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一次发生在东西方冷战期间的政治暗杀事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20世纪50年代，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朝鲜战争停战和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当时，亚非国家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运动空前高涨，要求和平、要求独立、要求发展本国经济、要求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逐渐成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亚非国家的共识。基于这种情况，中央决定把大门打开，走向更广阔的世界。1954年7月7日，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日内瓦会议的情况时提出：“原想再关一年的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毛泽东肯定地说：“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总理卡斯特罗·阿米佐约致函周恩来，代表5个发起国——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尼、巴基斯坦邀请中国政府参加4月中旬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2月10日，周恩来复电同意参加，并表示愿意为促进亚非国家间的合作而努力。

出席亚非会议的共有29个国家。其中，与中国建交的只有6个国家（阿富汗、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越南），其余23个国家大都同台湾国民党保持“外交关系”。中国出席亚非会议必然在亚非地区乃至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和蒋介石害怕出现这种局面，因此要对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

为保密起见，新华社直到中国代表团出发之前（1955年4月6日）才发布消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的首席代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为代表。代表团的顾问为廖承志、杨奇清、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王倬如。

代表团如何抵达印尼是周恩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中国没有远程飞机，而同我建交的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有这种飞机。而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未曾到过中国，代表团只能到香港启德机场乘坐。经过缜密考虑，周恩来决定从香港包乘印度航空公司性能较好的C-69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印尼。为安全起见，他指示有关部门同印度航空公司商妥，印度至香港的航班照常进行，只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达香港后将“克什米尔公主号”临时改为专机。

在代表团出发的前几天（4月初），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于4月14日——16日访问仰光，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共商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周恩来让我代表团人员到昆明集中，待访问缅甸后再去印尼，但有8名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必须先期到达万隆。他们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新华社记者沈建图、杜宏、李平、郝凤格，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钟步云，外贸部干部石志昂。另有3名外国人亦需先到达万隆，即奥地利记者严斐德、波兰记者斯塔列茨、越南民主共和国官员王明芳。为此，我有关单位通知印度航空公司，4月10日自孟买飞往香港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照常营业，4月11日到香港后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直飞印尼。

事件发生在1955年4月11日，当时根据原定行程，周恩来应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从香港搭乘飞机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根据中国外交部解密文档中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面交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破坏案的警察调查综合报告》显示，国民党当局在港特务用五十万港币买通香港启德机场清洁员周驹，在周恩来预定搭乘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洛克希德星座式749A型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右翼轮舱处，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

这架“克什米尔公主号”机上乘载了8名机组人员和11名乘客（全部为参与万隆会议的中方代表团人员和记者），但是暗杀目标周恩来本人却因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临时秘密改变行程，经昆明取道缅甸前首都仰光赴万隆参加会议。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约5小时后炸弹爆炸，导致飞机右翼第3号发动机吊舱后面的地方局部着火；正在距海面18,800英尺高空飞行的飞机被迫紧急在海面上降落，最后11名乘客全部遇难，只有3名机组人员生还。

事件发生后香港警务处立即展开调查并查明事件嫌疑人周驹。但是周驹在警方能够采取行动将其逮捕之前成功逃往台北获得庇护。

机上人员有：沈建图：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黄作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炳衡（李平）：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杜宏：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郝凤格：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钟步云：总理司机；石志昂：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李肇基：外交部情报司科员；王明芳：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严斐德：奥地利记者；斯塔列茨：波兰记者。

中午时分，周恩来紧张地踱着步子，直到“克什米尔公主号”按时起飞的消息传来，这才松了一口气。

下午6时30分，却传来了这样的噩耗：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海面上空发出三次求救信号后坠入大海，机上11位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记者全部遇难。

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起54年前的这一幕，仍觉惊心动魄。如果没有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周恩来会是乘客之一，而今日中国的外交史，或许将是另外一个版本。

香港机场清洁工被收买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部门获悉，周恩来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包租印尼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专机将在香港进行短暂停留。

在台湾情报人员看来，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决定在香港下手，在飞机上安装炸弹，暗杀周恩来总理。具体策划者之一叫赵斌丞，他曾是戴笠的得意门生；另一个是他的手下陈鸿举。两人都是台湾方面派到香港从事颠覆活动的情报人员。

为了找到一个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人安装炸弹，他们找到了香港机场清洁工周驹。周驹20岁左右，除了一个嗜赌如命的父亲，没有什么家累。此外，他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卫生，不易引人注意。在五十万港币的重赏下，周驹决定接下暗杀周恩来的任务。

