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诉抗辩权是在保证债务中，保证人虽对债权人不享有要求其对待给付的权利，但并不等于保证人仅承担义务而不享有任何权利，保证人对债权人仍然享有一些权利，只不过这些权利均属于消极的、防御性权利即抗辩权。

该项权利产生于东罗马帝国的优帝一世时期。在这之前，古罗马法由于过分强调债权人的利益，因而在保证关系中，债务人如不履行债务，债权人可在债务人和保证人中任选其中之一而请求履行，此时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关系，如同共同连带债务人。加之，古罗马的“证讼”有更改债的效力（即在债务人有数人时，债权人可任意选择其中一人诉请履行，而其他债务人在证讼后免予负责），所以纵使债务人尚有支付能力，债权人为确保其债权实现，一般仍先对最富有的保证人起诉。这一做法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既有失公允，又影响了信贷的发展。基于此，优帝一世时，罗马法学家设想各种办法使债权人首先控告主债务人，在主债务人不能全部给付时，才由保证人负补偿之责，其所采取的措施如下：

1、保证人被诉时，保证人可委托债权人为受任人向主债务人起诉，如债权人未能从主债务人获得全部清偿时，即可基于委任关系向保证人追偿其余额和蒙受的损失。这样，保证人仅于主债务人无力清偿时始对债权人承担责任。

2、当事人约定保证人仅在主债务人不为清偿或不为全部清偿时始对债权人负履行之责，因此其保证债务为附条件的债务，债权人必须先向主债务人诉追，并在强制执行而无效果后，始能向保证人求偿。

3、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债权人应先起诉主债务人，但保证人须抛弃因“证讼”而消灭诉权的利益，在起诉无效果时再对保证人起诉。起初，该约定虽与“证讼”的效力相违背，但因其内容公平合理，大法官便默认其有效。到后来当事人虽没有这项特约，只要没有相反的证明，亦推定其有此项特约。到优帝废除“证讼”更改债的效力的规定后，这种约定或推定的约定便更为合法了。

上述三项措施，其实质是赋予保证人享有“顺序利益”或“后诉利益”，即债权人应首先向主债务人起诉，在主债务人不能清偿时，才可以向保证人起诉，否则保证人有权拒绝，这便是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根据这一改革，保证人的债务不再完全等同于主债务人的债务了，从而使保证“真正取得了它现有的附加行为的特点”。

先诉抗辩权，又称检索抗辩权或先索抗辩权，是指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债权人向其请求履行保证责任时，有权要求主债权人先就债务人财产诉请强制执行；在主合同债权债务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主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保证人可以对主债权人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特殊抗辩权。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一种延期的抗辩权。先诉抗辩权行使的结果，是暂时的延续债权人请求权的行使，而并不是消灭其请求权。因此，它的作用仅在于阻却，而不是消灭。

先诉抗辩权不再是一般保证人所的专属抗辩权，基于一般保证合同的相对独立性而产生，由一般保证人直接取得和专门享有的对抗债权人之请求权的一种抗辩权。中国《担保法》于第十七条第二款确立了一般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该款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依然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先诉抗辩权自罗马法产生以来，之所以被大陆法系国家普遍接受并一直延续至今，就在于它有合理的存在依据，主要有两点：

（1）公平正义之理念。罗马法学家一贯主张法学就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他们所信守的法律基本原则是“为人诚实，不损害别人，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在保证债务中，保证人多数是出于好意帮助（有学者称之为无因管理或赠与）而为债务人提供担保，因而其承担的风险较大。所以，如何在保证制度中，既能维护保证人的利益，又能协调、平衡好保证人、债权人以及债务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或者说如何在保证制度中体现公平正义，便是罗马法学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先诉抗辩权的设置，便是他们通过法律实践和理性思考所找到的最佳方案：在债权人未向债务人追索而请求保证人履行时，保证人有权拒绝；当债权人就债务人的财产强制执行而无效果后，再由保证人代为履行。这样既维护了保证人的利益，又使债务人获得了融资的机会，同时还不影响债权的实现。这样三者利益兼顾，真正体现了公平正义之理念。可见，先诉抗辩权是公平正义之理念在保证制度中的产物。

