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贡泉（1882年～1967年8月），字育堂，号醴亭，1882年出生于山西汾阳一个农村教师家庭。从小学习成绩优秀，1904年被山西大学堂录取，1905年被官府送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学习法律。他在日本留学7年，因为在班上名列前茅，所以小有名气。1912年，当局因辛亥革命停发留日官费，冀贡泉拒绝接受日本政府的资助而中断学习回国。回国后，冀贡泉曾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工作，趁公务之便，在日本又把明治大学法律系的课程学完，获得法律学士学位。后来，冀贡泉被山西军阀阎锡山聘为法律顾问，并历任山西司法和教育厅厅长。194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1949年后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主任。1955年后任山西省第二、三届政协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8月，冀贡泉病逝于北京北池子寓所，终年85岁。

冀贡泉，字育堂，山西汾阳人。生于1882年，是清朝末年秀才。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学制，他考入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前身），1905年又留学日本攻读法律，并参加同盟会革命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辍学回国，担任了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主事。不久又因公再度赴日，完成剩余学业，获得了明治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13年，他回国后即应邀返回山西，先后担任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山西大学教授兼法科学长、山西省司法厅厅长和教育厅厅长等职。在此期间，他除了致力于教学和公务外，还勤于笔耕，先后出版了《法律学讲义》《伦理学》《法理学》《法学通论》《法律哲理》《中外条约述要》《山西实行三民主义》《五权政治大纲案》等著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因为与阎锡山政见相左，便离开山西，南下武汉。国民政府邀请他担任司法部副部长，他没有就任，却在汉口挂牌当了律师。不久，武汉会战开始，他又随长子冀朝鼎去了美国。

抗日战争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对海外华侨产生了极大影响。冀贡泉来到美国之日，正是爱国侨胞抗日救国运动高涨之时。为了进一步团结爱国侨胞，支援国内抗日战争，他出任纽约中文报纸《华侨日报》总编辑，希望为国家、民族贡献一点力量。《华侨日报》创刊之后不久，冀朝鼎即离美回国。回国后他担任过平淮基金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职。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英文）《中国战时的经济发展》等。前者曾被国际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誉为“可能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全国解放后，他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兼计划局局长、政务院外资企业局局长、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冀贡泉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国的。回国后先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曾参与《新婚姻法》的起草和释放日本战俘的工作。随后，他再度返回家乡山西，担任山西省文教委员会主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8月,冀贡泉病逝于北京北池子寓所，终年85岁。

儿子冀朝鼎、冀朝铸，三人合称“冀氏三杰”。小女儿冀青，1950年回国，从华侨补习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1969年，经人介绍同一个煤矿工人出身的干部结婚。

冀朝鼎（1903-1963年），字筱泉，山西汾阳人。早年入清华学校学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4年留学美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曾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9年在美国美共中央中国局工作。1941年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冀朝鼎历任中国国际贸促会副主席、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银行副董事长等职。

冀朝铸（1929-2020年），1929年7月30日出生。1949年春参加革命工作，195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9月起先后任外交部办公厅科员、副科长、副主任。1973年4月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参赞，1975年4月起历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美大司副司长，1982年3月任中国驻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1985年8月起历任中国驻斐济大使兼驻基里巴斯、瓦努阿图大使，中国驻英国大使。1991年3月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96年12月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兼职副主席，1997年1月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2005年2月离休。2020年4月2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冀贡泉第三任太太是张陶然，1903年生，也是汾阳人，结婚时才十六岁，而冀贡泉当时已经是年近不惑。婚后，张陶然与冀贡泉育有三男一女。

从1913年至1937年，冀贡泉在山西从事法学教育和司法工作长达25年。他于1912年辞去教育部主事之职，应邀回家乡担任山西省法政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协助校长管理校务。学校开始招收有国文根底的学生入校，增设讲习科学班一个班级，争取办学经费万余元。次年，冀贡泉开始全面执掌校政，为扩大教学规模，又增设一班，面向偏远县区学生，将讲习科学班改为别科班，提升教学层次。在校学生达到1230人，班级11个，老师34名。新建一座二层楼，将学校扩建为“大教室计十一处，小教室二处，学生自修室、寝室上下楼房各十斋，图书馆、体育部、体操场各一处”。1914年8月，山西商业专门学校并入法政专门学校，冀贡泉调任山西大学法科学长。四年后，又兼任校长，整顿校规，健全人事，增添设备，添加图书，使学校获得快速发展。山西省法政专门学校后于1934年并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存在27年，为本省乃至全国培养了数千名法律专门人才。