毛人凤同意了计划

计划拟定后，赵斌丞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做了“口头报告”，毛人凤当即表示同意。但是，赵斌丞、陈鸿举两人没敢向毛人凤提起50万港币酬劳的事情，怕金额过高，遭到反对。最后，两人决定请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的“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出马。

谷正文听完计划后也立刻表示赞成。在他看来，暗杀中共领导人物本来就是特务工作之一，这次计划不仅天衣无缝，可行性极高，而且还能借机向香港政府施加压力。

当年4月10日，赵斌丞、陈鸿举二人从台湾带着五十万港币潜回香港，把炸药交给了周驹。

美国中情局提供炸药

4月11日，周驹跟往常一样上班，平安地通过了安全检查。原来，台湾情报人员交给他的炸药叫做TNT，是一种高科技产品，一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给台湾情报网使用。这一次，为了应付机场安检，台湾特工特意将它做成牙膏模样，因为简易的盥洗用品是允许带入的。

通过安检后，周驹开始进行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就包括来加油且做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他神色自若地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东扫扫，西擦擦，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到底什么时候钻进行李舱装了定时炸弹，又何时失踪……看起来貌不惊人的周驹其实很有心计。当初与台湾情报人员研究退路时，他提出一套撤退计划，即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因为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台湾和香港之间，很方便。

情报人员差点曝光

当天，周驹果然顺利地躲入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内，但一个意外却差点让他曝了光……原来，周驹躲进去后不久，陈纳德的飞机就从启德机场起飞了。飞机降落后，周驹的出现，令台湾“保安司令部”机场检查处的头子十分吃惊，一个电话直接打到“保安司令部”。

还来不及吃午饭的谷正文得知周驹提前到来后，立刻坐吉普车赶到机场接人，并将周驹安顿妥当；就在此时，台湾方面接到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没有按原定计划从香港起飞，周恩来可能没在机上。原来，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的周恩来总理在昆明临时改变了行程。

4月11日下午6时30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时从行李舱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飞机起火燃烧，像一团火球一样冲进海里。中国代表团3人、记者5人以及来自波兰、奥地利和越南的记者共11人，后有3人被救起其余全部遇难。

毛人凤事后才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不仅没有生气，还重赏了毛人凤。周驹后来也一直在台湾落户。

成元功：不敢想另一种可能

拐进北京皇城根北街，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这条街上的一座老房子里，住着周恩来曾经的卫士长成元功和家人。

84岁的成元功耳朵已经听不清楚，唯独对老伴焦纪壬的声音保持着敏感。1955年4月跟随周恩来赴万隆会议时，他们正在恋爱。

“万隆会议前后，我一直跟在周恩来的身边，寸步不离。‘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我算是经历了一半。”成元功说。

他所说的一半，并不是时间上，而是指路线上，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在临行前兵分两路，他跟随的是周恩来一行——另一分队便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遇难的11人。

“要不是缅甸总理乌努想在会议之前和周总理会晤，后果不堪设想……”即使是今天，这另一种可能性还是让他后怕。

当年3月份，中南海就已经为万隆之行开始了紧张的筹备，路线是重点，后来总理因突发阑尾炎进行紧急手术，使代表团关于陆路还是飞机的问题有了定论——为减少旅途颠簸，只能乘坐飞机——当时中国尚未开通国际航线，便租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

作为卫士长的成元功很担心，早在3月初，便有可靠情报递送到总理手中：台湾的敌对势力已有针对万隆的暗杀计划。甚至有人劝中国放弃此次参会。“万隆会议将是中国在国际上的一次试音，周恩来是不可能放弃的。”成的手微微颤抖。

巧合的是，缅甸总理乌努发出邀请，希望周恩来能提前经昆明赴仰光“休养”两天，一起商议万隆会议的提案。于是，代表团做出兵分两路的决定：周恩来、陈毅带队从北京出发赴昆明，等待缅甸方面的专机；另一路人马则按原计划从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赴雅加达。

4月7日，北京西郊机场，周恩来刚刚准备离开候机室，更详细的情报来了，“蒋介石要炸‘克什米尔公主号’！”

