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维蓉(1908～1931)乳名东京，字谡青，又名维榕，化名周芝生、林毅。陕西富平人。

1929年1月，原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与其兄王天生叛变，勾结国民党，破坏党的组织，追捕省委负责同志。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邓恩铭、何自声、朱霄、杨一辰等多人被捕入狱，山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根据中央二月指示，山东党的工作人员及时撤离后，党维蓉被派往青岛，与孟介人和四方机车厂的党员等三人组成新的市委常委。

1929年7月2日，因叛徒王天生、李松椰的出卖，山东省委又遭破坏。省委书记刘谦初、秘书长刘晓甫等8人先后被捕。同时青岛、淄川、高密、昌邑、潍县等地党的组织也有部分同志被捕。青岛党的支部由七个减少为三个，党员由40多人减到28人。此时，省委已无人负责，党的活动陷于停顿状态。值此危难之际，青岛市委与团省委共同研究决定，由曹克明、党维蓉、徐宝铎三人组成临时山东省委，并报告中央。

8月19日，党中央派陈潭秋抵达青岛，当日会见了市委书记党维蓉，了解青岛市对敌斗争情况。21日中央巡视员召开中共山东省临时委员会成立会议，由王进仁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党维蓉任宣传部长兼青岛市委书记，曹克明任巡视员。省委机关暂设于青岛。会上讨论了全省如何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及改组青岛市委等问题。25日下午，中央巡视员召开新市委成立会，讨论了整顿青岛市工作及对敌斗争问题。

党维蓉根据临时省委决定，针对青岛党组织长期受和平发展观念的影响，有的党员惧怕白色恐怖，不能在群众中积极活动，临事畏缩犹豫的问题指示：如果不与这种观念作坚决斗争，党的前途将被断送，同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和工作方法问题。

经过整顿，青岛党的组织和工作都有了新的变化。党员的恐怖心理已基本消除；大部分同志都能主动积极地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和平发展的观念也有所纠正；市委与支部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市委与群众再也不象以前那样隔膜；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也有了进步。党维蓉主笔的《自由之血》、《工人快报》等刊物的出版，对教育广大工农群众提高阶级觉悟，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巩固，为迎接新的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1922年考入西安陕西省立第三中学，受魏野畴启迪，投身爱国民主运动。驱逐祸陕军阀刘镇华斗争进入高潮时， 他和同学上街示威、请愿，被选为校学生会干事。1923年， 在反对日本“二十一条”，收复旅顺、大连主权的斗争中，他带领三中同学参加在文庙举行的6000学生大集会，高呼“粉身碎骨，以救旅大”的口号到省长公署请愿。 1924年6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派武止戈来陕建立团组织，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秋末转为中共党员。这时，党维蓉由省立三中毕业，在杨虎城的资助下，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26年，中共上海区执委会派他担任中共小沙渡部委组织部部长。他化名周芝生，经常深入到各日资纱厂， 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人起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

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 他参加了由中共领导、上海总工会发动的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他主持沪西区市民庆祝大会，周恩来到会讲话，对沪西区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四一二”政变后，他被国民党新军阀逮捕并判刑八年。后由中共组织通过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具保获释。

