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心理学，是研究战争中人的心理活动及其对军事行为影响的学科。现代高科技战争急需一大批心理素质过硬的军事指战员，以便在军事心理战的条件下，打赢战争，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军事心理学（Military Psychology）是指心理学的原理及方法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军事心理学家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和研究过程与其他分支心理学所涉及的内容并无太大的差异，其差异仅仅在于该研究是在军事环境中对军事对象实施的。因此，它也含有传统心理学研究的一些领域，主要有人事心理学（有关人事上的选拔、分类、任命），学习心理学（训练等），实验心理学，人的因素研究，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及组织心理学等。根据兵种的特点，军事心理学又可分为航天与航空心理学和航海心理学。航空与航天心理学除研究一般军事活动的心理规律外，还研究宇航员的意志和品德的培训，在失重、超重条件下的心理变化及适应能力等 ；航海心理学则要研究在长期离开陆地情况下的心理变化，海上战斗和舰艇操纵中的特有心理学问题。世界各国的军事心理学研究都属于保密的范围，只有在失去军事价值的时候，才能够公开发表。

军事心理学是从普通心理学中分化和发展起来的。J.E.乌兰纳（1977）认为，其分化始于1917年4月6日美国心理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当时由于美国已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鉴于当时的形势，与会的一些实验心理学家提出了心理学如何为国防服务的问题。历史上将这次会议及讨论视作军事心理学研究的开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设有军事心理研究所。一般说来，该类机构中除了聘用专职的军职心理学工作者外，还雇佣一些兼职的非军职心理学工作者。 军事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有测试、训练、实验、人的因素、临床社会心理学、组织心理学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对大量征用兵进行迅速分类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团体测试的模式开始发展起来。一次大战后，当甲种军队测验（文化程度的分类测试）和乙种军队测验（用于文盲及非英语征用兵的测试）运用于非军事领域时，便成为团体智力测试的样板。该类测试促进了20年代团体测验运动的发展，而且作为一种测试模式流传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早期的甲种军队测验为军队普通分类测验（AGCT）所替代。同时，针对许多特殊需要编制了一些特殊的测验。如飞行员、轰炸员、无线电操作人员等的选拔测验。当时的“对策研究办公室”（OSS）还编制了一套应用于选拔各类操作人员的操作、定位测验，该测验与普通的纸、笔测验过程相反，是现代主要评估测验的前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及其他国家对军队测验的研究并未中断。在美国，军队资格测验（AFQT）替代了先前的军队普通分类测验（AGCT），1976年颁布的军队职业能力倾向测验系统中含有AFQT测验。另外还运和用计算机实施具有针对性的能力测验，在该测验过程中，被试只要选择做与知身能力水平相应的那部分内容，而不必像在通常的测验过程中，需完成所有的测验内容。在军事工作中，除了研究心理倾向及兴趣测验外，还必须研究军事工作所需要的各种人体能力特点。在有些特殊的军事工作中，机体的活动能力是首要的，所以，当入伍申请者的队伍中出现女性时，有关体力需要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训练与测验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训练是战备系统的主要工作。美国拥有的军事教育及军事训练体制是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而且，在世界各国，训练的职能及作用在军事机械和军事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军事心理学工作者都十分重视对各种训练计划进行评估和发展。

训练的内容是广泛的，包含着各种特殊的军事工作需要，例如炊事员及医务人员的训练，通过模拟战争中的实际环境来学习掌握如何在“野外”发挥各自的职能，或通过各种设备及情境（如飞机或战争决策的制定）来模拟训练，传授各种技能。在此意义上说，现已将以往的课堂讲授演变成了操作、感觉训练。而这一变化是与操作性的发展相一致的。

人为因素是指人与机器、任务、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人的因素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促进人的操作、训练效率，增强安全，改善人-机关系等等。在军事领域中，该方面的研究最初体现在飞机座舱、控制台、操作仪及显示仪的设计上。在这些众多的关系中，研究的最终结果成了整个工作系统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要设计出高效的训练及操作设备系统，需要有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该过程中基础性的研究包括：人由于听觉、视觉紧张而引起的生理反应等等。目前，在该领域中计算机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飞机、武器及信息系统的研究方面尤为突出。

与选材、训练、人-机关系这些传统的研究项目相比，军事临床心理学家的研究内容与普通的临床心理学家没什么差异。他们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心理诊断，个体、群体的行为矫正，军事人员的行为评估，特殊工种的个体评估，军事教学及有关的操作研究等。除此之外，军事心理学家还与行为矫正学家及神经学专家进行密切的合作，研究如何对付紧张等特殊的临床问题。军事临床心理学家的工作还包括负责病人的管理、心理卫生等。

有关军事群体心理的研究，特别是战场上的群体心理的反应，已有很多。其中S.A.斯托弗和R.利特尔的研究表明，战争中士兵与其所处的团体（一起工作和战斗的小集体）的关系被认为是一种决定士兵对战争危险及艰苦的忍受性的重要因素。而且大量文献已证明了这一点，只要这种关系是坚定、稳固的，那么即使面对不利的战斗条件，这种“内聚力”仍能发挥其作用，即促使团体顽强战斗。研究还表明，战争中因求胜心切而采取的有些战略往往是欲速而不达，甚至有时是适得其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饱和轰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战后的调查表明，战争中对德国及日本的饱和轰炸并没有达到摧毁国民精神及抵抗意志，相反却增强了这种精神及抗拒力，从而延长了战争。

其他还有许多研究涉及的是思想改造、审讯和感觉剥夺过程等问题。这些问题起源于越南战争、朝鲜战争的一些特殊情况，有关研究主要是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一些研究者完成的。这些调查报告出现在P.沃森的《心理战》一书中，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一些严格封闭条件下的心理反应效果的分析，如E.冈德森在《潜艇工作概述》一书中对潜艇工作的研究；还有一些是关于战争中家庭问题的研究，主要有由于航期而造成的家庭成员分离的心理效应问题，家庭关系对延长服役期的态度的影响问题。还有一些军事心理学家对少数民族与妇女入伍的问题颇感兴趣。

在军事心理学中，军事心理学家们对领导问题的研究一直很感兴趣。过去的研究焦点主要是放在领导者的挑选、培养和评估上，目前对该方面的研究已从过去的问题发展到对环境和组织因素的研究，而且组织发展（OD）技术已在美国军队中开始应用，它的目的在于加强组织效率。这与非军事领域对该技术的使用要求是一样的。现在美军陆、海、空三军的组织发展规划中均有这一技术参与。组织发展技术参与的重要目的在于提高效率及生产，并改善生活。它的效果在拥有大量非军事专职工作人员的军队组织中尤为明显。

由于二次大战中的信息交流研究表明了军事心理对军事决策的制定的重要影响，所以，现在在军事决策中都很重视军事心理的研究，这在C.I.霍夫兰德、A.A.拉姆戴恩及F.D.谢菲尔德合著的《公众交流》中也有论述。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在信息、方向及教学程序方面为战争决策的制订提供的是概括性的数据和依据。同时，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计算机的应用，使军事决策的研究也进入了现代化的阶段，纳入了计算机的信息系统。可以相信，这会使军事决策得到更准确的依据，从而获得更有价值的决断。