（2）保证债务之补充性与独立性。保证债务的补充性，是指于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才负履行之责。保证债务的补充性，决定了保证人享有的顺序利益，即债权人只有在向主债务人诉请执行而未能满足其债权时，方能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债务的独立性，是指保证债务在从属于主债务的范围和限度内，有其独立的法律存在形式，与主债务相比仍为个别独立的债务，而非主债务的一部分。这种相对的独立性，决定了保证人在权利方面有专属于自己的权利，而不受主债务人权利的影响和限制。可见，保证债务的补充性是先诉抗辩权存在的利益基础，而保证债务的独立性则是先诉抗辩权独立于主债务人的权利之外并由保证人专属享有的前提条件。有学者认为，先诉抗辩权是基于主债务的从属性和补充性而存在的。这种观点将补充性作为先诉抗辩权的存在基础，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将从属性也作为先诉抗辩权的存在基础，笔者就不敢苟同了。保证债务的从属性，是指保证债务与所担保的债务同其命运，即保证债务不仅在成立、移转和消灭上从属于主债务，而且其范围和强度也要受主债务的限制。这种从属性，决定了保证人的权利和义务是受主债务人的权利和义务的限制和影响的，比如在抗辩权方面，保证人只能行使属于主债务人的一般抗辩权。这与先诉抗辩权的独立性与专属性是相反的，因而主债务的从属性绝不是先诉抗辩权的存在基础。

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显然属于给付拒绝权，即狭义的抗辩权，因而它具有狭义抗辩权的共同属性，同时因为它是保证债务中专属于保证人的抗辩权，因而又有其自身的属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从先诉抗辩权的功能上看，它具有防御性与阻却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从保证人的角度观察，先诉抗辩权只有在债权人行使请求权时才可以对抗，如债权人并不行使请求权，保证人便不得主动对抗。所以，此项抗辩权在于防御，而不在于攻击。如从债权人的角度观察，先诉抗辩权行使的结果是暂时停止或延缓请求权的行使，而不是消灭对方的请求权。所以，此项抗辩权又在于阻却，而不在于消灭。

（2）从先诉抗辩权与主债权或主债务的关系上看，它具有独立性与专属性。这也可以从两方面观察：一是从与主债权的关系来看，保证人行使先诉抗辩权，自己不必有对债权人的债权存在，仅对于债权人的债权请求进行抗辩，这与同时履行抗辩权或不安抗辩权是不同的。同时履行抗辩权或不安抗辩权须自己有向对方请求对待给付之债权，其抗辩权即从属于此债权而存在。而先诉抗辩权则无须依赖于自己对债权人享有给付请求之债权，何况保证人根本就无此项权利。二是从与主债务的关系来看，由于保证债务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补充性，因而保证人所享有的先诉抗辩权可不受主债务人的权利的限制和影响，它可以独立存在，并专属于保证人享有，除此之外的任何人均无此项权利。所以，先诉抗辩权具有独立性与专属性。

对于先诉抗辩权的行使方式，《担保法》没有作出特别规定，理论上认为，先诉抗辩权既可以在诉讼或仲裁之前行使，即主债权人直接请求保证人履行保证债务时，保证人就可以行使先诉抗辩权；也可以在诉讼或仲裁的过程中行使，即主债权人已经针对保证人提起了诉讼或申请了仲裁，此时保证人行使先诉抗辩权。而且，即便一审中保证人没有行使先诉抗辩权，二审程序中依然可以行使。对于先诉抗辩权可于诉讼外或诉讼内行使的看法，笔者表示赞同。但是，笔者认为，如果保证人一审程序没有行使先诉抗辩权，则不可能在二审程序中依然能够行使。因为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属于民事实体权利，而非诉讼上的抗辩。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保证合同纠纷上诉案”中曾有明确的说明：“香港中行是依据新疆区政府向其出具的书面承诺函即新疆区政府愿意为新发公司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而向原审法院提起保证合同诉讼的，该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原审法院应予受理。至于当事人之间的保证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其效力如何以及新疆区政府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等问题，则应进行实体审理后认定，并不影响香港中行依据其与新疆区政府之间设立的保证法律关系而行使诉权。即使本案保证法律关系应认定为一般保证，亦不能剥夺香港中行对新疆区政府基于保证法律关系的诉权。一般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是一种实体权利，而非诉讼权利。本案所涉主债务法律关系已经香港高等法院终审判决并已进入执行阶段，原审法院受理的是保证合同纠纷案件，香港中行基于管辖的原因将主债务法律关系和保证法律关系在香港和内地提起两个诉讼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并不会导致其就同一笔债权进行重复索偿。”