1929年初，由于叛徒王复元、王用章的出卖，中共山东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急需派一批干部去山东，党维蓉遂被派往青岛，担任中共市委书记。当时，叛徒仍在嚣张活动，山东各地的革命人士随时有被国民党逮捕的危险。他到任后，既要稳定组织、稳定人心，又要按中央和省委部署惩治叛徒，还要领导青岛工人和市民开展反日商压迫斗争，和同乡、同学孟芳洲等人组成市委常委会，很快与原市委负责人曹克明等恢复了联系，布置了铲除叛徒的计划；接着便深入工厂，了解青岛工人阶级同日商厂主斗争的历史和现状，并与来青岛巡视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一起研究了指导工人运动的方针和策略。正当一切工作顺利进行之际，中共山东省委7月2日再次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刘谦初等被捕。危急时刻，中共青岛市委与共青团山东省委商定，由党维蓉和前任青岛市委代理书记曹克明、团山东省委书记徐宝铎于同月在青岛组成中共山东省临时委员会，工作由三人共同主持。他们主动挑起担子，把铲除叛徒列为重心，在周恩来派出的特工人员帮助下， 先后于8月上、中旬捕杀了使中共山东省委屡遭破坏的叛徒丁惟尊、王复元。8月19日，中共中央派陈潭秋到青岛巡视，对中共青岛市委和党维蓉的工作给予肯定和赞扬，他说：“青岛在组织上、工作上都有相当进步”，“在群众中已经发生”了“好的影响”陈主持改组了中共山东省临时委员会，王进仁任临时省委书记，党维蓉任常委、宣传部部长，仍兼青岛市委书记。改组后的临时省委制订了工作计划大纲，规定青岛市的工作，由临时省委直接领导。此后， 党维蓉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日资工厂工人的罢工斗争上来。他总结了从7月下旬就爆发的有2万余工人参加的青岛日资工厂工人联合大罢工的经验，于8月下旬制定了斗争策略和行动计划，成立了日厂斗争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界捐助钱物，安排罢工工人的生活，得到中资纱厂、四方机厂等各业工人的响应，纷纷起来参加罢工斗争；青岛、济南和上海、武汉的各界人士，都给日资工厂罢工工人以有力的支持。中共青岛市委还通过红色工会发动市民腾房子，安排被资本家赶出宿舍的罢工工人，并组织纠察队封锁工厂四面大门。日本厂主勾结国民党青岛市政府派出军警镇压罢工，更加激起工人的反抗和愤怒。日本厂主又变换花招，发给工人每人一袋面粉或一元钱利诱工人复工。党维蓉在他主编的《工人快报》上撰写文章，及时揭穿资本家的阴谋。日本厂主还通过外交手段，重金贿通市长马福祥劝说工人复工，仍未得逞。最后，日本厂主便用每天派出几百名侦缉队员和便衣特务的办法，强行破坏了领导罢工的委员会， 强迫、驱赶、欺骗工人复工，使著名的青岛“反帝同盟大罢工”，坚持120多天后结束。党维蓉多次组织领导革命活动，引起省、市当局的不安和恐慌。国民党山东省和青岛市政府将其列为缉捕的首要人物之一。 从8月下旬起，他机警地躲过了军警特务的一次次缉捕， 继续领导中共青岛市委的工作和工人的罢工斗争。10月4日，中共山东临时省委机关被国民党军警破坏。当天下午，党维蓉在华阳路蜂村油坊附近向党员布置召开追悼田泗、曹云卿烈士大会事宜时被捕，被迅速转押到济南山东第一监狱，施以酷刑。但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痛斥国民党反革命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1931年4月5日，党维蓉和刘谦初、邓恩铭、雷晋笙等22名先后担任中共山东省委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新军阀韩复榘杀害于济南市纬八路刑场。

铲除叛徒

为了铲除叛徒，中央指示“目前山东工作，解决叛徒是中心问题，叛徒王复元一定要解决，否则，山东的工作没有出路。省委向青岛市委传达中央指示后，市委当即召集市委委员及有关党员会议，经过研究决定：（1）判处叛徒王复元等人死刑，并决定在何处碰到就在何处执行；（2）为了顺利的解决叛徒，决定派徐子兴打入敌人内部，侦探敌人的活动情况；（3）决定由省委交通王科仁，扮成卖香烟的小贩，寻找叛徒的踪迹；（4）号召与会同志，为完成这项突击任务，从各方面做些努力。于是以党维蓉为首的市委全力以赴，投入了紧张的除叛工作。

徐子兴向市委提供了丁惟尊、孙秀峰叛变投敌的情况，丁惟尊的新婚妻子、共产党员傅玉真也向市委检举丁惟尊出卖同志的罪行。为使党的许多同志免遭毒手，党维蓉和省、市委其他同志遂于8月10日紧急决定，将丁惟尊处以死刑，派张英和傅玉真去执行。傅玉真大义灭亲，主动与张英密切配合。当晚，由张英将丁惟尊击毙于青岛滋阳路。

丁惟尊被打死的消息，迅速传遍青岛，吓得王复元魂不附体，决定赶往济南与王天生共谋对策。8月16日下午，市委接到徐子兴送来的王复元将到山东路（今中山路）新盛泰鞋店取皮鞋的消息，即派张英和王科仁寻迹追踪。当日下午6时许，王复元坐着挂有车帘的黄包车来到新盛泰鞋店，王科仁在张英的掩护下，将这个罪行累累的叛徒枪毙在鞋店，为党、为人民消除了一大祸患。

