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峡次巴东》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的一首七言律诗。前两联写远贬虽苦，但能举家同行亦为苦中之乐。后两联借景抒情，写路途艰难。迁播远郡，水路险阻，风雨奔波，而无凄苦之词，笔调疏快宜人，足见诗人坦荡的襟怀。语言通俗晓畅，曲调明快而感情深沉。

入峡次巴东①

不知远郡何时到②，犹喜全家此去同③。

万里王程三峡外④，百年生计一舟中⑤。

巫山暮足沾花雨⑥，陇水春多逆浪风⑦。

两片红旌数声鼓⑧，使君艛艓上巴东⑨。

①巴东：巴东郡。唐归州属县，今湖北巴东县。次：停泊。

②远郡：指忠州。

③同：共同，陪同。

④王程：为王事而作的行程。即赴职任命。三峡：峡名。四川奉节至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两岸，重岩叠嶂，无地非峡，就其最险者称为三峡。

⑤百年生计：指全家人的前途、命运，都载在这只船上。

⑥巫山：山名，在四川巫山县东。足：下透。沾花雨，沾湿花枝的细雨。

⑦陇（lǒng）水：指长江上游。古人以为长江源出陇外。逆浪风：指东风。江水自西而下，故称东来之风为逆浪风。

⑧两片红旌：双旌为刺史仪仗。红旌：红旗。数声鼓：因江道狭窄，行船多击鼓为号。

⑨使君：即刺史。艛艓（lóu dié）：有楼的小船。

行程已久，不知远郡（忠州）何日到达，可喜的是全家同行并不感到孤单。

受王命差遣远赴万里之外的三峡，把全家人的生计都载在一叶扁舟之中。

巫山的夜晚下着沾湿了花枝的细雨，逆水行舟，沐浴春风春雨。

眼看巴东两岸红旗招展，鼓点数声，催船前行。

这首诗作于元和十四年（819年）三月。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因宰相武元衡被刺案，上书言事，得罪执政，被贬为江州司马，不久又移官忠州（今重庆市忠县）。诗人由江州赴任忠州刺史，途经三峡宿于巴东时作。

忠州在当时是偏僻的山区，生产落后，赋役繁重，人民生活相当困难。这次改受，表面看来是升迁，但忠州偏在远郡，实际上和流放没有多大差别。天涯沦落之感，苦闷忧伤之情并未完全消除。所以诗一开头就满腹惆怅，忧心忡忡地低吟出“不知远郡何时到”。这象口语一样的淡淡一句，不知包含了诗人多少忧伤的感情，细玩之，大有长路漫漫，命运何托，是祸是福，前途未卜的味道。这平平的起句，给后面开拓了广阔的意境。

但刺史的上任，和贬为司马的出行毕竟不同。从年底接诏，到次年三月启程，经过三个来月的准备，能够携同全家，特别是又有既是爱弟，又是文友的白行简与之同行，不乏天伦之乐趣，又可会文于舟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慰籍。所以接下去，一扫一切忧伤的情调，提出“犹喜全家此同去”，快慰之情，溢于言表。异峰突起，波澜顿生，如长风之出谷，似大海之扬波，泪泪滔滔，一泻千里，感情的大门一经打开，再也无法收拢。

“万里王程三峡外，百年生计一舟中”。“万里”极言其远，并非实指，万里迢迢的行程，现在已经到了三峡附近，全家的生命财产尽在舟中，这说明作者这次上任是充满喜悦心情的，是下决心要到忠州作出一番事业的，从“百年生计一舟中”可以看出大有“破釜沉舟”的气势，想在忠州大干一场，为忠州人民作一些力所能力的好事。

“巫山暮足沾花雨，陇水春多逆浪风。”此句直用杜甫“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风。”只改动了其中的两个字，意思并未改变。三峡幽美的景色，宜人的气候，已使人明显地有所领略，江风习习，春雨沙沙，一叶扁舟，出入江上，如置身缥缈的仙境，似荡漾迷茫的天际，怅惘忧伤的感情早已抛之九霄云外，轻松喜悦的感情便油然而生。

“两片红旗数声鼓，使君髅牒上已东”。船上红旗飘扬，鼓声阵阵，一派山摇地动的气势，立刻使人想到，这决不是一般平民百姓所能办得到的，也决不是被贬为江州司马时能够享受的待遇。“使君艛艓上巴东”既交代了太守出行的浩大场面，又表达了刚刚摆脱遭贬时屈辱无聊处境的快慰之情，同时也点明了“入峡次巴东”的题意，水到渠成，情景交融，天衣无缝。

全诗分为两部分：前四句叙事，交代全家携行是奉王命出任忠州刺史，现已行程过半，到了三峡之外；后四句写景兼抒情，写出三峡幽美的风光和对太守出行那种浩大场面的喜悦。三峡向来是骚人墨客不断歌颂的地方，诗人路过此地是不会轻易放过的。但这首诗并没有着意去写三峡的险和美，只选取了“沾花雨”和“逆浪风”，这些并非三峡的典型景色，作者之所以选取“雨”和“风”，特别是“逆浪”，看来是有所寓意的，他知道忠州是偏远贫庸的地方，是准备迎着风浪去大干一番事业的。

宋代·洪迈《容斋随笔》：杜子美诗“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风”，乐天“巫山暮足沾花雨，陇水春多逆浪风”，全用之。

清代·谭宗《近体秋阳》：晐而怆，下句浅语至境（“万里王程”联下）。

清代·爱新觉罗·弘历《唐宋诗醇》：量移涉险，非乐境也。中两联写舟行之苦，落句偏结得有气色。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生于河南新郑，其先太原（今属山西）人，后迁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长庆初年任杭州刺史，宝历初年任苏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书。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诗语言通俗，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和元稹并称“元白”，和刘禹锡并称“刘白”。有《白氏长庆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