彻底改变，尤其使美国全力注重太平洋解决日本为第一要旨也”“ 英美先解决德国而后对倭之方略错误，应使之彻底改正”。 蒋介石甚至把促使美国改变先欧后亚的战略作为国民政府的一项最重要的外交工作：“改变美国战略先解决太平洋倭寇之运动，非仅自救亦为救世也，应积极进行，此为我国最要之政策。”蒋介石认为，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一定是英国所坚持的，是英国在牵着美国走。1942年1月，丘吉尔访美，与美方商讨军略。蒋在日记中写道：“英美海长皆设先解决德国而后对倭，此为最无常识之军略。英国丘吉尔此次亲访华盛顿，其目的全在要求美国主力集中大西洋而放弃太平洋之决战。而美国政府对此种最大关键，漫无方针，一任英国之玩弄，可危极矣。”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1941年1月，美英召开联合参谋长会议前夕，英国会前曾担心太平洋上发生的事件会改变美国的战略思想，担心美方会提出全力对付日本的计划，然而美国在会议上却主动提出先欧后亚的主张。

1942年6月12日，蒋介石致电外交部长宋子文转告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在下次太平洋作战会议上提出中国提案：“总盼军事会议对盟国整个战略作一确切检讨，接纳我方建议，迅速改变‘先解决德国后解决日本’之战略。”

1942年7月30日，蒋介石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会谈时希望美国修订先欧后亚的战略构想。他说，在日本没有侵略夏威夷、中途岛、阿留申群岛与威胁阿拉斯加之前，美国以欧洲为重是可以理解的，但1942年的情形已完全不同，日本不仅偷袭了美国领土，而且侵占美国外围太平洋上各岛屿，因此美国1942年年度的首要敌人是日本。无论从精神上还是地理上，美国都应该先解决日本问题。

1942年底，蒋介石还指示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争取美国人民的同情，反对“先欧后亚”的战略。宋美龄受过良好的美国教育，能说一口纯正的美国英语。她利用了这种有利条件，在美国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反对美英“先欧后亚”战略的活动。宋美龄在演讲中指出，美英在1942年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击败日本是次要的事情，我们首先应该对付的是阿道夫·希特勒。但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应该看到，日本是一个强悍的民族，它在各占领区所掌握的战略资源比德国更为丰富。如果听任日本占有这种优势资源，那么时间越久，盟国最后击溃日本的代价必然越大。日本继续侵略扩张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所以盟国不应该把对日作战看作无足轻重。

在旧金山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宋美龄非常艺术而又自然地提到了珍珠港事件中日本对美国的侵略。她说：“美国已经受到了日本攻击，而没有受到德国攻击。德国对于美国的攻击，迄今尚限于言论而已。”她强调，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是19世纪墨西哥战争以来美国领土第一次遭到攻击。

宋美龄的这些讲话，在美国人民中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煽动起了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美国军政首脑为宋美龄对舆论施加的影响深感不安，他们担心这可能会动摇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以致罗斯福总统私下提醒他的幕僚要疏远宋美龄，并希望她尽快离开美国。宋美龄访美之功效由此可见一斑。

客观而论，蒋介石对“先欧后亚”战略的反对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因为这一战略在分配盟国兵力和物资方面，忽视了中国战场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蒋介石所反对的是正确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原则，他的“先亚后欧”显然不符合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实际。

“先欧后亚”虽然是根据美国的战略利益而确定的，但在客观上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表示赞成。中共对美英“先欧后亚”战略原则的判断极其准确，因此，它对美英苏首先对付德国的战略和在中国战场不会有太多的物资兵力投入，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早在美英开始酝酿制订大战略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准确判断出美英对轴心国的战略重心将首先放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方面。中共中央1941年4月18日在论及国际国内形势时指出：英德决战的“主要战场，首为地中海一带，继则将移至大西洋。……英国现正用全力保护其以苏伊士为重心之地中海利益，而其西之大西洋与东之新加坡，亦处于严重威胁中。美国在援英名义下亦已进入实际的参战。英美之总方针为先对德后对日。”4月20日，毛泽东在就形势估计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信中谈到：“英美总方针是先对德后对日，决不敢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6月4日，周恩来在《论1941年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德意日是要先打垮英国，英美则是先对德后对日，故1941年的战事重心在大西洋，并非太平洋。……太平洋上的冲突是迟早不可避免的，但是英美政府主观看来，他们不能听任地中海的失败，而且要用全力来转变1941年前的局势，所以暂时缓和太平洋上的冲突，也是他们政策的当然逻辑。”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的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对国际战争形势作了估计，他认为，“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指出，“阿道夫·希特勒被击败后，再过一个相当时期，中美英再加上苏联便可战败日寇。”不难看出，中共充分了解盟国将实施先欧后亚战略，并对这种战略予以认同。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折后，中国战场的负担并没有减轻，中共仍然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出发，一如既往地支持盟国的大战略。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盟国“先欧后亚”战略的正确性。他说：“今后的问题，是要彻底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这要分为两步，首先打败德国，然后打败日本”“对于中国战场，如果打倒了大头子阿道夫·希特勒，那末二头子日本法西斯也一定被打倒。大后方有一部分人弄不清楚这一点，不赞成先打倒阿道夫·希特勒，这是不对的。1943年的全世界结成了整个的反法西斯战线，任何国家都不是孤立地作战，所以在决定战略的时候，不应只从一个国家的眼前利益来看，而要看先打败哪一个法西斯国家对于整个反法西斯阵线最为有利。这样来看，就可以知道，打倒了阿道夫·希特勒，解决日本便会是很顺利的了。”1943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苏、英、美团结的巩固与对德、意法西斯决战的实现，将不但是德、意法西斯的失败，也是日本法西斯的失败。因为侵略国的首领是阿道夫·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的失败就是一切法西斯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非常清楚地知道，打败日本侵略者主要靠中国人民自己浴血奋战。毛泽东相信，中华民族的抗日力量蕴藏于广大民众之中，他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民众身上，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他明确提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因此，要动员全国的老百姓，“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的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中国共产党人以其高远的战略视野，自觉承担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赋予的牵制日本侵略军的历史使命，广泛发动民众，导演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人民战争话剧。

“先欧后亚”战略加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显示出同盟国战略家们的远见卓识。但必须承认，这一战略对中国抗战造成了严重影响。为了“先欧“，中国战场不断作出让位和牺牲，所谓“后亚”，实际上是“后中国”。

当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双方对“先欧后亚”战略的态度却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呢？根本的原因在于，珍珠港事件后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第三国势力的介入”上，力图通过改变盟国的战略，借助外援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这种战略思想显然是被动的和偏狭的。而中国共产党凭着对世界局势的清醒判断，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身上，自力更生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从而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历史已经证明，正是凭着宽阔高瞻的战略视野，共产党人赢得了战后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