建立赤色工会

为了打倒黄色工会，建立赤色工会，党维蓉临时省委常委，经过认真研究后，提出了斗争的策略和计划。即(1)领导工人群众深入发动和开展对敌斗争。（2）由下而上地建立赤色工会，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吸收中心分子，成立群众工会。同时也要建立工会的扶助组织，如救济会、储蓄会、兄弟团、姐妹团等。（3）参加黄色工会的下层活动，扩大赤色宣传，发动群众斗争，争取更多的群众，驱逐黄色领袖，使之转变为赤色工会。（4）利用工厂委员会的形成，团结群众。黄色工会压迫工人斗争，出卖工人利益时，也可以利用工厂委员会开展斗争，驱逐其黄色领袖，转变工会性质。(5)发展重要产业工人的组织及整个的赤色工会系统，统一工人阶级的斗争。（6）坚决与改良主义斗争，并扩大党的政治宣传。

党维蓉还提出，建立赤色工会，还需要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基础。他说：“目前，在黄色工会中建立群众的扶助组织，运用工厂委员会的策略，建立群众的武装基础，发动群众的整个赤色组织及反对工整会的宣传工作，都是领导斗争争夺群众的实际的紧要工作。

青岛各工厂的党组织和党员，按照省、市委指示，积极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反对黄色工会，建立赤色工会的斗争。他们印发了传单，揭露工整会出卖工人利益，帮助反动派逮捕工人领袖，解散工人纠察队等丑恶勾当。

在青岛市委领导下，各工厂赤色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纷纷建立起来。1929年8月15日，青岛东镇顺兴路18号，挂出了“大英烟草公司工会筹备委员会”的牌子。参加工会的工人达1000余人。到1929年下半年，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地恢复和开展起来，开始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

领导青岛工人大罢工

1928年济南的“五三”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公愤。在青岛，日纱厂工人普遍发起了群众性怠工斗争。

1929年6月，省委书记刘谦初来到青岛，向党维蓉等市委领导传达中央5月关于组织同盟罢工的指示，并作了具体布置。

工人的罢工斗争，遭到国民党武装警察的镇压，可耻的工整会和社会局，以调解为名，秘密出卖工人利益，致使日厂开除工人200余名，逼迫工人7月24日复工。

7月25日，党维蓉又主持召开市委会议，详细讨论了上级党组织关于举行同盟罢工的指示。

8月1日，青岛党组织领导群众举行国际赤色日政治示威。日厂工人受到鼓舞，奋起向资本家进行斗争。各厂怠工斗争更加普遍，使生产陷于停顿状态。日本资本家纺绩同业会又密谋于暗室，于8月4日再次宣告停业，使27000余工人失业。

青岛工潮愈演愈烈。中国华新纱厂工人，为支持日厂工人斗争举行罢工。于是，形成了大康、隆兴、内外棉（银月）、钟渊、富士、宝来、华新七大纱厂同盟罢工。接着，四方机厂、丝厂、木厂、火柴公司等全市各厂工人相继罢工。四方纱厂的三四千工人，在汇泉集会游行示威，揭露日本资本家无理停业，残害工人的罪行，要求各界人士予以援助。他们高呼“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各厂工人在罢工中，都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处治汉奸走狗，保护工人利益。

青岛著名的“民国十八年大罢工”的怒火，就这样熊熊的燃烧起来了。

8月23日，党维蓉召开市委会议，制定了领导这次大罢工的斗争策略与行动计划：（1）在目前斗争的形势中，无论群众如何溃散，如何恐慌，必须继续斗争，以提高群众的情绪，加速胜利的实现，绝对不可能等待第二次复工后再重新斗争；（2）力求斗争胜利，但必须坚持条件，才不至于无条件的屈服；（3）发起广大的复工与救济运动，以团结失散的工人，揭露国民党的罪恶，取得社会同情；（4）扩大加紧政治宣传，主要的要联系到中东铁路问题，汇合为当地的反帝、至少是反日的政治斗争；（5）与黄色工会领袖作坚决的斗争，建立赤色的群众组织，与其他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