既然先诉抗辩权属于民事实体权利，那么该权利行使与否取决于保证人。申言之，先诉抗辩权必须要保证人行使或主张后才能发生对抗债权人履行请求权的效力，法院既不能依职权加以审查，更不能在保证人没有行使先诉抗辩权的时候，将先诉抗辩权的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保证人，否则对于债权人就属于不公平。在这一点上，先诉抗辩权与时效抗辩权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如果保证人在一审辩论终结之前，没有行使先诉抗辩权，那么法院就应当直接判决债权人胜诉，即作出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债务的给付判决，而不能依职权援用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而判决债权人败诉。所以，不仅是二审程序即便是在一审程序辩论终结之后，保证人就再也不能主张先诉抗辩权。

实践中还有一些人认为，先诉抗辩权可以在执行程序中行使，即当尚未执行债务人的财产时就要求保证人履行时，保证人可以拒绝履行。笔者认为，这里保证人的拒绝履行并非先诉抗辩权，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125条：“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向债务人和保证人一并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但是，应当在判决书中明确在对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已经在一审程序中行使了，否则法院不可能在判决中明确只有对债务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才承担保证责任。所以，此时保证人是依照法律的规定享有的拒绝的权利。

行使方式：时间与条件：行使先诉抗辩权的时间与条件。根据中国《担保法》的规定，“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的任何时候均可以行使。即保证人在诉讼或仲裁前、或在诉讼或仲裁程序中以及强制执行程序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拒绝债权人的履行请求。

附随义务：对于行使先诉抗辩权有无附随义务，还有保证人行使先诉抗辩权除在法定时期具备相应条件外，是否有附随义务，各国规定不一。德国、旧中国民法典对此无规定，而法国、日本等民法则有。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023条，保证人行使先诉抗辩权有两项附随义务：

①保证人应将主债务人的财产指示于债权人；

②保证人应向债权人预付追索所必要的金额。日本民法典第455条规定了一项附随义务，即保证人必须证明主债务人有资力并且容易执行。中国《担保法》为了保护保证人的利益，对其行使先诉抗辩权没有规定任何附随义务，保证人可以径直行使。

再保证与反保证：再保证与反保证中的先诉抗辩权行使方式。所谓再保证，又叫复保证或付保证，乃保证债务之保证也。因其非直接保证主债务，而是保证保证人之债务，故属于间接保证，而被保证之保证则称为正保证或主保证。

执行效果：先诉抗辩权的行使将产生下列效果：

（1）因先诉抗辩权具有延缓性和阻却性，所以先诉抗辩权的行使使债权人的履行请求受阻，保证人暂不承担保证责任；

（2）先诉抗辩权有效行使后，到强制执行主债务人的财产无效果前，保证人不负履行迟延责任；

（3）在前述时期，债权人不得以其对于保证人之债权而对保证人为抵销，抵销者无效；

（4）保证人行使先诉抗辩权后，债权人就主债务人的财产已为强制执行，但未能全部满足债权时，可就剩余部分向保证人请求履行，此时即使债务人的财产已有显著改善并足以清偿剩余部分时，保证人也不得再次进行先诉抗辩。

（5）保证人行使先诉抗辩权后，债权人有义务先对主债务人的财产强制执行，否则日后债权得不到清偿的后果将自行负责。关于这一点，大陆法系多数国家的立法都有规定。

（6）共同保证人行使先诉抗辩权的效果、所谓共同保证，是数个保证人就同一债务担任保证人。如果共同保证人与主债务人之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则共同保证人无先诉抗辩权可言。

