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阴阳家是中国先秦、汉初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兵家四大流派之一。

《孙子兵法》传入日本后一直作为朝廷与兵家的“密笈”不向外传。长期以来，中国兵法在日本被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所笼罩，当时流传的只有中国的兵阴阳家兵书，其日译本书名为《训阅集》共120卷。

孙武、孙膑、张良、范增、李广利、张角、诸葛亮、李傕、司马懿、沮授...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将军师，都属于兵阴阳家。

汉代是中国军事著作创作高峰之一，汉初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共得兵书182种，“定著三十五家”；至东汉初，《汉书·艺文志》收录兵书53家，790篇，另有12家，451篇或省去，或入他类。兵阴阳家著作随之大量出现。《汉志》著录兵阴阳家13种，数量似乎不多，但这不仅没有包括东汉时期的著作，而且可以肯定只是此前同类著作的一部分，因为考古发现的多种此类文献并不在其中。以最重要的几次发现为例：湖南长沙马王堆、山东临沂银雀山和安徽阜阳擂鼓墩汉墓出土术数文献都在10余种以上，其中可归入兵阴阳家者有：马王堆《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刑德》（甲乙丙三种）、《辟兵图》、《阴阳五行》（甲乙两种）; 银雀山《地典》、《雄牝城》、《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及拟题《占书》中的若干种[5]; 擂鼓墩《五星》、《星占》、《刑德》（甲乙两种）。仅这几项，合计已在16种以上。这还未包括汉代源源不断涌现的各种虽非兵阴阳的专门著作，但同样包含有大量兵阴阳内容的术数文献。以堪称汉代星占大全的《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为例，其所述大部属于军占。据统计，《天官书》的星占学内容共有 321款，其分布为：

用兵 142 44.2%

年成丰欠 49 15.3%

凶或有忧 22 6.9%

丧 19 5.9%

国利、昌、得天下 17 5.3%

王者恶之或有忧 15 4.7%

其他（土地得失、内乱、盗贼等） 57 17.8%

引自江晓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当时较重要的术数形式有：

卜筮。卜筮，是中国古代最古老、最重要又最为人们熟悉的占卜术。《史记·龟策列传》：“王者发军行将，必钻龟庙堂之上，以决吉凶”。汉代各种新方术和兵阴阳家大兴，但卜筮仍然是基本的战争术数之一。《龟策列传》载汉武帝“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这并非武帝朝的特殊现象，而是两汉之通状。

天文云气占。这也是古老的军事占候之术。《淮南子·兵略训》：“明于星辰日月之运，刑德奇賌之数，背乡左右之便，此战之助也。” “明于奇正賌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候星，龟策讥祥，此善为天道者也。”《汉志》著录和考古发现此类文献最多，而从《天官书》、《天文志》和简牍帛书资料中，不难发现战国秦汉时期各种天象、云气的记录和分类比春秋复杂细致的多，不仅涉及日月、五大行星、北斗和众多恒星及气象现象，占断也极为广泛繁杂。如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占》仅慧星就有29个图形和18个名称，云气则有200多种，每个图形之下均有吉凶占文且绝大多数与军事有关。

式占。式占的起源可能很早，《周礼》中就有“大师，太师抱天时以从”的记载。“天时”即式盘。但式法的广泛流行，是西汉以来的事情。目前汉代式盘实物已发现7件以上[11 ]，王莽在覆灭前模仿式盘制作威斗，是治史者熟知的。式占稍后分化为太一、六壬、雷公等式，直到宋代仍在流行，是军术操作的基本形式之一。在式占基础上生出的奇门遁甲术，向被视为兵阴阳家的看家本领。

风角。候风术的出现不晚于商代，其演变为系统的风角预测术并用于军事，则不迟于春秋而活跃于汉，名家辈出。汉代兵阴阳家的风角言，《天官书》和《天文志》有专门论述，《汉志》“兵阴阳家”著录有《师旷》8篇，“五行”有《五音奇赅用兵》、《五音奇赅刑德》，银雀山汉简有《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司马迁著《史记》，其兵书即《律书》[12]，充分表明了其军事上的重要地位。风角和奇门遁甲一样，也被后世的术数家十分看重。

