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书节，中国民间节日之一。康熙年间学者朱彝尊满腹经论，他在六月初六这天袒肚露胸晒太阳，谓之晒书。却被微服出巡的康熙看见，后经交谈和面试，封为翰林院检讨，负责撰修明史。此后，读书人都要在这一天晒诗书，晒字画，系成“晒书节”。

“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宋史艺文志》，中华书局，l977）。隋唐藏书虽在宋代以前称富，但官方的晒书之举却少见于史料。国家图书的掌管历来由秘书省负责，唐代至武则天“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秘书省）为麟台”（《唐会要秘书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从现有史料可知，晒书被官方重视的时代始于宋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曝书会”。而曝书会“依麟台故事”而举行（宋陈骏《南宋馆阁录》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那么由此上推，唐代应该有曝书之事。

有关宋代曝书会的情况，宋人的笔记中已有记载，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1云：“秘书省岁曝书则有会，号曰曝书会，侍从皆集，以爵为位叙。元丰中，鲁公为中书舍人，叔父文正公为给事中，时青琐班在紫微上，文正公谓馆阁曝书会，非朝廷燕设也，愿以兄弟为次，遂坐鲁公下。是后成故事，世以为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据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南宋陈骥《南宋馆阁录》和南宋逸名《南宋馆阁续录》等书记载，宋高宗绍兴、宋孝宗淳熙以及宋宁宗庆元年间都有“曝书会”这样的文化活动。综合起来看，宋代曝书会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其一，由掌管图书的秘书省主持，由临安府具体承办。其二，曝书会的时间多在七月五、六、七三日。但真正的晒书时间有时拖得很长，如绍兴十四年五月七日，用秘书郎张阐的建议：“本省年例人夏曝晒书籍，自五月一日为始，至七月一日止。”时间之长达两月之久。其三，每年拨给专款，金额从三百贯到一千贯不等。其四，参与者有身份限制，但一般都不会完全相同。如绍兴十三年（1143）要求侍从、台谏、正言以上及前馆职、贴职皆赴；而淳熙五年（1178）N要求侍从、给舍、台谏、正言以上及馆职、前馆职、帖职、寄职，赴坐者四十八人；淳熙十一年则有侍从、台谏、两省官、前馆职官并合预坐。其五，与会者的名单要刻石留念。由“两渐转运司计置碑石，刊予会者名衔”，秘书省所设房舍之“拜阁待班之所”，“内设金漆椅、桌四，外设青布缘荻帘。后有便道通史院，内藏绍兴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九年、三十年曝书会，乾道九年丞相齐国公群玉题名石刻在焉”（《南宋馆阁录省舍》）都是明证。其六，会期安排酒食宴会并有赏赐。如“国朝儒馆，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馆，曰史馆，曰集贤院，曰秘阁。……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至崇宁、政、宣以处大臣子弟姻戚，其滥及于钱谷文俗吏，士大夫不复贵重。然除此职者必诣馆下拜阁，乃具盛筵，邀见在三馆者宴集，秋日暴（曝）书宴皆得预席”（宋洪迈《容斋四笔卷第一三馆秘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18—619页）。绍兴二十九年闰六月的曝书会“早食五品，午会茶果，晚食七品。分送书籍《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秘阁》、《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其七，需要曝晒的内容很多，涉及图画、古器、琴砚等物，大致情况如下：“是日，秘阁下设方桌，列御书图画。东壁第一行古器，第二、第三行图画，第四行名贤墨迹，西壁亦如之；东南壁设祖宗御书，西南壁亦如之。御屏后设古器琴砚。道山尚堂并后轩、着庭皆设图画。开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分吏人守视。”从相关史料南宋多于北宋的事实来看，似乎南宋比北宋更重视晒书。何以如此？其中原因主要是南宋都城杭州地处东南，潮气很重，晒书在当地历来是一种习惯性的活动，官方亦然。

宋代如此，元代也同样有晒书之事。如元王士点撰《秘书监志》有相关的记载：“至元十五年（1278）五月十一日，秘书监照得：本监应有书画图籍等物，须要依时正官监视，子（仔）细点检曝晒，不致虫伤渑变损坏外，据回回文书就便北台内，令鄂都玛勒一同检觑曝晒。”（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代时官方藏书的管理至呈松弛之势。弘治、正德时，皇室的藏书已到了“阁臣词臣，俱无人问及，渐以散佚”的境地，对此清代学者朱彝尊曾指出：“考唐宋元藏书咸极其慎重，献书有赉，储书有库，勘书有员，曝书有会。至明以百万卷秘书，顾责之典籍一官守视，其人皆赀生，不知爱重……百年之后无完书矣。迄万历乙巳……校理遗籍，惟地志仅存，经典散失，寥寥无几……有识者惟有抚卷浩叹而已。”（《经义考》卷294，《万历重编内阁书目》按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实明代不少有识之士注意到这一严重现象，提出了搜集图书和整理藏书的建议，如弘治年间大学士邱溶一再呼吁恢复宋代仲夏曝书之例，以便保存好图书。邱溶的上疏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明孝宗也表示赞同，可惜最后并未付诸实施。这恐怕也是导致明代图书散佚的因素之一。