自罗马法保证人对债权人得主张“顺序”之利益以来，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均纷纷效仿，并在立法中予以规定，不过，对其认识程度有很大差异，从而导致了各国的立法例不尽一致，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以奥地利等国家为代表，认为保证人并不享有严格意义上的后诉利益。《奥地利民法典》第1355条规定，只要债权人对于主债务人已为审判上或者审判外的催告，就可以对保证人为请求，且并不将此催告视为一种抗辩，而看作是对于保证人请求的必备要件。根据这一规定，保证人并不享有后诉利益，只要债权人已为催告，保证人即应代为履行，而不以“先诉”为条件。保证人拒绝债权人请求的前提，是债权人对主债务人为催告。这种立法体例，实际上只是赋予了保证人催告的权利，而否认了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

第二，以瑞士为代表的国家，认为如果债权人要对保证人要求履行债务，必须证明主债务人的财产已被强制执行但无效果。如《瑞士债务法》第485条规定：债权人仅于保证契约成立后，因主债务人破产、遗产缓期、债权人为必要注意之追索并做成损失证书、主债务人将其住所迁移国外无法在瑞士为请求或因其住所迁至外国，致权利诉追发生重大困难时，始得向保证人请求支付。依照这一项规定，债权人受到先诉抗辩权的最大制约，就是在保证人行使此权利之前，债权人须预先证明已尽了向主债务人索债务的义务。如果证明就主债务人的财产已为执行并不满足时，就可以对保证人为请求。

第三，债权人并无向主债务人先为追索的义务，只有在保证人主张先诉抗辩权的时候，才须就主债务人的财产主张先为执行。法国、意大利、德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均采取此种立法例。《法国民法典》第2021条规定：保证人仅于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对于债权人负履行责任，债务人之财产应先受检索；保证人抛弃检索利益或与债务人连带负担债务时，不在此限，于此种情形，保证人之债务，其效力依连带债务之原则定之。《德国民法典》第771条对先诉抗辩权的行使作出规定，即保证人于债权人未对主债务人为强制执行而无效果前，得拒绝向债务人为清偿。一次规定，债权人在未就主债务人的财产为执行是，亦可以向保证人请求履行，只有在保证人主张先诉抗辩权时，债权人才须就主债务人的财产为执行。这种立法例，债权人并无先向主债务人追索的义务，只有保证人主张先诉抗辩权时，才向主债务人追索。

第四，将催告与追索义务同时加以规定，综合调整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关于先诉抗辩权的权利和义务，《日本民法典》就采用这种立法例，分别规定催告与检索之抗辩。《日本民法典》第452条规定：债权人请求保证人履行债务时，保证人得请求向主债务人为催告；但主债务人受破产宣告或行踪不明者，不在此限。其第453条规定：债权人虽已依前条之规定催告债务人，若保证人证明主债务人有清偿能力，而且容易执行时，则债权人应先就主债务人的财产为执行。其第455条还规定：保证人已依第452条及453条之规定为请求，但债权人怠于催告或执行，致事后不能由主债务人为全部之清偿责任时，保证人于债权人即时可受清偿之限度内，免除其义务。这种立法例，兼以催告及检索为拒绝清偿债务之抗辩，即当债权人请求保证人履行保证债务时，保证人可首先请求债权人先行催告主债务人清偿；债权人催告主债务人清偿债务后，应先就主债务人的财产予以执行，但先决条件是要由保证人证明主债务人有清偿能力且方便执行。这一立法实质上是同时赋予保证人催告抗辩权和先诉抗辩权，而且既可以择其一而行使，也可以二者均行使，最大限度的体现保证合同的补充性。显然日本将奥地利和瑞士的规定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的抗辩制度。先诉抗辩权只是大陆法系国家所特有的一种制度，而在英美法系国家，保证人没有先诉抗辩权。但尽管如此，在担保协议中，一般还是明确规定债权人有权立即向保证人追索，以排除保证人主张先诉抗辩权的可能。

中国《担保法》第17条第3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得行使先诉抗辩权：

（1）债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

（2）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的；

（3）保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先诉抗辩权的。

先诉抗辩权固然是为保护保证人的利益而设置的，但是为了避免给债权人带来不利，大陆法系多数国家民法典均明文规定了保证人不得行使先诉抗辩权的情形，对其加以限制。下面详细解释中国《担保法》第17条第3款规定的在下列情形下不得行使先诉抗辩权：