在周恩来的叮嘱下，这纸情报很快转到外交部。与印航与香港方面再三交涉后，对方的回应是：应该没问题。但还是增加了安全措施。

“但是，情报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提起这场变故，成元功满腹遗憾。

4月11日中午，是中国代表团11人在香港启德机场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离开的时间。这天，身在昆明、数次要求港英当局严防蒋特破坏的周恩来坐立不安——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下表。12点30分到了！他在会客厅踱起步来。陈毅大口抽着烟，“莫急，莫急噢。”

1点钟，外交部来电：“克什米尔公主号”于12点15分准时起飞，一切正常。周、陈这才松了一口气。

几个小时后，情势急转直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由香港起飞三四个小时后和导航台中断了联系。

先是莫斯科传来消息说客机中途爆炸坠毁在中国南海。不久，几家外国通讯社报道了这个消息。而台湾电台早已播发了“周恩来座机坠毁”的新闻。

当时，殉难者名单还没有拿到，“大家又是担心又是悲痛，聚集在总理屋里，彻夜不眠等待北京的消息，并且再次讨论总理该不该放弃万隆会议。但是，总理很坚持。”

成元功记得，直到天亮，大家才散去，周恩来回到自己屋里，读完邓颖超的来信，写下了那封著名的“昆明回信”。

2009年清明，钱嗣杰如常来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里埋葬着他曾经的战友、兄弟、同事、还有领导。在一块刻有周恩来亲笔题写“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字样的纪念碑前，他长久伫立，碑的背面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离开的11位烈士的姓名和简历，钱嗣杰不用看，就能默诵出这些在梦里叫了千万遍的名字：沈建图、黄作梅、李平……

“有时候回头看看，我就想，这50年是多活出来的。”54年前，身为新华社万隆会议特派报道组中两个幸存者之一，钱嗣杰的生命阴差阳错地得到了眷顾。

飞机在中国南海上空爆炸时，27岁、告别新婚妻子、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钱嗣杰正身在雅加达一家旅馆里，紧张地等待着自己的同事与领导抵达。

此前，他和报务员刘茂俭带着长长一列清单，被先行派到香港采购报道设备。东西还没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做了一个决定：外交部两位信使从香港乘船前往万隆，随身携带很多重要东西，为了安全，让钱嗣杰与刘茂俭两个小伙子陪同前往，器材则由自己来负责购买带上飞机。“当时我们两个一肚子不乐意，只能搭船走了。”

就这样，在海上漂了7天7夜后，钱嗣杰到了雅加达。“知道11号大部队要来，我一大早起来，激动得坐立不安。”

房间里的无线电开着，消磨着时间，“突然有消息说中国代表团飞机爆炸……”钱嗣杰没有再说下去，那一刻的记忆于他而言，其痛苦并未随岁月消减。

出发前，又是战友又是同事的李平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钱，别担心，晚上我帮你整理照片。”

在钱嗣杰的脑海里，那些曾经年轻的脸庞依然年轻，“那会儿，沈建图的妻子已经怀孕9个月，他是印尼归国的才子，亮闪闪的眼睛，英语比汉语说得好；黄作梅也是才子，做事有点马虎……”

除了振作起来，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我要替他们完成未了的心愿。”万隆会议上，钱嗣杰5天5夜没有睡觉。

4月16日晚6时，周恩来出现在雅加达机场。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成为最繁忙的人。有这样一组数据：会议7天，他参加会议16次，会客约谈10次，宴会活动15次……这样超负荷的运转换来的是中国政府在万隆的成功。“会议之前，仅有6个国家与中国建交，会议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伸出友谊之手。多年后，这些兄弟国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成元功说。

有后人这样评价万隆会议的意义：亚非国家万隆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产生的万隆精神和国际关系十项原则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指针。万隆会议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国际政治事件而永载史册。

在紧张的会议当中，周恩来仍不时关心着“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情况。当时，奉命前往新加坡处理善后事宜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来到万隆，周恩来在听取了他的情况汇报后，满怀深情地说：“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主的事业牺牲的。”周恩来嘱咐申健，要把烈士的骨灰留下，他将亲自把烈士的骨灰带回北京。

在亚非会议开幕后的第二天，即4月19日午后，中国代表团收到一封署名为“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信，信中说：3月初，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国民政府总统府之命，组织了28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并称，暗杀队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还领到印尼盾20万盾，且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

代表团立即对这封来信进行了研究。尽管此信内容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是，根据当时的安全形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必须采取措施严加防范。于是，代表团一面通知印尼方面，要求加强安全保卫，一面召开内部会议制定安全防范措施。