清代入关以前建都盛京（今沈阳），入关迁都北京后，盛京作为陪都仍然藏有许多典籍，晾晒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沿用：“盛京内务府尊藏典训、宗器，二百馀年，宝守维谨，屡有增加。……敬典阁上层供奉九代圣容，凡九箱；《行乐图》四箱，每岁春秋二分由陪京大臣恭晾。”（清钟琦《皇朝琐屑录》卷4，《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27册，巴蜀书社，2000，363页）文渊阁是明清时期官府重要的藏书之所，其中藏书的管理相对来说比较完善。清代特设文渊阁职，大致相当于前代的秘书省，其中有文渊阁直阁事，共有满汉六人，是具体事务的负责人：“掌典守厘辑之事，以时与校理轮番入直。凡春秋曝书则董率而经理之。”（《历代职官表》卷2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代前期官府藏书制度健全、管理到位，为当时蓬勃兴旺的图书编纂事业带来了极为良好的先决条件。

文渊阁的藏书管理到清代中期及以后则大不如前，尽管晒书制度犹存，但晒书之日往往就是图书被盗之时，“清初武英殿版书籍，精妙迈前代。版片皆存贮殿旁空屋中，积年既欠，不常印刷，遂为人盗卖无数。……文渊阁每年伏日例日晒书一次，十馀日而毕。直阁学士并不亲自监视，委之供事下役等，故每晒一次，必盗一次。亦有学士自盗者，惟所盗皆零本，若大部数十本者，不能盗也。究其弊，皆以国为私之病。不公诸民而私诸官，不知官流转无定者也，民则土著占籍累世不迁者也。观东西洋各国博物院藏书楼等，皆地方绅士管理之，不经官吏之手，故保存永久焉”（坐观老人《武英殿版之遭劫》，《清代野记》卷中，巴蜀书社，1988，102页）。原本通过晒书来进行维护的善本书籍，却被某些“以国为私”的官吏、学士趁机盗取，从而会导致图书的散佚。由此看来．晒书存在利和弊，其根源不在于晒书制度，而是在于晒书之人。

关于晒书，《西游记》第一百回里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僧师徒被通天河的老鼋幌落入水，上岸又避过风、雾、雷、电的劫扰后，发现经包已湿，于是“太阳高照，却移经于高崖上，开包晒晾”，然而“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经沾住了几卷，遂将经尾沾破了。所以至今本行经不全，晒经石上犹有字迹”。向阳的高崖成了“晒经石”，民间类似这样的传说和地方还有不少。只是，在大石上晒书，若石面粗糙不平，也往往会损伤图书。所以，晒书不能将图书胡乱堆放，应讲究一定的方法。

唐代陆龟蒙晒书有“晒书床”，他在《袭美以公斋小宴见招因代书寄之》诗中写道：“早云才破漏春阳，野客晨兴喜又忙。自与酌量煎药水，别教安置晒书床。”（《全唐诗》卷624，中华书局，1960）这个“晒书床”到底形制如何，已不得而知，但结合图书的特殊性来看，应该是颇为讲究的，它大致就是一种木制支架或木台，晒书时将图书等置放于上。

宋司马光也颇谙晒书之法。司马光于熙宁四年（1071）居洛，六年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辟以为园。其中为堂，聚书出五千卷，命之日读书堂（司马光《传家集》卷71、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费衮在《司马温公读书法》一文写道：“司马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馀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常谓其子公休曰：‘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案几于当日所侧群书于上，以曝其脑。”’由此司马温公的书保存得很好，“年月虽深，终不损动”（《梁溪漫志》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而清代江苏藏书家孙庆增在《上善堂藏书记要曝书》中的晒书之法尤为详实：“曝书须在伏天，照柜数目挨柜晒，一柜一日。晒书用板四块，二尺阔，一丈五六尺长，高凳搁起，放日中，将书脑放上，两面翻晒。不用收起，连板台风口凉透，方可上楼。遇雨，台板连书入屋内，阁起最便。摊书板上，须要早凉。恐汗手拿书，沾有痕迹。收放人柜亦然。人柜亦须早，照柜门书单点进，不致错混。倘有该装订之书，即记出书名，以便检点收拾。曝书秋初亦可。汉唐时有曝书会，后有继其事者。余每慕之，而更望同志者效法前人也。”（见《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526页）晒书之法如此谨细，惜书之情如此真诚，着实令人钦佩。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藏书条件不断改善，藏书技术不断提高，晒书（曝书）这一古老传统在现代社会渐趋消失。不过古人的晒书之举足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现今看到一些人无意或有意地损毁图书之举，不禁让人想起宋代大哲学家邵雍所言：“虫蠢书害少，人蠧书害多。虫蠹曝已去，人蠹当如何?”（《曝书吟》，《击壤集》卷1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邵雍看来，虫蠹对于图书的损害比人为造成的毁损要小。但愿我们能从历史上的晒书之举中激发出更多的爱书之情，不再成为损毁图书的“人蠹”。