市委将上述决定，分别传达到各支部及每个党员。全党立即行动起来，有力的领导工人群众进行持久的斗争。

大规模的罢工斗争行动起来后，能否坚持到最后胜利，重要的问题是筹集罢工资金，安置好工人的生活。党维蓉领导全市地下党员从各方面发动群众，支援纱厂工人同盟罢工。赤色工会组织互济会，负责安排罢工工人的生活。

青岛工人的反帝同盟罢工，很快得到全市、全国各地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各方的物质援助，使罢工工人的生活得到了安置，政治上的声援，大大鼓舞了罢工工人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这次罢工，给日厂在经济上造成了惨重损失。日本资本家对此无可奈何，焦急万分。日领事日锁藤田勾结国民党市长吴思豫等亲日派，出动大批军警，在全市进行大搜捕，实行白色恐怖。罢工工人在市委领导下。没有屈服于敌人的武力和利诱，提出五项复工的先决条件：（1）原有工人一律复工；（2）复工以后不得借故开除工人；（3）停工期间工资照发；（4）释放屡次被捕工人；（5）工人有组织工会与纠察队的自由。

日本资本家迫于机器锈蚀，长此下去，怕造成更大的损失，便又施展新的花招。一方面指使走狗引诱工人上班。给有家属的工人发了一袋面，给单身工人发大洋一元。另一方面，对不上班的工人，不准住工厂宿舍。同时，他们到农村招雇大批临时工，接替被开除的工人上班，对工人施加压力。

党维蓉为了戳穿敌人的阴谋，于1929年8月28日在他主笔的《工人快报》上以《一月发了一袋面》为题撰文指出：“资本家一面怕工人暴动，一面怕工人回家，所以今天给有家眷的工人发了一袋面，光棍工人还是饿着。资本家一年剥削工农的钱有几百万，一月到底发了一袋面还做他们的人情，光棍工友也要向资本家示威要面。”

党维蓉为揭露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狼狈为奸，以同盟歇业压迫工人的罪行，号召工人坚决与之斗争到底，在8月28日《工人快报》上撰文指出：“现在还没有开工的模样，我们工人因资本家同盟歇业挨饿要快一个月了，现在连菜根都没有吃的了。因没有饭吃而投海的也有好几个了。哎！日本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害的我们好苦呀！国民党市政府、党部、工整会口里说的和资本家秘密会议不许我们知道，不许我们动众，不知道在那里如何出卖我们呢，上几次大停工他们拿到资本家7万元，这一次不知道拿多少？现在我们没饭吃，大家都向市政府去要饭吃。”“我们不能白白饿死，我们还要向资本家示威，要他们答应我们的条件，马上开工。”

青岛市委将日厂的罢工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联系起来，在青岛形成了更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市委决定9月1日、7日举行两次示威。党维蓉为这次示威制定了政治口号，其中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打倒欺骗工人的工整会！”“反对军阀主义！”“青工工作六小时！”“中俄的工人联合起来！”等。

历时三个多月的罢工斗争，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使广大工人群众更加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和国民党反动派卖国媚外的丑恶嘴脸。通过这次斗争，锻炼了广大工人群众，提高了阶级觉悟，取得了对敌斗争的经验。

英勇就义

党维蓉在青岛领导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斗争，使敌人十分恐慌。于是，国民党山东省警察局和青岛市警察局都把他列为缉捕的首要人物之一。

1929年10月4日下午，党维蓉来到峰村油坊附近，向党员布置召开田泗烈士追悼会。突然，潜伏在周围的一群化装为乞丐模样的探警，象疯狗似的猛扑上来，将党维蓉逮捕了。

党维蓉被捕后，被转往济南，押于山东省第一监狱。在狱中，党维蓉和宋占一、邓恩铭、刘谦初、吴丽实、雷晋笙、纪子瑞、朱霄等党的负责人用密码和暗语互相传递消息，并为改善监狱伙食、准许治病、放风、会见亲友、阅读报刊等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还设法与狱外同志建立联系。

国民党反动派妄想使这些共产党人屈膝投降，用尽一切伎俩，对他们进行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而党维蓉等共产党人，依然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坚贞不渝。

1931年4月5日凌晨，党维蓉与邓恩铭、刘谦初、雷晋笙等22位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押赴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临刑前他们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党维蓉同志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