象占。根据自然界的种种奇异罕见现象推断人事，即象占（也可称作杂占）。战国以前，象占之事已多，但汉代有质的飞跃。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灾异学说自西汉中期盛行起来后，形成中国两千多年讲究灾异的传统，其集大成之代表作，为刘向《洪范五行传》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汉书·五行志》。从此，几乎一切少见的自然现象如日月食、水旱、地震、蝗灾、动植物异常乃至于特殊的人类生理、病理现象和民俗、谣谚等，都在阴阳五行的框架下被赋于特殊意义，并被郑重记录和向皇帝报告。灾异说导致象占在政治、军事活动中更加流行，《汉书·五行志》搜集事例甚多。

择吉。几乎所有术数都有择吉功能，这里仅指较专门的时日选择之术如建除、刑德、孤虚等。“汉以下，则其说愈多，其法愈凿，” [13]“时日之书，众多非一”[14 ]，所以才会出现武帝娶妇，“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15]这样近乎喜剧性的场面。汉代兵事择吉而动，一如前代，《龟策列传》所谓“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即是。刘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16]，就是一个典型的史证。

图谶：西汉后期以来谶纬大兴，作为一种术数形式，它虽与兵阴阳学说不是一回事，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本以预测政治变动为主要功能的图籍，常有兵阴阳文字侧身其间，而且事实上汉代人确实每每运用谶书惑众起兵和决断军事，如刘扬等“造作谶记”起兵，光武帝以“赤伏符”称帝鄗城，公孙瓒以谶谣迁守易城，等等 [17 ]。

祭禳祝咒。先秦时期，军事祭祀和禳祷之法已经极为发达。汉代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有新的发展：一是专门的军神祭祷的确立。秦代以蚩尤为军神 “兵主”，立祠长安[19]; 高祖起兵，“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旗鼓，帜皆赤”[20]。汉兴，蚩尤亦成为一代军神。汉武帝时又加太一神为出兵祭祀对象，“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天一三星，为泰一锋，名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21]二是禳祷诅咒之术更形发达。作为统一帝国，汉王朝有意识地将各地方士巫师集中于长安，形形色色的地方术数融会交流，并被运用国之大事中[22]。如武帝时对匈奴作战，使用群巫大肆施行“诅军术”，以对抗对方的同类术数。马王堆所出“辟兵图”，尚保留了不少辟兵咒语。

厌胜。厌胜是用巫术手段祛祸趋福或致祸于人的术数形式。汉代政争中巫蛊厌胜风气之烈，人所熟知，而其时在军事上命将取名、占候不利和战争激烈之时，同样经常用及。如灵帝中平五年，“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帝欲厌之，乃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

道教。众所周知，汉代是中国道教起源和形成时期。道教在民间巫术和方士方术基础上，创造出一套科仪和符录法术，而这些东西，到东汉就很快被运用或影响到军事中来，如：

《后汉书》注引《江表传》：于吉在吴会立精舍，烧香传教，“助军作福，医护将士，”江东将士多拜之。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术，常有道人女巫歌讴击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厌胜之具无所不为。”

《太平御览》卷337引曹操《掩获宋金生表》：“河内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诸屯皆云鹿角不须守，吾使狗为汝守。不从其令者，即夜闻有军兵声。明日视屯下，但见虎迹。”曹命将掩捉，俘虏甚多。

《后汉书·臧洪传》：黄巾起，青州刺史焦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 祷群神。又恐贼乘冻而过，命多做陷兵丸以投于河，众遂溃散，和亦病卒。”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魏书》：卓将牛辅胆怯恐惧，“常把辟兵符，以斧质致其旁，欲以自强。”

《资治通鉴》卷210，献帝建安十五年：张津为交州刺史，“好鬼神，常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道书，云可以助化，为其将区景所杀。”

汉代大量涌现的“妖贼”，更是以道教为号召和战斗手段（详下）。

道教是宗教，与兵阴阳家也不属于同一范畴，然而道教“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18]，运用道术从事战争活动，事实上也颇合《汉志》界定的兵阴阳家的主要特征。所以，道教也可以视为兵阴阳家的一种特殊发展和表现形式。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有《苌弘》15篇，今佚。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兵家》谓：“阴阳、技巧之书，今已尽亡。权谋、形势之书，亦所存无几。大约兵阴阳家言，当有关天时，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然今古异宜，故不传于后。兵形势之言，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故其存在，仍多后人所能解。至兵权谋，则专论用兵之理，凡无今古之异。兵家言之可考见古代学术思想者，断推此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