1、康熙年间，著名学者朱彝尊满腹经，他在六月初六这天袒肚露胸晒太阳，谓之晒书。被微服出巡的康熙看见，后经交谈和面试，封为翰林院检讨，负责撰修明史。此后,读书人都要在这一天晒诗书，晒字画，就叫作“晒书节”。这是晒书节的一种说法。

2、在电视剧《李卫当官》中，人四月四日晒书的事儿，就是把四月四日当作晒书节。

3、清人潘平隽在《六月六日晒书诗》中写道：“三伏乘朝爽，闲庭散旧编。如游千载上，与结半生缘。读喜年非耋，题惊岁又迁。呼儿勤检点，家世只青毡。”我们看到了读书世家（“青毡”），长辈领着子女晒书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

4、据史料记载在汉时农历七月七，如果阳光明媚，人们便会拿出自己的藏书进行翻晒，防止虫蛀，七月七这一天也约定俗成地成为了“晒书节”。且据“郝隆七月七日出谷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世说新语·排调》）可见古人是七月七日才晒书的。也有人把这个故事转嫁到李时珍、郑板桥身上。如说李时珍一生喜爱读书，注重实践，医术高超，救死扶伤尊为“医中之圣”。他的家乡有一名庸医，虽不学无术，却常常假装斯文，购买了许多医书，以此来炫耀自己。有一年梅雨季节刚过，庸医命家人将藏书统统搬到院子里晒。他在院子里踱着方步，看着摊开满满一院子的各种古典医书，洋洋得意，趾高气扬此情此景正巧被路过的李时珍碰见，一向待人宽厚、不露锋芒的李时珍，一时兴起，便解开衣襟，靠在庸医院子里的靠椅上，袒胸露腹，晒起了太阳。庸医一见，莫名其妙，惊奇地问道：“您这是做什么？”李时珍说：“我也是在晒书呵。”庸医问：“先生的书在哪里呀?”李时珍拍拍自己的肚皮，一本正经地说：“我的书都装在肚子里了。庸医听后，知道李时珍是在告诚自己不能因为有钱藏书面目空一切，惭愧地满脸通红且有所悔悟地说：“对!对!对！腹有诗书气自华!腹有诗书气自华!”

5、晒书节源于晒龙袍。也叫名曰“晒伏”。谚语云：“六月六，家家晒红绿”；“六月六，家家晒龙袍”。为什么将晒衣物称之为晒龙袍呢？在扬州有这样一个传说：清朝的乾隆皇帝在扬州的巡行路上遭逢大雨，淋湿了外衣，又不便借百姓的衣服替换，只好等天晴后将外衣晒干，这一天正好是六月六日，故而有晒龙袍之说，扬州也就有了“龙衣庵”这个地名。

6、六月六日，也是佛寺的一个节日，叫做翻经节。传说：唐玄奘西天取经归来，不慎将经书掉落海中，捞起来晒干方得保存，因此佛寺便在这一天翻检曝晒寺中所藏的经书。在古代的苏州，一些信佛的妇女，每年此日便到寺庙中去翻经念佛，说是翻经十次，来生可转作男身。有《西游记》为证，但传说应该早于《西游记》成书时代。

7、有学者考证，最早的六月六日，名叫天贶（读“况”）节，贶，是赐赠的意思。此节起源于宋代。宋真宗赵恒是一个非常迷信神仙的皇帝，有一年的六月六日，他声称上天赐予他一部天书，并要天下的百姓相信他的胡言，乃钦定这天为天贶节。他还在泰山脚下的岱庙建造了一座恢宏的殿堂，名之为天贶殿。但此节毕竟行之不远，逐渐泯灭了，代之而起的是“晒伏”。讲究实用的老百姓，利用这一天的好太阳，晒衣服被褥，晒书籍字画；甚至有些地方还给家养的猫狗洗澡，戏之为“六月六，猫儿狗儿同洗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