印尼方面非常重视，立刻加强了对万隆的外围警戒，并抽调了大量警力防范，专门派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为随卫。同时，如果周恩来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一至两辆宪兵吉普车随卫。成元功回忆说：“为保证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我和李福坤等几个同志，弦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我们所带的手枪都是子弹上了膛的。我们总是紧紧跟随在总理身后，在情况复杂时我们往往干脆把总理包在中间。”

值得欣慰的是，美蒋特务的暗杀周恩来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且亚非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而“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犹如一道伤疤，深深地烙在新中国外交人的记忆里，隐隐作痛，但是，也输送着力量。

4月29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一行安全飞抵昆明。当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报告代表团平安抵达昆明。电报说：“出国半月，因时间短促，工作紧张繁忙，许多重要会谈未能一一及时电告。准备在昆明休息几日，把重要会谈情况按专题写出报告。”

5月7日上午11点，周恩来一行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陈云、林伯渠、董必武、邓小平等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立即了解“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调查的进展情况。5月8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和印度方面负责事件调查工作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高。高向周恩来介绍了他在香港期间所了解的有关事件的情况。周恩来让高转告印度总理尼赫鲁，请尼赫鲁致电时任英国首相的艾登，希望英国政府告诉香港当局在调查上予以合作。并表示如果英国方面愿意合作，中方可以把迄今调查所得的材料以及今后调查可能得到的材料提供给港英方面。

5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会议，讨论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相关的斗争方针和策略。

经过研究，确定了下一步的方针：争取破案，以此使美蒋在世界人民面前声名狼藉。破案的关键在于争取英国与我合作。如英表示愿与我合作，则我可向他提供有关情报，否则，供给他情报不但无益，反而可能使凶手跑掉。如英国故意不破案，则可视情况同英国进行斗争。在对英策略方面，大家认为，英国对此事有投鼠忌器的想法，一方面对美有顾虑，不敢破案；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中英关系及自身利益的情况。因此，应采取“压”与“拉”相结合的策略。

按照既定方针，当天，周恩来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要他转告英国首相艾登以下口信：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指示香港当局同我们密切合作，使“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能够破案。如果我们把现有的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是能够破案的。同时提出以下要求：主要是香港当局对得到的材料要严加保密，对材料中提到的涉案人员要严加监视，以防逃跑，对涉嫌的主要人物应严格审讯，并要求审讯时有中方人员在场。

5月15日，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拜见周恩来，带来英国首相艾登对周恩来口信的回复，表示英国政府愿全力同中国政府合作。

当天晚上，周恩来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和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晖找来。周恩来对熊向晖说：“艾登已经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鲁派高氏做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作我的代表去香港。你去后有三项任务：第一，把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情报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第二，把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及时报回；第三，代表中国政府对香港当局处理这个案件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件事要抓紧。这件事也非常复杂，牵涉到台湾、英国和美国。所以一定要拉住印度，共同促进英国破案。”

熊向晖接受命令后，于5月18日下午13点半经罗湖口岸抵香港，香港警察司署政治部主任威尔考亲自到罗湖迎接，并派两个便衣警察专车护送，作出非常配合的姿态。

然而，就在同一天，香港警方接到在台湾的美国民航公司保安员电话，称他们在从香港飞来班机的行李舱里发现一名“潜乘者”，经查，此人正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驹。

本来，周驹在事发后非常紧张，一心想着赶紧离开香港去台湾。这时，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给香港情报站下达指令，要他们采取隐蔽措施，同时让特务转告周驹，要保持镇静。特务机关让周驹照常上班，如果被警方传讯，只要咬住不说，就不会有事，并准备从当月起，每月给周200港币津贴，以示安慰。

港英警方也曾传讯过周驹两次，但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使其一直逍遥法外，并得以逃脱。中共方面得知周驹潜逃台湾后，立即向港英当局表示抗议，并要求其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港英方面则称，香港跟台湾没有引渡条约，无法引渡。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中，周驹不过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并非幕后的罪魁祸首，而港英当局在随后的结案声明中仅仅指控周驹一人有罪，将一些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该案最终未能将凶手绳之以法，成为历史的一大遗憾。

今天，在苍松翠柏掩映下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纪念碑。纪念碑前镶嵌着一块汉白玉浮雕，浮雕上一只和平鸽在展翅高翔。它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亲笔题写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几个大字，背面刻着烈士们的姓名与简历。石碑上刻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