1.债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这一情形的构成要件有三：

（1）须债务人的住所发生了变更，这是前提条件。此之“住所”，如果是自然人，则以其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为住所（《民法通则》第15条）。如果是法人，则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公司法》第10条）。住所发生了变更，既可以是从国内迁移到国外，也可以是从某一外国迁移到另一外国，还可以是在国内由某一辖区迁移到另一辖区。

（2）须债务人住所的变更发生于保证合同成立之后，这是时间要件。如果保证合同成立前，债务人的住所早已变更，那么就应当以当时的情况为准，而绝不能成为以后排除先诉抗辩权的理由。

（3）须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这是实质要件。

2.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的。

3.保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先诉抗辩权的。先诉抗辩权是保证人的一项民事权利，因而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抛弃。抛弃可分为预先抛弃和事后抛弃两种。预先抛弃有三种方式：

（1）在一般保证合同中预先约定保证人不行使先诉抗辩权；

（2）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纵未载明放弃先诉抗辩权，也可解释为有放弃先诉抗辩权的意思表示；

（3）在保证合同中未载明承担何种保证责任时，按照《担保法》第19条的规定，亦可视为放弃先诉抗辩权。

现代各国立法虽都承认在一般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但先诉抗辩权的行使往往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这些限制由于各国的立法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

《德国民法典》第773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先诉抗辩权消灭：

1、保证人放弃抗辩权的，特别是保证人作为自身债务人承担保证的；

2、在承担保证后，因主债务人的住所、营业场所或居所发生变动致对主债务人追诉发生重大困难的；

3、对主债务人的财产开始破产程序的；

4、可以认定对主债务人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仍不足以清偿债权人的。

在有第1款第3项、第4项的情形下，如果债权人能够从对主债务人有质权或留置权的动产取得清偿时，允许有抗辩权。”

《法国民法典》第2021条规定：“仅在债务人不履行其债务时，保证人始对债权人负清偿责任。债权人应先就债务人财产进行追索，但如果保证人放弃先行追索抗辩，或者保证人与债务人负有连带责任时，不在此限。”由此得出，保证人放弃先行追索抗辩，或者保证人等债务人负有连带责任时，保证人不得行使先诉抗辩权。

《瑞士债务法》第495条规定：债权人仅于保证契约成立后，因主债务人破产，破产缓期，债权人为必要注意之追索并做成损失证书，主债务人将其住所迁往国外致无法在瑞士为请求，或因将住所迁往国外，致权利追诉发生重大困难时，始得向保证人请求支付。

1997年2月10日，某银行扬中支行与扬中市农机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由扬中支行向农机公司提供贷款100万元，期限6个月（1997年3月1日至1997年9月1日），月利息0.9厘，逾期不还则月息1.2分。同日，扬中市供销公司与扬中支行签订保证合同，双方约定：保证方式为一般保证，保证期限为10个月，保证责任范围是扬中农机公司借款100万元的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借款到期后，经扬中支行向借款人催要未果后，遂向人民法院起诉讼保证人，请求保证人承担农机公司借款10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责任，保证人在一审时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原审法院依法作出缺席判决。判决保证人代为清偿责任。判决后，保证人不服，提起上诉，提起上诉，其主要理由是上诉人是一般保证人，应当首先由主债务借款人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

争议焦点：一般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的放弃方式。

处理依据：《担保法》第17条规定了一般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和先诉抗辩权丧失的三种方式：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有下列三种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得行使前款规定的权利：

（一）债务人住所变更的，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

（二）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的；

（三）保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前款规定的权利的。

处理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保证人在一审中没有进行抗辩，即丧失了先诉抗辩权，因此作出不利于一般保证人的判决。一种意见认为按照《担保法》的规定，保证人在行使先诉抗辩权的期间内只要没有明确表明放弃该权利，仍然可以行使先诉抗辩权。

该文作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处理结果：保证人并未丧失先诉抗辩权，可以以此抗辩债权人的清偿债务的请求权。理由是依据《担保法》第17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可知该案中保证人并没有丧失先诉抗辩权，抗辩权的放弃需采取书面明示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