冀贡泉从1914年出任山西大学法科学长，到1932年离职，执掌法学院18年。任职内，无论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办学规模，还是扩充师资力量、完善课程设置，他都倾注了极大心血。在师资力量方面，他为学校延揽了一批海外留学人员从事教学，如张端、陈受中、梅汝璈等人，都是日本、美国著名大学毕业生，后来成为法律界栋梁。张端曾担任山西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省议会副议长；陈受中担任过山西省咨议局副局长、省议会临时副议长、督军府高级参议；梅汝璈担任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冀贡泉还重视学生实践和学术交流活动，他组织学生成立审判实习社、社会科学研究会、学艺刊社等学术团体，定期出版刊物；也十分重视学生道德的培养，常对学生作精神讲话，传授为人处事之道。为促进学生国文学习，他规定每月考试一次，并榜示优劣，当时的《山西日报》还给予了报道，反响强烈。在繁忙教学管理的同时，冀贡泉还要亲自给学生们上课，讲授国际法、罗马法、民法总则、中外条约等课程。同时著有《伦理学》《法学通论》《法律哲理》《中外条约述要》等，翻译有《罗斯福总统言论集》等作品。他常说“师道立，则善人多”，身体力行教学的真谛，用二十多年时间为山西省法学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山西大学法学教育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193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法国危在旦夕，中国共产党将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所属印刷机器和工作人员全部迁往美国，与《先锋报》合并，改名《救国日报》。1940年，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更广泛地团结爱国华侨支持抗战，《救国日报》进行了扩充改组，并改名为《华侨日报》。《华侨日报》除总编辑冀贡泉外，其他主要负责人如社长唐明照、副刊主笔梅参天、会计流通部负责人张希先（唐的妻子）等也都是中共党员。所以这份报纸的性质和政治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在冀贡泉的主持下，《华侨日报》一方面开辟专栏，聘请法律顾问，为保护旅美华工的合法权益大造舆论:一方面运用消息、社评、专论等形式，编发《解放日报》以及美国《工人日报》《工人周刊》《亚美杂志》《新华日报》《等报刊的文章。其中，有关“皖南事变”的真相、斯诺等国际友人对陕甘宁边区的描述以及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和苏联的情况，该报均及时予以报道，使旅美华侨能够进一步了解到共产党八路军抗战的情况和国内外有关形势的发展。为此，该报订户由原来的500左右猛增到900多户，这对于在侨界募集抗日资金《华侨日报》还配合当地的华侨青年支援国内抗战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救国团、抗日救国后援会等进步组织，利用训练班、合唱队、集会游行等活动，令“华侨青年趋之若鹜”，也使企图在美国立足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相形见绌”。难怪国民党在当时的一份秘密报告中曾不无忧虑地说: “中共在美收揽青年之得手，似有显著之成效”。与国民党在华侨中的影响相比，中国共产党也“似占优势”。而这种优势的形成，显然与冀贡泉等人的努力有关。

智效民：我的父亲智力展自1949年以后一直在山西省政协工作。当时山西省政协在皇华馆5号，这里原来是阳曲县衙门，门前有两棵大槐树，还有一对石狮子。宿舍区在办公区的东面，是一连串独立的院子。我们家和两位副秘书长住在二堂，冀贡泉住在三堂。在我看来，这个院子里的人都特别好，一个个慈眉善目，经历非凡，对革命有功，各显风流。冀老总是穿一身不大合体的藏蓝色呢料中山装，显得比较低调。这可能与他是教授出身有关。冀老的夫人是知识女性。当时机关食堂分大灶和小灶，冀老夫妇自己不做饭，每天在食堂吃小灶。我中午放学回家，经常看到冀老留着银白色的长须，即便吃饭也是浑身儒雅。这时，冀夫人总是坐在他的身旁，一边细嚼慢咽，一边窃窃私语。那种“老来伴”的幸福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