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是指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集结13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反对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事件。

公车上书

拼音：gōng chē shàng shū

解释：公车：汉代负责接待臣民上书和征召的官署名，后也代指举人进京应试。原指入京请愿或上书言事，也特指入京会试的人上书言事。

出处：《史记·东方朔传》：“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

《汉书·张敞传》：“天子思敞攻效，使使者即家所在召敞。敞……即装随使者诣公车上书。”

例句：制台原是不得已之举，台民不甘臣日，～反抗，列名的千数百人。

用法：作宾语、定语；用于政事。

典出

《史记·滑稽列传》载：汉武帝时，齐地人东方朔喜欢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籍。他广泛地阅读了诸子百家的书，因此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他到长安后，到公车府那里给皇帝上书，共用了三千个木简。公车府派两个人一起来抬他的奏章，才勉强抬得起来。武帝花了两个月才读完东方朔的奏章，读完后龙心大悦，下令任命东方朔为郎官。

典义

汉制规定，吏民上书言事均由公车令接待。上书人多有因此而被大用者。指普通人向当权者上书言事。

其背景源于，在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败于日本。

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平考完会试，等待发榜。这时，《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和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根据传统的历史学教材所载：反对者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

虽然上书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康有为等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

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人，史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公车上书”中，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

一、下诏鼓天下之气；

二、迁都定天下之本；

三、练兵强天下之势；

四、变法成天下之治。

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宜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

虽然，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

200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茅海建先生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在此文中，茅海建通过对都察院档案的考察，指出“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并在最后厘清了“公车上书”这一概念，指出：“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对当时的政治生活并无影响。由此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并且对“公车上书”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